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梅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敲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味同嚼蜡地吃着。缅怀过去，梅梅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显得憔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怀念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也根本没有流逝，直到那天晚上回首往事，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也才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而我真的相信她。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传闻。她说，战争期间我父母背井离乡，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钱可赚，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注】。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没过几年，就盖起一所乡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这些细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让它们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遭什么罪，从没缺吃少喝。”就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父母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父母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来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的炊具早就没人用了，是我父母的远房亲戚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圣像的箱子。每到一处，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

梅梅回忆往事，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父母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像过节一样。

她说，打那以后，事事就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疲惫不堪的一家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往昔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时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恐怕也不太满意，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预备要在这儿扎下根来，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像马鬃或马尾一样波密平直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从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叫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挽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他记得一本书上讲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就要掉眼泪，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

（节选自《枯枝败叶》，有删改）

第二次探监

列夫·托尔斯泰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于是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了。

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关键性的时刻到了。他一直在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对她说出主要的话，也就是没有说他要和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告诉她。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对面。屋里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内看清了她的脸，看到了她眼角、嘴边的皱纹和浮肿的眼皮。他比以前更怜惜起她来。

他用臂肘支着身子，紧紧靠在桌子上，说：“要是这状子不顶事，那咱们就告御状。凡是能做的，咱们都要做到。”

“是啊，要是以前有个好律师就行了……”她打断他的话说，“那时候要是大家知道我跟您认识，就大不一样了。可结果怎样呢？都把我当成小偷了。”

聂赫留朵夫正要说说心里话，可是她又说起来：“我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子，平白无故坐起牢来，她坐牢，儿子也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所以就坐了牢。她儿子姓敏绍夫。您就行行好，帮她操操心吧。”她说着，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去办，问问是怎么一回事儿。”聂赫留朵夫接着说，“不过我想和您谈谈自己的事。您记得上次我对您说的话吧？”

“您说了很多呀。上次您说什么来着？”她一面说，一面不停地笑，转悠着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请求您饶恕我。”他说。

“怎么啦，老是饶恕呀饶恕，一点儿也用不着……”

“我说过我要弥补我的过错。”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行动来弥补。我决定和您结婚。”

她脸上流露出惊骇的神气。她那斜视的眼睛呆住了，像是在看他，又像不是在看他。

“又是为什么呀？”她恶狠狠地皱着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上帝。”

“怎么又把什么上帝搬出来啦？什么上帝？当初您要是记着上帝就好啦。”她说完这话，就张大了嘴，不说了。

聂赫留朵夫这时才闻到她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气，于是明白了她兴奋的原因。

“您安静一点儿。”他说。

“我没有什么安静不安静的。你以为我醉了吗？我就是醉了，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她忽然很快地说起来，脸涨得通红：“我是苦役犯，您是老爷，是公爵，用不着来沾我，弄一身脏。你去找你们那些公爵小姐好啦，我的身价是一张十卢布的红票子。”

“不论你说得多么难听，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着，小声说，“你想象不出，我觉得对不起你，心里有多么难受！”

“‘我觉得对不起你’……”她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那时候你倒不觉得，却塞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知道，可是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到做到。”

“可是我说，你做不到！”她说着，大声笑了起来。

“卡秋莎！”他说着，就去摸她的手。

“你走开，别挨我。”她气得一张脸变了颜色，叫了起来，一面把手从他手里往外抽。“你是想拿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生拿我寻欢作乐，来世还要拿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你走开，走开！”她腾地站起来，嚷道。

“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又坐了下来，垂下眼睛，两只小手交叉着子指头紧紧攥在一起。

“你不相信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说要和我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就这样。”

“我反正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就是您的事了。不过我一点儿也用不着您。我这是对您说老实话。”她说，“可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死掉呀？”她又说了一句，并且像诉苦似的哭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的泪水挑动了他的泪水。

她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就好像感到吃惊似的，并且用头巾擦起脸上流着的泪水。

这时看守走过来，提醒说分手的时间到了。玛丝洛娃站起身来。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能行的话，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他，就跟着看守走出去了。

“哈，好闺女，你现在时来运转了。”等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科拉布列娃对地说，“看样子，他可是真迷上你了；趁他常常来找你，你可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事都能办得到。”

