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夫子

鲁迅

这一天，从早晨到午后，他的工夫全费在照镜，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和查《袁了凡纲鉴》里；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顿觉得对于世事很有些不平之意了。而且这不平之意，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哙，你怎么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

一只手同时从他背后弯过来，一拨他的下巴。但他并不动，因为从声音和举动上，便知道是暗暗蹙进来的打牌的老朋友黄三。他虽然是他的老朋友，一礼拜以前还一同打牌，看戏，喝酒，但自从他在《大中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这一篇脍炙人口的名文，接着又得了贤良女学校的聘书之后，就觉得这黄三一无所长，总有些下等相了。

黄三说：“毛家屯毛资甫的大儿子手头现带着二百番。我们已经约定，晚上凑一桌，一个我，一个老钵，一个就是你。你一定来罢，万不要误事。我们三个人扫光他！”

高老夫子冷淡地说道：“晚上再商量罢。我要上课去了。”

他一面说，一面恨恨地向《袁了凡纲鉴》看了一眼，拿起教科书，装在新皮包里，又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便和黄三出了门。他一出门，就放开脚步，像木匠牵着的钻子似的，肩膀一扇一扇地直走，不多久，黄三便连他的影子也望不见了。

高老夫子跑到贤良女学校，迎接他的是花白胡子的教务长，大名鼎鼎的万瑶圃。

“阿呀！础翁！久仰久仰！……”万瑶圃连连拱手，并将膝关节和腿关节接连弯了五六弯，仿佛想要蹲下去似的。

“阿呀！瑶翁！久仰久仰！……”础翁夹着新皮包照样地做，并且说。

“阿呀！础翁的大作，是的，那个……是的，那——‘中国国粹义务论’，真真要言不烦，百读不厌！实在是少年人们的座右铭！兄弟也颇喜欢文学，可是，玩玩而已，怎么比得上础翁？”

高老夫子此刻却不很能发表什么崇论宏议，因为他的预备——东晋之兴亡——本没有十分足，此刻又并不足的几分也有些忘却了。他烦躁愁苦着；从繁乱的心绪中，又涌出许多断片的思想来：上堂的姿势应该威严；额角的瘢痕总该遮住；教科书要读得慢；看学生要大方。

“这就是讲堂。学生是很驯良的……”

“哦哦！”尔础实在颇有些窘急了，他希望他不再说话，好给自己聚精会神，赶紧想一想东晋之兴亡。

“可惜内中也有几个想学学作诗，那可是不行的。维新固然可以，但作诗究竟不是大家闺秀所宜……”

瑶圃慢慢地站起来，引导他穿过植物园，走进讲堂去。他心头跳着，笔挺地站在讲台旁边，只看见半屋子都是蓬蓬松松的头发。瑶圃对学生们说道：

“这位就是高尔础高老师，是有名的学者，那一篇有名的《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是谁都知道的。《大中日报》上还说过，高老师是骤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为人，因改字尔础，以示景仰之意，斯人之出，诚吾中华文坛之幸也！现在经何校长再三敦请，竟惠然肯来，到这里来教历史了……”

高老师忽而觉得很寂然，原来瑶翁已经不见，只有自己站在讲台旁边了。他只得跨上讲台去，行了礼，定一定神，又记起了态度应该威严的成算，便慢慢地翻开书本，来开讲“东晋之兴亡”。

“嘻嘻！”似乎有谁在那里窃笑了。

高老夫子脸上登时一热，忙看书本，和他的话并不错，上面印着的的确是“东晋之偏安”。书脑^①的对面，也还是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不见有别的动静。可是待到发挥“石勒之雄图”的时候，便只听得吃吃地窃笑的声音了。

他不禁向讲台下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但当他瞥见时，却又骤然一闪，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明明已经讲了大半天，而铃声还没有响，看手表是不行的，怕学生要小觑；可是讲了一会，又到“拓跋氏之勃兴”了，接着就是“六国兴亡表”，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没有预备的。

他自己觉得讲义忽而中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这样罢……”他惶惑了一会之后，才断续地说，一面点一点头，跨下讲台去，也便出了教室的门。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他便惘惘然，跨进植物园，向着对面的教员预备室大踏步走去。看壁上的挂钟，还只有三点四十分。

