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要立足于对内外环境的准确判断；改革者要树立远大的目光和大无畏的精神；改革一定要正视人性才能因“性”利导；改革要通过“法治”推行，借助“势治”巩固。

——摘编自董成雄、王四达《“商鞅变法”的现代启示一从习近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座谈会讲话谈起》

材料二   熙宁初，王介甫（注：王安石）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摘编自郑志强《从范仲淹、王安石到章惇、蔡京一北宋改革警示录》

材料三   明代的宗藩制度和优免制度引起的弊端极为严重，财政危机、田赋不清、负担不公、社会动荡皆与其密切相关。但张居正知其弊而不改，而是一味强调以增收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政支出问题。例如，对于清丈土地，只要地方官多丈量出田亩，并增加田赋，便给予表彰甚至晋升。于是，地方官罔顾事实，为邀功而无所不用其极。

——摘编自胡铁球《新解张居正改革一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

材料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隆庆六年（1572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间担任内阁首辅，曾上奏《辛未会试程策》，阐述他的治国思想，成为其日后在万历年间改革的蓝本。他主张国家治理“随时制宜”，强调为国立政，首要在于“安民”。他既主张皇帝必须重新树立朝廷的权威与君主之威，又强调严厉整肃群臣的贪腐怠政。他主张官员的任用或罢免、奖赏与惩罚，应重视其实才与政绩，不为资历资格所限。对于边患侵扰问题，他提出了加强武备、整顿边防、奖励军功、转弱为强的战略。在张居正着手改革的时代，清除官场积弊，官员怠政、腐败等问题得到改善，使得万历年间的政府行政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破格启用大批人才，解决了明朝选拔官员的负面危害，改革卓有成效，促进了“万历中兴”形成。

——摘编自李天石《张居正行政伦理研究》

材料 正统以后，伴随着屯田制的逐渐崩溃，兵农合一的卫所兵制走向衰落。蒙古诸部兴起，“边境之民肝脑涂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自张居正入阁始，他就致力于推行边军改革。他针对卫所兵“册籍空存”问题，要求“按田求丁，自浮原额”，还令“役山西民兵赴偏老备边”；针对操练规定废弛等弊，令“春秋操期载在会……操止操，务遵照会典"；同时，减少边军充劳役的现象。他推广了戚继光结合诸军种优势、协同作战的操练方法。他还责令沿边府县挑选民壮，编成乡军，并入官军“队伍之制”，并严加团练。经过改革，“三陲宴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火而安枕”。可是，张居正奉行“守备为本”的边策，人为地将南北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隔离开来，“增兵增饷……万姓疲劳，海内虚耗"。

——摘编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