“怎么样，我的事你说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道。

可是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牢房女犯们的话，她躺到床上，一双斜视的眼睛凝望着角落里，就这样躺到天黑。她心里激烈地翻腾着。聂赫留朵夫对她说的一番话，又使地回到她又恨又不理解、受尽折磨之后离开的那个世界。现在她已经脱离以往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状态，而要带着清醒的记忆生活下去又太苦恼。晚上，她又买了酒，和同牢房的女犯痛饮一场。

（节选自《复活》）

文本一：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翰。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法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五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呆了六个礼拜了。这件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陈才宇译   有删改）

文本二：

狄更斯以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创新角度，在小说里为广大读者讲述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现实，他通过批判现实世界的方式，生动刻画了当时英国社会众多人物，并以幽默的创作手法，引发读者反思。自然幽默、夸张幽默以及犀利幽默之间彼此呼应、彼此影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浓厚的讽刺意味，深切体会作品中的黑暗社会。这样的幽默既能使人发笑，也能引人深思，在极大程度上强化了作品的可读性，深化了其内涵。

（节选自《论〈雾都孤儿〉小说中狄更斯的幽默艺术》，有删改）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翰。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明。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都统统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二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楼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作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法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一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待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待了六个礼拜了。这件获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有删改）

父归（节选）

[日本]菊池宽

（简朴的中等家庭。傍晚时分。母亲阿贵和儿子贤一郎、新二郎、女儿阿胤一起吃饭。突然门被人打开了，面容憔悴的宗太郎走进屋。贤一郎和母亲的脸色顿时大变，异常激动。新二郎和阿胤睁大了眼睛望着来人。）

母亲：啊，是你！你真是大变了啊！（对孩子）孩子们，他是你们的父亲。

新二郎：是爸爸吗？我是新二郎。

父亲：啊，已经长成棒小伙子啦！我走时你还是个站都站不稳的……

阿胤：爸爸！我是阿胤。

父亲：我听说过，生了个女儿，长得多秀气啊！

母亲：我说……唉，真不知从何说起呢！孩子们都长成人了，这比什么都好。

父亲：这实在是太好了！我老了，很想念你和孩子，便不由自主地跑了回来。我已经是个活不了多久的人了，希望你们都能原谅我。（望着贤一郎）贤儿，你能替我斟一杯酒吗？爸爸很久没有喝过好酒了。嗯，只有你的模样我还记得起来。

（贤一郎不睬。）

父亲：新儿，那你替我斟上一杯。

新二郎：是。

（正要把酒杯递给父亲……）

贤一郎：（口气坚决地）放下！不能给他敬酒！

母亲：贤儿！你在说些什么呀？

（父亲怒视贤一郎，新二郎和阿胤低头不语。）

贤一郎：（理直气壮地）我们根本没有父亲！我们哪有什么父亲呢？

父亲：（抑制着愤怒）你说什么？

贤一郎：（稍稍冷静下来）如果我们有父亲，母亲也不会在我八岁的时候牵着我的手到筑港去投海。幸好找错了地方，跳进浅水里，才被人救了出来。如果我们有父亲，我也不会十岁就给人家当小杂工。我们从小到大没得到过一点温暖，就是因为没有父亲！

（母亲、阿胤和新二郎眼含泪花，父亲由愤怒渐渐转为悲伤。）

新二郎：哥哥，既然妈妈都原谅了他，你也忍一忍，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贤一郎：（更加冷酷地）要说我们真有父亲，他就是从小折磨我们的仇人。在我的脑子里从未有过父爱的记忆，只记得父亲在我八岁之前从不管家里的事，只顾自己花天酒地地在外面胡混，欠下一身债，后来就带着情妇逃跑了，连母亲为我积蓄的十六块钱的存折也偷去了。

新二郎：（含着泪）但是，哥哥，父亲现在不是……已经老了吗？

贤一郎：新二郎，你怎么能不明不白地称他父亲？他年轻时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现在上了年纪，动不了啦，才跑回来的。不管你怎么讲，我也决不承认他这个父亲。

父亲：（色厉内荏地）贤一郎！对你的生身父亲怎么能这样讲话？

贤一郎：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我们的生身父亲？二十年前，你已经抛弃了你做父亲的权利！