高老夫子回到自家的房里许久之后，有时全身还骤然一热；又无端地愤怒；终于觉得学堂确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了好，尤其是女学堂——有什么意思呢，喜欢虚荣罢了！

他还听到隐隐约约的笑声。这使他更加愤怒，也使他辞职的决心更加坚固了。

（有删改）

【注】①书脑：线装书打眼穿线的地方。

金刚川上英雄桥

王顺秀

金刚川水刺骨寒，英雄架桥歌声喧；

炸弹刚落铁锤起，浪里打桩只等闲；

炸不垮，冲不断，满载胜利奔向前。

金刚川是朝鲜半岛北汉江的支流，湍急的河水像一条白色的巨蟒，把我军东线阵地的前沿和后方，从东到西截然割开。

1953年初春，河面刚开始解冻，激流举起巨大的冰排，凶猛地撞击着岸边的岩石，发出吓人的巨响，加上敌炮轰击的气浪，震得这两山对峙的峡谷像马上要倾倒进河里似的。河中不时升起爆炸的水柱，冰块和弹片在岸边尖声呼啸。

“你们工兵连要在这儿架起一座桥，明晚便要通车！”参谋长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参谋长冲我们笑了笑：“困难不是没有，而是很多。这是一场复杂的战斗，不仅要和严寒、激流斗争，还要和敌人的飞机大炮搏斗；不仅要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敢和毅力，而且要有战胜敌人阴谋诡计的智谋……”

当天下午，架桥。河水冰冷刺骨，水深没过腰际，寒气逼得人透不过气来；身上由红变紫，由紫变青，很快就麻木得失去知觉。

为了保持体力，一半人在岸上休息取暖；一半人在河里操作，每小时轮换一次。起初还不错，后来河里的同志总拖延着不肯上岸，岸上的人等不得换班也跳下水，火堆边的人越来越少，弄得干部们不得不一个个往岸上推，甚至下命令。可是你把这个推上岸，那个又溜下河去……

一天一夜，一座低水位桥在晚霞闪烁的金刚川上站了起来。

谁知就在这时，4架“油挑子”（敌人轰炸机）从西南方向窜来，接着便是震耳的爆炸声。桥被炸断了。

“是不是请示师里推迟出车时间？”

副连长的话刚说完，就听到后边公路上响起马达声，汽车一辆接一辆直向桥头驶来。从汽车上跳下个干部，张嘴就嚷：“咋搞的！看今晚炮弹怎么送上去。”

“说得倒轻巧，大桥又不是玩具，可以揣在口袋里，谁敢保准不炸坏？”我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他好像没听见，转身指挥着汽车隐蔽在山沟里。

我们也开始了紧张的修复工作。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忽然发现有几个不认识的战士也在扛木料。便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汽车司机。”

“啊，不成，这里有我们，你们出了事谁去送弹药？”

“不行！修桥也叫你们包了，可支援前线是大家的责任。”听到声音我扭头看，正是方才那位干部，想起刚才对他的态度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桥修复已经是后半夜。望着满载弹药的车辆源源不断地从桥上开过，心里感到无比的轻松。

前线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敌人为了破坏我们的运输线，每隔十几分钟就向大桥猛轰一次。尽管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抢修，但运输还是时常中断。副连长整天蹲在桥头望着河水出神，连饭都不顾得吃。

这天，我吃过晚饭，路过三班，便走了进去。

“指导员，你说能不能在渡口上多架几座桥，敌人炸毁这个，还有那个。”周光田扬着头问我。

“好是好，那得费多大工夫，我想了很久，若是能修座叫敌人看不见的桥，那该多好。”李朝元慢吞吞地说。

“看不见？桥哪有看不见的，除非不修。”周光田摇着头说。“你真是，光长个子不长心眼，桥修在水底下，不就看不见了吗？”“这办法不错，倒可以试试看。”“水里修桥，没听说过！”

我回到连部，已是深夜。推门的声音惊动了伏在桌边睡觉的副连长，“什么？桥又炸断了？”

