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材料一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段落同中国明清之际的进步文化作比较，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在十四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十六七世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之际诸大师也抨击了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鳩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抨击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不相上下，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进步思想与文艺复兴思想的共同点，并说明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进步思想与启蒙运动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导致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是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
材料二
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种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摘编自[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等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指出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托克维尔与孟德斯鸠不同的民主观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