（沉默，母亲和阿胤在抽泣。）

父亲：好吧，我立刻就走！无论落到什么地步，我还能混上碗饭吃。

新二郎：请等一下！哥哥不管您，我会想办法奉养您老人家。

贤一郎：新二郎！你受过他的什么好处？我可是尝过他拳头的滋味！你想想，是谁把你抚养大的？你念书的学费是哪里来的？那是我当小杂工挣来的钱！应当说我才是你和阿胤真正的父亲，尽到父亲责任的是我。现在，你愿意奉养他就奉养好了，从今以后咱们断绝来往！

新二郎：可是……

贤一郎：我受够了没有父亲的痛苦，所以不想让弟弟妹妹再受那种罪。我晚上连觉也舍不得睡，吃苦受累，才供弟弟妹妹中学毕了业。

父亲：（轻声地）不必再说了，我回来是你们的累赘。好，我走啦！保重吧！

新二郎：（追着走去的父亲）您身上带钱了吗？不是还没吃晚饭吗？您有地方去吗？

父亲：（沮丧地）我本不应该再进这个家门，因为上了年纪，又体弱多病，不知不觉地就走回家里来了。（颤巍巍地站起）唉，算啦！我这把老骨头还愁没地方扔掉吗！（望了老妻一眼，开门走出。）

母亲：（哀求地）贤一郎！

阿胤：哥哥！

贤一郎：阿新！快去把父亲喊回来！

（新二郎迅速地跑向门外，三人紧张地等待着。少顷，新二郎脸色苍白地跑回来。）

新二郎：在南路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我再到北边去找，哥哥，你也来吧！

贤一郎：（惊慌）怎么，没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贤一郎和新二郎发疯似的奔出。）

（选自中国戏剧出版社《世界独幕剧选》，有删改）

好事一小件

雷蒙德·卡佛

“他走了。”她说着，继续轻拍他的肩头。在他的抽泣声中，安能听见厨房里咖啡壶的嘶鸣。“好了，好了，”她轻柔地说，“霍华德，他走了。他走了，现在我们必须适应这点。适应孤独。”

就在午夜之前，就在他们处理完了很多事情之后，电话又响起来。

“你接，”安说，“霍华德，就是那个人，我知道。”他们正坐在厨桌旁，面前摆着咖啡。霍华德的杯子边上还有一小玻璃杯威士忌。

“喂，”他说，“是哪位？喂！喂！”电话断了。

“就是他，”她说，“那个混蛋。我真想杀了他。”

突然，她明白了过来：“我知道是谁一直打电话来了，就是那个面包师。我在他那儿给斯科蒂订过一个生日蛋糕。他有咱们家的电话号码，一直打电话过来，为那个蛋糕骚扰咱们。那个面包师，那个混蛋。”

晴空，星斗满天。他们在面包房门前停下车。他们能看见里屋的亮光，有一个体积很大的男人系着围裙，在那片平静的白光里不时地进进出出。

“我们打烊了，”他说，“这可是大半夜。你们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安向前一步，迈进从敞开的门漫出来的光亮里。

“对于一个面包师来说，你可是够聪明的。”安说，“霍华德，他就是那个一直给咱们打电话的人。”她握紧拳头，愤怒地盯着他。在她的体内，正有一种至深的愤怒燃烧着。

“等会儿，”面包师说，“你想来取走你那个放了三天的蛋糕，是不是？夫人，我可不想和你吵架。我就收你半价。你要吗？”

“还说蛋糕！”她说。她知道自己能控制住正在体内沸腾的情绪。她很镇静。

“夫人，我在这地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养家糊口。”面包师说着，“现在，别闹事。”

他右手拿起一根擀面杖，开始一颠一颠地拍在左手的掌心上。“你是要那个蛋糕，还是不要？我得回去工作了。面包师得在晚上加班。”

“我知道面包师晚上加班，”安说，“他们晚上还打电话呢。你这个混蛋。”

面包师继续颠着擀面杖。他看了一眼霍华德，对他说：“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我儿子死了。”她冰冷而决绝地说，“他周一早晨被车撞了。我们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他走了。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想到这个，是不是？面包师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是不是，面包师先生？但他死了。他死了，你这个混蛋！”就如同愤怒突然爆发一样，愤怒同样突然消弱，让位给了别的东西，一种令人晕眩的反胃感。她斜靠在洒满了面粉的木桌子旁，手捂住脸，哭起来，肩膀来回颤动。“这不公平，”她说，“这不，不公平。”

霍华德的手放在她腰背上，看着面包师。“你真可耻，”霍华德对他说，“可耻！”