我笑了笑说：“你真是做梦也想着桥。”接着便把三班的争论告诉了他。他凝神地听完，如获至宝地把脑袋一拍。

“对！修一座叫敌人看不见的桥呗！”说着他在纸上嚓嚓地画起草图来。河边又沸腾起来。

通讯员小倪那清脆的嗓音，高声领唱四川号子：

志愿军哪！嗨哟！智谋高哪！嗨哟！水下架桥！呀歪子哟！气死美国佬！呀哟！……

“小倪，有你一封家信！”连长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和不少信件。小倪正专心看家信，我和连长走过去。“小倪，又是你妈催着要立功喜报了吧？”

“嗯！指导员，我妈见到了黄妈妈。”他兴奋地把信交给我。原来他妈参加了四川省中江县的军属代表大会，会上见到了黄继光的母亲。信末嘱咐小倪热爱朝鲜人民，努力工作，向黄继光学习。我向战士们宣读了这封信。大个子周光田拍着小倪的肩膀说：“我看咱小倪也快当英雄了。”说得小倪满脸绯红，夺过信钻出人群，又去扛木料了。

“敌人打炮了，赶快卧倒！”“通讯员负伤了！”

小倪全身紧紧地俯卧在桥桁上，头部鲜血直流，卫生员忙着给他包扎。“伤势怎么样？”我问着，吩咐卫生员把他抬到后面去。

“指导员！桥没修好，我死也不离开，人家黄继光能舍身堵枪眼，咱这点伤难道就要退下战斗吗？”

“只准在岸上干轻活，不准下水作业。”

天还没黑，水下桥架设成功了。桥面离水面约30公分，我们的汽车、大炮就像长上了翅膀，乘风破浪在水面上飞来飞去。“油挑子”急得在天上瞎哼哼，可就是发现不了目标。战士们看着自己的创造，你一言，我一语，马上编成个快板书：

咱们工兵双手巧，天大困难吓不倒，英雄修起水下桥，气死美国“油挑子”；桥上水，水下桥，上下都是水，车在水上跑。

（作者当时任一八〇师工兵连政指）

被饥饿燃烧的人们

台静农

故乡在我的眼中，一点也没有变化，街道是那样的不清洁，房宇是那样的低矮，人民依旧是那样的诚朴。

回到家，母亲说我头发留得太长了，蓬松着，显着满脸的风尘。母亲向门口仆人说：“将理发的找来！”当时我想这一定是找旧日的理发匠老柯了。因而回忆到老柯在我幼小时的情形了。他不是本乡的人，是外省讨饭来的，在荒年的时候。他现在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因为我十来岁的光景，他已有短短的胡子。他的胡子非常的浓厚，乌黑。上面常常挂着鼻涕，我们家里的仆人总是笑话他。

理发匠来了，不是老柯，是个二十上下的少年。少年告诉我，先是老柯的女人眼瞎了，不久他自己眼也瞎了，他平常生意不好，没有钱剩的，只得要饭去，要饭也要不着什么，夫妇俩整天饿着。没有法子，只得回到家乡去。他有三十年没有回去了，又没有盘费，只得彼此牵着讨饭回去。

老柯的命运实在太凄苦了。于是老柯的过去，居然历历地出现在我的心中了。

在我的一生中，所经过的大灾难，要算十三年前的荒年了。那时候田里被野火烧了似的，没有一个谷实，仅仅有的是一田枯黄的、瘦短的荒草。农民们眼看着虚幻的收入，全家饥饿着，不得不卖掉帮助他们终年辛勤的耕牛来维系着当下全家的生活。所以牛肉是非常的便宜，三枚铜子一斤。至于米和麦子，就是三十倍一斤牛肉的价值，也买不到一升。一天老柯来到我家，和仆人们说笑了一会儿。于是他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溜进仓库，用了一张大报纸，包了一些米，塞在怀里，躬着腰走出。刚走到院中，遇见仆人阿三。老柯不免有些张惶，脸红了，腰越弯了下去。阿三怀疑地问：“老柯怎么弯着腰走路？”

“我……”他半晌说不出话来，终于跪了下去，“三哥，我一时糊涂，做了丢人的事了！”

从此以后，我家再不让老柯来，他也不敢来了。

第二年春，一天下午，我同母亲站在门口，老柯远远地走来，我看见他便叫着向母亲说：“偷米的老柯来了，妈妈。”

