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人，就应当应用自然的禀赋和实践；此外还宜于从少年时就开始学习。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

——普罗泰格拉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归结到根本点，应该说文艺复兴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还是它通过自己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昭示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只有解决了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一切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传统束缚……才有可能统统被冲破，以往一直受到严重抑制的个人创造潜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有可能开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进程。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三   伏尔泰认为，只有“好的法律”才能维护自由。但法律只能惩处“公开的罪行”，对那些“隐蔽的罪行”却无能为力，对此，“制裁之道，唯有宗教”。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必须尽可能保护每个人的这个天然礼物——自由”，他希望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他喻之为“椰子”）作为一个典范在全世界“试种”和推行。他认为，真正的平等是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每个公民“对自由、对财产所有权、对受法律保护享有平等权利”

——摘编自卢少鹏《历史视野下的启蒙论伏尔泰的自由观》

材料一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普罗塔戈拉

材料二   他的作品（与但丁的《神曲》齐名，享有“人曲”的美称）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通过讲故事，描绘了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诗人、艺术家、高利贷者、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和贩夫走卒等不同身份、阶级和职业的人。

——摘编自吴泽义等编著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

材料三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摘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中国古代传统契约的基本框架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概括。其一，政治性质的契约。从先秦时代的盟誓或盟约，到秦汉以降的约法比如“约法三章”及“约法十二条”等，均为统治者向民众宣示的具有法律性质的“约”。其二，私人之间通过合议缔结的契约，其种类和内容基本上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婚姻到交易，从借贷到合股，等等，皆以私人合议来建构社会秩序。其三，介乎两者之间的具有建构共同体功能的契约，诸如家族或宗族、村落、商行以及会社制定的“约”；它们之中既有倡议者单方面宣示的“约”，也有参与者共同合议的“约”。

——摘编自徐忠明《社会与政法：在语境中理解明清契约》

材料二 “契约”精神在西方文明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欧洲17—18世纪以来的契约出现了新变化和新特点。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身份社会的瓦解，出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转型；近代西方契约既是处分财产的工具，也是权利、平等、自由、合议与法律之间的楔石。近代对契约关系的解释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主，它一方面批判了中世纪的封建神学，同时又补充了理性主义原则；不仅考察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更倒重分析了个人与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契约关系。

——摘编自李萍《论西方现代契约精神的形成》

材料一   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但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材料二   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儒家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为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封建时代中国的皇帝，既是君，又是神，君神合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作“君者，法之原也”。中国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要比西方启蒙运动遇到的困难大得多。

——摘编自吴于廑《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