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近代时期的海外华工史，主体上是一部苦力贸易史，它是殖民主义的罪恶产物。纵观其历程，最早是始于鸦片战争前的向“南洋”偷运华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殖民主义者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为基地和据点，公开而疯狂地揪起贩运华工的恶潮，不但大规模地向南洋贩运华工，而且将其范围扩大到拉丁美洲、北美洲等地区。大量华工被贩卖到海外，过着苦役生活。一战结束后，贩运华工出洋仍然没有销声匿迹，甚至还一度出现回潮现象。至20世纪30年代，华工作为苦力被贩出洋的情况方告结束。

——摘编自董丛林《中国史话·近代中外关系系列       华工史话》

材料二       1917年8月，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之后，赴法华工的身份客观上发生转变。他们不再仅是附属于招募国家的契约性质的劳力，而是变成中国派往协约国的“参战代表”。到大战结束，中国获得战胜国身份后，华工更被认为是国家的“功臣”。华工参战角色的论述也由此产生。有关华工参战角色的建构主要着眼于两个层面，即华工的应募动机及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材料三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由此掀起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运动。这时，《晨报副刊》连载了一篇名为《巴黎和会中之华工》的文章……该文特意描写了华工的爱国举动以及英国和日本对华工的虐待与镇压，实际隐喻的是日本伙同英国制造的“五卅惨案”，以此号召工友再次团结起来，进行反帝爱国的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随即以日本违背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等国际公约，向国联提出控告。在此背景之下，“一战华工”又一次被提起。该次有关华工的论述主要围绕华工与《九国公约》的关系展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岩《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

材料一   《巴黎和平条约》是依据战胜国的利益对欧洲领土进行重新划分的。但战胜国依据的不是着眼于国际制衡的欧洲传统均势原则，而是不考虑或干脆损坏国际制衡的民族自决原则。巴黎和会上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是美国从外移植到欧洲大陆上的，将这个高度简单化的原则贯彻于异常错综复杂的东欧，据此划分国际疆界，就必然顾此失彼、矛盾百出。它制造出一些新的民族问题。虽然各新兴国家根据和会要求都签署了保护少数民族条约，实际上，一纸条约并不能解决复杂的少数民族问题。正是这些少数民族问题，日后成为在欧洲不断引起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万楚蛟、高英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脆弱性——从体系建制角度分析其弊端》

材料二   二战全面爆发前，本来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制止或延缓局部战争发展和升级的条件。世界有关大国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采取集体、果断和有力的措施，是可以把大战推迟或阻止于局部战争阶段的。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却推行了一条纵容侵略、牺牲他人、乞求苟安的绥靖政策，延续了国际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战局的演变起了加速剂的作用。

——摘编自孔庆茵《论国际体系与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