“不要胡说，小孩子不懂事！”母亲斥责着。

老柯走近跟前，恭谨地站在一旁，向母亲问安，脸涨红着，带着惭愧似的。

“好久没见老柯了，”母亲说，“你的日子还得过么？”

“哪能说得过，不过弄一顿，吃一顿罢了。”

“你没有事做，可以到我家里来做活！”

“是，是。”他小心地走开。

老柯又常常到我家里来了。他见人比往常还客气，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特别的卑微。有人同他开玩笑，他红着脸笑着能躲开便躲开了。即或他偶然说错了一句话，人家当面骂他，讽刺他，他也红着脸忍受着。仆人们故意欺负他，遇着吃力的事，便叫他做，他总是不说话恭谨地替他们做，每次累得头上汗气直冒。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恼了我，我破口大骂他：“你这贼，偷我家的米！”我看他没有动静，故意连声地叫。

于是他恳求着说：“少爷，谁不做错事呢？况且……那时候饿得慌。”他低声申辩着，低下头，脸红得猪肝似的，狼狈地走开了。

这年冬，家家都忙着预备年事。后园的花早已收拾起来，仅有几枝寒梅，孤独地开着。这空旷的花园中，家人挂了一些腊肉，大小不一，一串串地在太阳底下晒。园门闭着，几乎终日无人过问。

一天，母亲无意地走过去，适逢老柯正在园中，他见母亲来了，非常的惊慌。平常是多么恭谨和气，这时候完全改变了。母亲走到了他的跟前，他扑地跪下，倒将母亲惊住了。

“老太太，本来我是到园子里替他们扫地，忽然想到过年了，心一动……又做了丢脸的事。”

“起来罢，做活去！”母亲说后，他站起来，我这时正到园中，看到老柯红着脸颓丧的神情。

除夕的前一天，母亲叫人送二斤肉三升米几棵白菜给老柯。他立刻跑来见了母亲，大家看他那样子，都不禁地笑起来。那时大家还不知道他在园中所做的事。

而今，多年在四方漂泊的我，人世的艰辛，不幸者的凄楚，我是深深地认识了，于是对母亲当初的待人充满了敬意。老柯是我所忘不了的人，在这多难的人群中。每次深夜里，或旅途上，或漆黑的街巷中，看见、听见，被这饥饿欺凌的苦号，我便想到那不幸的一对盲人。也许有那样一对盲人，互相搀着，正颠簸于崎岖的路上。饥饿鞭策着他们，生的希望引诱着他们，他们是多么的劫难和不堪。我希望人们参与救助劫难者，我也将勉力改造这种状况。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夜

（选自贾玉民、纪桂平主编《乡情》，略有删改）

茶干

汪曾祺

连万顺是东街一家酱园。

他家的门面很好认，是个石库门。麻石门框，两扇大门包着铁皮，用铁钉钉出如意云头。本地的店铺一般都是“铺闼子门”，十二块、十六块门板，晚上上在门槛的槽里，白天卸开。这样的石库门的门面不多。城北只有那么几家。一家恒泰当，一家豫丰南货店。恒泰当倒闭了，豫丰失火烧掉了。现在只剩下北市口老正大棉席店和东街连万顺酱园了。这样的店面是很神气的。尤其显眼的是两边白粉墙的两个大字。黑漆漆出来的。字高一丈，顶天立地，笔画很粗。一边是“酱”，一边是“醋”。这样大的两个字！全城再也找不出来了。白墙黑字，非常干净。

店堂也异常宽大。西边是柜台。东边靠墙摆了一溜豆绿色的大酒缸。酒缸高四尺，莹润光洁。这些酒缸都是密封着的。有时打开一缸，由一个徒弟用白铁筒把酒汲在酒坛里，酒香四溢，飘得很远。

往后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青砖铺地，整整齐齐排列着百十口大酱缸。酱缸都有个帽子一样的白铁盖子。下雨天盖上。好太阳时揭下盖子晒酱。有的酱缸当中掏出一个深洞，如一小井。原汁的酱油从井壁渗出，这就是所谓“抽油”。西边有一溜走廊，走廊尽头是一个小磨坊。一头驴子在里面磨芝麻或豆腐。靠北是三间瓦屋，是做酱菜切萝卜干的作坊。有一台锅灶，是煮茶干用的。

