材料一：文艺复兴中人们重视人的价值、重视现世的生活以及反对“权威”的精神，都在当时人中间唤起了对于天主教会及其神学的怀疑及反感。文艺复兴运动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中有的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泰斗，有的被誉为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林涛《浅议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
材料二：西欧的宗教改革家认为，人只有靠信仰才能得救，不需要教会的繁琐仪式，信徒得救与否全凭信仰，只有信仰上帝和行善才能进入天堂，以此来否定天主教的等级观念和教皇统治人民的权力.
材料三：（启蒙运动）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天主教会及其神学”遭到“怀疑及反感”的原因。
（2）材料一，二在体现人文主义方面的共同点是什么？材料二与材料一相比，在人文主义体现形式上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
材料 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年——178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平民出身的他先后在朗格勒和巴黎的耶稣会学校读书。他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没有接受舅父的神甫职务。1746年出版的《哲学思想录》被法院查禁，后来又因反对宗教的言论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决心通过对《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掀起一场人类精神上的革命。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极为广泛，其中有文学家、医师、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几乎包括各个知识领域具有先进思想的一切杰出的代表人物。
《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从1751年开始，至1772年完成，历时二十年。期间曾两度遭到当局勒令中辍，有的人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流亡国外，狄德罗坚持工作，直到该书完成。
——摘编自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狄德罗的主要贡献。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狄德罗做出贡献的条件。
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看待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
材料一 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之后，特别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敏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各地的信息资料带回了欧洲，使西方人了解到不仅欧洲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地球上其他民族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种种神学，以此为开端的科学革命乃至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伏尔泰提出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从而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伏尔泰的史学观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儿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唯理主义。伏尔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并使理性主义成为他的文化史观萌生的哲学基础。此外，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进一步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勾勒了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图景。
——摘编自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和伏尔泰史学思想的相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出现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顾炎武和伏尔泰对史学的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这卷书中，我经常流露出我所考察的事物对我思想的影响··..··每个读者也都可以从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并匡正我的判断；用心思考的人，总是会启发别人思考的。”这是伏尔泰（1694-1778）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文译为《风俗论》）开端所阐述的观点。这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著作，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独具创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仅在1756-1768年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就再版过16次。此外，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他在该书中指出，史学家的任务应是致力于叙述值得注意的各个时代······这些均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
材料二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地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代表作，其记载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三十余卷中大多内容衔接紧密，主题明确，可以独立分为一类。而这一体例既充分利用了札记的灵活多变，又体现了典制体史书的专门严谨。对于此书编纂的宗旨，顾炎武多次自言著述“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在治史方法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想家认为史家的任务就是要“述往事，勖来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史学要“引古筹今”“鉴往训今”，史家要博古通今，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庞卓恒等《史学概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伏尔泰和顾炎武作为史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伏尔泰和顾炎武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材料一：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法家、阴阳家、黄老等各家思想，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其提出：“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建议城汉武帝采纳，当汉武帝意识到儒学经典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意义之后，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更强化了两汉历任皇帝“好儒尊经”的政学之风，并开始了儒学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制度化之路。汉代博士制度、官学制度、选官及考核制度便奠定了儒学核心价值树观的主导地位。“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统治者修订了侧重道德的官吏考核和奖励制度，维护了君主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
———摘编自杨汉民《汉代官制与儒学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材料二：从18世纪后期起，伏尔泰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他特别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房间里常年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反对君主专制，希望有一位开明君主，因此，儒家的“民为贵，君为轻”被他当作武器来攻击封建君主专制。伏尔泰推崇孔子的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求影响别人。……伏尔泰是从中国古老文化中为法国启蒙精神汲取营养。
——《儒家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期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李大钊，主张“打倒孔家店”，但他并不是全盘否定孔子，他反对的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塑造成“专制政治之灵魂”。李大钊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在他看来，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能够融会注重物质的西方文明，“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对中华文化发展前途表现出极大的自信。
——摘自《李大钊全集》第1、2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并分析这一时期儒学成为正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伏尔泰推崇儒家思想的原因。
(3)依据材料三，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
材料一 苏格拉底教人们照顾自己的心灵“认识你自己”，通过心灵去倾听神之声，去接照善的目的行事。他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智慧知识就是美德”，“美德即知识”。他引导人们认识灵魂中固有的善德。苏格拉底的“善”所包客的美德，以知识为基础，注重对真知的追求，具有理论认识的价值。柏拉图以其理念论发展了苏格拉底的哲学，促成西方哲学的理性倾向，形成了知识型哲学，体现着科学主义精神。
——摘编自肖雪《试论“轴心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伏尔泰认为，只有“好的法律”才能维护自由。但法律只能惩处“公开的罪行”，对那些“隐蔽的罪行”却无能为力，对此，“制裁之道，唯有宗教”。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必须尽可能保护每个人的这个天然礼物——自由”；他希望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他喻之为“椰子”）作为一个典范在全世界“试种”和推行。他认为，真正的平等是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每个公民“对自由、对财产所有权、对受法律保护享有平等权利”。
——摘编自卢少鹏《历史视野下的启蒙——论伏尔泰的自由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特点，并简析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的主要思想并说明其实践意义。
材料一 身处新旧交替时期的彼特拉克开创了全新的历史观。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编年史家将神的时代视为历史的开端，他把“人的时代”或“文明的时代”看作历史的第一阶段。史学写作不再为神权服务，而是要为人民提供道德教化和培养批判精神，基督教人物也不再是写作的焦点，人文主义者开始把视线扩大到过去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传记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书写历史的主要方式。
——摘编自周施廷《自我的觉醒：彼特拉克与现代性》
材料二 与传统史学相比，伏尔泰“智慧史”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是它的广阔历史视野。他所创造的“智慧史”并不是思想史，也不是狭义的文化史，而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史。如他所说，它是对社会进步所作的符合理性的报道。它包括人类智慧的一切成果，既包括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精神文化，也包括各种物质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这样一来，伏尔泰第一次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造成西方历史观念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摘编自赖元晋《伏尔泰和他的人类智慧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彼特拉克全新历史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伏尔泰“智慧史”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伏尔泰“智慧史”产生的意义。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自私”“自利”是“有生之初”人的本性，指责君主以个人的“大私”“大利”侵吞“天下之人”的“自私”“自利”。他反对“臣唯君命是从”，主张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
卢梭认为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是一种灾难。他指出“人们共同的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每个人都必须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编自赵子平《＜明夷待访录＞与＜社会契约论＞》
材料二 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教权是精神权力。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君者，法之原也”……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分别概括黄宗羲和卢梭的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比较分析“中国明清时期进步思潮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的多”的原因，并结合16至17世纪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对其进一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