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机器生产下的资本积累和对殖民地商品的输出，积累了大量资金。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这次革命在规模、深度、影响上要比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得多。它的所有成果都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而创造出来的，没有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的突破，就不可能带动相应的许多新的工业部门的兴起。新兴工业部门由于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复杂，需要大型的生产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公司适应扩大企业规模的需要迅速发展，作为超大规模企业的垄断组织适应需要而出现。

——摘编自周有光《第二次工业革命》

材料二 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在全社会领域内全面推进，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日益深入。在互联网经济已成为推动和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的背景下，企业需要采取更加国际化的方式，以确保其业务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行性和便利性，要在产品需求量很大的国家和地区寻找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例如著名食品公司Mondelez和电商分析公司的合作关系，其在后者的帮助下，通过链接130多家零售商网站将自己的产品推广到25个新市场。

——摘编自《旋变－互联网＋企业升级转型》

材料一 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曾担任过清政府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说：“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赏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摘编自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2018年4月16日晚，国之骄傲的中兴通讯惨遣美国制裁，一夜之间进入休克状态。任凭公司领导层如何表示“坚决反对”，美国人的态度都是“没任何扭转余地或协商空间”。无可奈何花落去，人家一纸禁令就革了企业前途的命……倘若没有这一手，我们可能还陶醉在对美国大豆等领域的有力反击中，殊不知此次贸易战，我们打的是美国的现在，而美国打的却是我们的未来。任凭国家经济发展奇迹再怎么令人惊叹，任凭“新四大发明”再怎么光彩照人，一旦自主可控的高精尖技术受制于人，便无法成为真正的强国——而这，也正是我们决决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所在。试想，如果换我们用芯片来要挟和制美国，恐怕胜算只能是零。以上种种不禁令人发问：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创新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么多？这是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摘编自搜孤网《从“中兴危机”看中国科技创新之殇》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