从外往里，到处一看，就知道这家酱园的家底是很厚实的。单是那百十缸酱就值不少钱！

连万顺的东家姓连。人们当面叫他连老板，背后叫他连老大。都说他善于经营，会做生意。连老大做生意，无非是那么几条：信用好，为人和气勤快。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作“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

连老大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开酱园的老板，一个普普通通、正正派派的生意人，没有什么特别处。这样的人是很难写成小说的。要说他的特别处，也有，有两点。

一是他的酒量奇大。他以酒代茶。他极少喝茶。他坐在账桌上算账的时候，面前总放一个豆绿茶碗。碗里不是茶，是酒，一般的白酒，不是什么好酒。他算几笔，喝一口，什么也不“就”。一天老这么喝着，喝完了，就自己去打一碗。他从来没有醉的时候。

二是他说话有个口头语：“的时候”。什么话都要加一个“的时候”。“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连万顺已经没有了。连老板也故去多年了。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连万顺的样子，记得门口的两个大字，记得酱园内外的气味，记得连老大的声音笑貌，自然也记得连万顺的茶干。

连老大的儿子也四十多了。他在县里的副食品总店工作。有人问他：“你们家的茶干，为什么不恢复起来？”他说：“这得下十几种药料，现在，谁做这个！”

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个地方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真也不容易。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后记：近来有人写文章，说我的小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怀恋，我看后哑然。当代小说寻觅旧文化的根源，我以为这不是坏事。但我当初这样做，不是有意识的。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有删改）

军人离开了战场还是军人吗

陈玉福

硝烟在傍晚的阵地上缭绕，战士们在坑坑洼洼的焦黑的土地上收集着战利品，空气中夹杂着浓烈的血腥味儿……一场解放兰州的激烈战斗刚刚结束。

1949年8月中旬，我西北野战军准备以三个主力兵团攻打兰州城。战役开始前，彭德怀司令员把另外两部分兵力布置在了宁夏和西宁一线，它们的任务是在主力兵团攻打兰州时，阻止国民党宁夏马鸿逵部和青海马步芳部增援兰州，以及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在攻打兰州的主力兵团里，“英雄第一师”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先锋队。经过一次次激烈的战斗，终于彻底打败了马继援的守城部队。兰州解放了，这一天是1949年8月26日。

此时此刻，插在阵地最高处的“英雄第一师”军旗，在霞光里迎风招展，猎猎作响。

硝烟还未完全散尽，师长李佩其拿着望远镜走向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他刚要上车时，一阵马蹄声传来，循声望去，一位年轻的战士快马加鞭朝他奔来。来人是司令员派来的，命令一师师长李佩其和政委马明义晚上十点赶到司令部。

李佩其知道又有新任务了，很是高兴。他上车前，又望了一下士兵们正在打扫的战场，一股浓郁的火药味随风扑鼻而来，里面还夹杂着尸体的焦臭味。

近处的两个战士拣着地上的枪支弹药，无拘无束地说着想老婆想家的话题。李佩其焦裂的嘴唇上扯开了一丝笑意，不禁想起了爱人陈一莲，已经十多年未见了吧，如今她在哪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一仗接着一仗地打，部队也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打完了兰州，又该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再次举起望远镜，又一次将傍晚的兰州城拉近了距离……

此时此刻，李佩其似乎觉得到了天之尽头。

学生时“花褪残红青杏小”的稚嫩早已抹去，常是沉卧在“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艰苦险恶的战事里，清华园里至真至纯的诗意女子的容貌已然飘逝久远，如断线的风筝一般。眼下的一幕，带给他的不是胜利者的自豪，而是久违了的儿女情长……

吉普车碾过崎岖的战场，摇醒了李佩其匆匆的梦境，他不由得笑了，笑自己身在战场还如此多情，如果让政委猜出了他的心思，一定会难为情的。

师政委马明义还沉醉在这场战役的胜利之中，黝黑的脸庞上散发着黑亮的光彩，额头上的青筋因为刚刚经历过战事的艰险和胜利后的激动，还在微微跳动。

“司令员亲自召见我们，一定又有大仗打了。”李佩其兴奋地对马明义说。

马明义顿时摩拳擦掌，骄傲地回答：“咱们是西北野战军的王牌师嘛！”

李佩其望着沿途空荡荡的民房，不由黯然神伤：“可惜呀……”

马明义知道李佩其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也知道李佩其为什么这么伤感。是啊，如果陈师长还活着，此时他不定该有多高兴呢！

李佩其从上衣兜里掏出了被鲜血染红的小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边是一张照片，一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正冲着他笑呢！照片下还有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他说：“政委，陈师长把儿子托付给我，他妻子……”

看着照片上小男孩充满童真的笑容，马明义的眼睛湿润了：“陈师长的妻子早在三年前就……就牺牲了……”

李佩其轻轻抚去洒落在照片上的泪水，慎重地把它重新包好，放入了上衣的口袋里。他擦了擦眼角迷蒙的泪水，吸了口气，接过马明义递来的点燃了的香烟，猛吸了两口，烟雾从嘴里飘出后转瞬消失在了车窗外头。

吉普车继续在兰州的沙石路上行进着，周遭荒芜的风景顺着车窗徐徐而过，深深地吸引着他的眼球，远处光秃秃的山峦上几乎寸草不生，他莫名地对这山的荒芜产生了一种亲切感。这山下是不是藏匿着什么宝藏呢？唉，管这些干啥呢？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打仗，解放全中国。等到全中国解放的那一天，他就要求脱下军装去搞地质，去完成他实业救国的梦想。如果有那么一天，他的目标不是在这里，一定是在兰州以西。在清华上大学时，他就知道那里有个叫新川峡的地方，那里很可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下宝藏……

（选自《国家使命》第一章）

材料一：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儿，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地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节选自茹志鹃《百合花》）

材料二：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节选自铁凝《哦，香雪》）

材料三：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也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

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有关，丈夫还没有回来。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小爷爷的瓜田与清风明月

查   干

在夏夜的瓜田里，明月亮亮地照着。瓜们，圆乎乎地躺在那里，很干净的风，吹着它们，很享受的样子。那风，柔柔的、轻轻的，像是在摩挲。那种感觉，美，且又舒坦。

我小爷爷是瓜农，他的瓜田，在一条很远的小河边。小爷爷，是我爷爷最小的弟弟。瓜地周遭，人迹罕至。野草，想怎么长就怎么长，长高长粗，由着自己性子来。清晨，它们是用露水洗脸的，我也是。洗漱干净的野草，很绿，绿得让人无法形容。别看它们野，心肠则好，让昆虫们，与它们脸贴脸地睡。猛看，看不出哪个是虫儿。这是慈悲的上苍，赐予虫儿们的藏身术。

瓜田，被野草野花们，如斯拥戴，显得很得意，甚或有醉意。被拥戴的，还有醉意朦胧中的我的小爷爷。他是瓜田的保护神，半睡半醒，日夜守护。所谓半睡半醒，是他饮酒之后的状态。一壶高粱老酒，一杆长长的旱烟，是他的随身之物。再就是，夜空中的月亮，和田野里拂来荡去的风儿。他喜欢有清风和月光的夜晚，慢慢来品酒。除了自家腌制的小罐菜，清风和月光，似也是他的下酒物。

他的茅屋，比一般人的大，亦阔。门总是敞开着的，一抬眼，整片瓜田，便一览无余。一团半湿半干的艾绳，盘卧门前，一头被点着，慢慢地燃。所有蚊虫，甚至蛇类，都不敢靠近它。绦绦绕绕的艾烟，不呛人，倒是觉得比起檀香味，更好闻。就那么日日夜夜地飘着，颇有些禅味。茅屋左旁和瓜田中央，扎有稻草人。它们手持镰刀，头戴斗笠，披一身裹衣，威风凛凛地站着，风中会有动感。猛看，像三国猛将张飞。鸟与兽，尤其偷吃打瓜的乌鸦群，是不敢半夜来偷袭瓜田的。

而瓜田里的清风明月，很特别，与别处的有所不同。它们安静、本色，有着泥土的香味，与瓜田相映衬，像一篇童话。我小爷爷银白的长髯，在静夜里飘着，与清风明月融为一体，产生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神秘感。还有他杯中的老酒，总是飘着浓浓的香味，顺风一飘散，引来夜虫夜禽们的无限激情，唧唧喈喈之声，便灌满了夜。高高低低，或近或远，或重或轻，连成一片。那些沉睡在高楼大厦里的城里人，没有这份福气。显然，灯红酒绿，与清风明月，绝非一个概念。一个属于人造，虚浮。一个属于天然，殷实。“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那是高雅之人所为。而我小爷爷一杆发黄的洞箫，呜呜咽咽，在清风明月下，诉的是庄户人心中的悲愁与喜乐。

小爷爷在小酌中，也唱歌，嗓音有些沙哑，小奶奶在世时，嘲讽他的嗓子是破锣嗓子。他爱唱的歌曲之一，是蒙古族那一首古老民歌《天上的风》：

天上的风啊吹拂不定，世上的人啊谁人永生？长生的琼浆谁曾喝过？趁此良辰举杯吧朋友们。

小爷爷每唱此曲时，聚精会神，眺望着远方。有时，双眼噙满泪水。我问他，小爷爷你怎么唱歌还哭啊？他说，你小奶奶生前也爱唱此曲，比我唱得好，嗓音亮，清脆，不知与我唱了多少遍。母亲说，我的小奶奶高挑身材，瓜子儿脸，长得英气。与小爷爷相亲相爱，从不斗气。她是远近闻名的女萨满。我的小奶奶，白天是农妇，下地干活，而到晚上，着一身白色神衣（盔甲），戴一顶白色神帽，左手持鼓，右手拿槌，开始跳神，进入无我状态。据小爷爷讲，小奶奶心地善良，极具同情心。很多时候，是治好了病，却分文不取。小奶奶不到五十岁就走了，是在驱邪斗妖的激烈撕斗中倒下去的。小奶奶生前，也喜欢在瓜田里，有明月的晚上，迎着田野清风，唱歌，吹箫。尔后，拉着小爷爷的手甜甜入睡。清风明月，一直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

我的父亲，也喜欢在有月光透进屋里的时候，吹灭了油灯，拉起胡尔（四弦琴），开始说书。我们这些孩子，趴在炕上，托着腮帮，有些陶醉地进入故事情节，畅游古今。自从离开家乡，变为游子之后，再没有遇到过如斯温馨的月光。而吹入窗子里的清风，吹拂得浑身的骨架都软酥酥的清风，也离我远去了。现在才明白，因为那是，故乡的明月，故乡的风。

父亲说过，我的小爷爷，年轻时帅气，骨骼硬朗，眉毛上挑。从小爱打抱不平，助人为乐。他上过学，算是有文化的人，又当过几年兵。本来可以留城，吃公家饭的，但他拒而回乡，守着爱妻、儿女和瓜田。在泥土、清风明月、昆虫和夜鸟的鸣声中，度过了他勤勉质朴的一生。据说，他是在一个有清风明月的仲夏之夜，手握着酒壶，无疾而终的，脸上还带有笑意，像是一位得道高僧，坐而圆寂。

我曾经暗自打问：他的一生，幸福吗？得到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他本分，坦荡，有信念，有追求，有爱有恨，有清风明月，和自己的瓜田，还有他那一壶老酒，和箫。

（有删改）

照相机皮套

【保加利亚】登·伏拉迪米罗米

让人开心的可爱天气，我和好友一起去郊游拍照。当我们畅快地把自然界的植物们、动物们请进镜头之后，却不慎划坏了我的照相机皮套，我唯一的照相机皮套。

是的，我的照相机皮套坏了，我决定去配个新的。在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讲出来的事情。我以为这件事，简单得像去客厅喝一杯白开水，简单得像打开冰箱取出一片面包。

我走进了一家店铺。它的招牌上写着：便民服务联合公司——皮革制作修理店，“便民”两个字的字号明显比别的字的字号放大了一倍。

“我能在您这儿定做一个相机皮套吗？”我问一位师傅。脸上尽可能地保持着谦和的微笑，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易如反掌。

“不行。”那位师傅说，“制作相机皮套的全年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是其他种类的皮件任务，我们到现在还差一些。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为您定做一个狗项圈怎么样？”

“为什么要定做狗项圈呢？”

“因为制作项圈的定额我们还差得很多。我们可以为您制作一个优质的皮项圈。我们保证质量您会非常满意。”

“可是我没有狗啊，要皮项圈干什么？我只有一部照相机。”

“您真是死不开窍！”那位师傅有些着急了，“我们是给您做相机皮套，但在订单上要写上皮项圈。”我同意了，填写了订单。我不认为这有什么，甚至我为自己的善于变通而沾沾自喜。我决定找机会和朋友们分享，如果他们也需要买皮制品，或许会用得上。第二天，忽然有人按我的门铃。

“我是本区家狗防疫检查员。”一个头戴大壳帽、身穿制服的人站在我面前，“您的狗在哪儿？”

“我没有狗啊。”

“昨天，您在便民服务联合公司做了一个狗项圈。”检查员很明确地说出了上面的话。他眼皮不眨地盯着我，刺人的目光似乎洞察到我的内心活动，似乎用这种方法，他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只有这样办，我们检查站才能准确无误地查出没有登记过的狗。您给什么狗定做的皮项圈？”

“相机。”我老实地承认。

“‘相机’？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叫这个名字的狗。不过，每一个主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给狗取名。您的‘相机’是什么品种的？”

“雷依卡。”

“您可能是说拉依卡吧？”

“不，不是！是雷依卡。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并没有狗，只有一部相机。”

家狗防疫检查员做了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鬼脸。

“您没有狗？这倒有趣了⋯⋯那么您家里的哪一位需要皮项圈呢？您，还是您的家人？”

“我对您说了，只是相机需要。”我无可奈何地回答。

“相机戴狗项圈！”检查员恼怒地皱了皱眉头，“这像话吗？不要再胡搅蛮缠了！请您还是把狗找来，把罚款付了吧，因为您没有按时登记。”

我把照相机放在了桌子上。

“您还是这么固执！”检查员高声说，“这样的话，有您好受的！”

感觉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他怒气冲冲地走了。我随后也马上跑到了订货的店铺。

“请您把我的订单撤掉吧。”我向那位师傅请求道，“我也不要您退钱了，但请您通知本区家狗防疫检查站我没有狗。”

“行。”师傅说，“这样吧，我们给您修改一下订单，把狗项圈改成马嘴兜。在这方面我们的计划也完成得不太好。”

第二天，在我的门前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戴相同式样大壳帽的人。

“我是本区骡马防疫检查员。”他自我介绍说，“昨天，您订做了一副马嘴兜，但关于您养的马的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楚。”

“我根本就没有马。”我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检查员的目光在房间里环顾了一遍。

“问题很清楚，”他不慌不忙地说，“谁也不会在卧室里养马。我想知道马厩在哪儿。”

“我没有马厩。”

“那就是说您在大街上养马。这是违章的。”

“我对您说过了，我没有马。”

“马死了？”检查员平静地说，“您为什么不通知我们？死因是什么？马鼻疽，鼠疫，流感？或者是您把它杀死了，还是把病马赶到街上去了？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您知道这是违法的。您想象不出等待您的将是什么后果……”

就在那一刻，一种潜意识在我的身上发生了作用。就像有人把我身后拉的车卸了下来，把网住我的嘴的兜拿掉了。我靠近检查员，我不能在他管理的范围内被诬陷，受到无辜的指责，我斩钉截铁地说道：“尊敬的先生，我已经回答几遍了，我根本没有马，没有狗，也没有任何一只没登记过的动物。马嘴兜和狗项圈是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订做的。那个店在这两种产品上没有完成任务。我出于好心，决定帮助这些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要对我罚款呢？就因为我有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吗？”

“这太荒唐了！”骡马防疫检查员高声说。然后，他悄悄溜出了房门。

几天以后，我接到了皮革制作修理店让我去取货的通知单。他们递给我一个崭新的照相机皮套。“请您签字。”那位师傅把收据放在我面前。

我签了字，确认收到了一个狗项圈和一副马嘴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