面包师把擀面杖放回到台子上，解开围裙，也扔到台子上。他看着他们，慢慢地摇头。

他从桌子下面拉出一把椅子，说：“请坐。”

安擦干眼睛，看着面包师。“我想过要杀了你，”她说，“我想过要你死。”

“让我说说我有多抱歉吧。”面包师说着，把手伸到桌子上，翻过来，露出他的掌心。

“我自己没有孩子，所以我只能想象你们的感受。我不是个邪恶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这个男人说，“我能问问你们，你们是否能在心里原谅我呢？”

面包房里很热。霍华德从桌边站起来，脱下外衣，也帮安脱下了外套。面包师看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站了起来。他找到杯子，从一台电动咖啡机里倒出咖啡。又在桌上放了一盒奶油和一碗糖。

“你们可能需要吃点儿东西，”面包师说，“我希望你们能吃点儿我的热面包圈。你们得吃东西，像这样的时候，吃是好事一小件。”

他给他们端上来刚出炉的热肉桂面包圈，又在桌上放了黄油和抹黄油的刀子，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他等着，一直等到他们都从浅盘子里拿起一个面包圈，吃起来。

“吃点儿东西很好，”他看着他们说，“都吃光啊，想吃多少吃多少。全世界的面包圈都在我这儿呢。”

他们吃着面包圈，喝着咖啡。安突然觉得很饿，面包圈又热乎又香甜。她吃了三个，让面包师很高兴。

面包师聊了起来，他们认真地听。虽然他们既疲惫又痛苦，他们还是听着面包师说的话。

他告诉他们自己这些年里无儿无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讲起那些插在蛋糕顶上、象征新婚夫妇的小人。还有那些生日，光想想那些燃烧的蜡烛吧！他是个面包师，他很高兴自己不是个花匠。无论何时，面包的味道都比花要好闻。

“闻闻这个，”面包师说着，掰开一条黑面包，“这是口味比较重的面包，但口感丰富。”

他们闻了，面包师又让他们尝了尝，有糖蜜和粗糙的谷粒的味道。他们听着他说，他们吞下了黑面包。荧光灯下，亮得就像白昼一样。他们一直聊到了清晨，窗户高高地投下苍白的亮光，他们还没打算离开。

（肖铁译，有删改）

老人与海（节选）

海明威

早上那孩子从门外探进头来时，他正在熟睡。风刮得太厉害，漂浮着的船只不会出海。孩子睡得很晚，而且跟每天早晨一样，他来到老人的棚屋。孩子看见老人在呼吸，随后又看到了他的手，于是便哭了起来。他悄悄地出门去弄些咖啡，一路都在哭着。

很多渔夫围在船边，看着绑在船沿上的东西。其中的一个卷起了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段绳子在丈量鱼的骨架。

孩子没有下去，他已经去过那里。一个渔夫在为他看管小船。“他怎么样?”一个渔夫叫道。

“在睡觉呢。”孩子叫道。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谁也别去打搅他。”

“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正在丈量的渔夫叫道。“我相信。”孩子说。他走进露台饭馆，要了一罐咖啡。

“要热的，多加些牛奶和糖。”“还要别的吗?”

“不要了，等会儿我看他能吃些什么。”

“多好的鱼呀，”老板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你昨天捕到的两条也是好鱼。”

“活见鬼，我的鱼。”孩子说着又哭了起来。“你要什么饮料吗?”老板问。

“不要，”孩子说，“告诉他们别打搅圣地亚哥。我会回来的。”

“告诉他我心里有多难过。”

“谢谢。”孩子说。

孩子拎了一罐热咖啡，走到了老人的棚屋，坐在他旁边，直到老人醒过来。有一回他看上去像是醒来了，但是又沉沉地睡过去了。孩子穿过马路，借些木头来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来了。

“别坐起来，”孩子说，“喝点这个。”他往杯子里倒了些咖啡。

老人接过咖啡，喝了下去。

“它们打垮了我，曼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打垮了我。”

“它没有打垮你，那条鱼没有打垮你。”

“是的，确实不是。那是后来的事。”

“佩德里科照看着小船和渔具。你打算将鱼头怎么办?”

“让佩德里科把它切碎做诱饵吧。”

“还有尖尖的鱼嘴呢?”

“你要就留着吧。”

“我要，”孩子说，“现在我们得计划一下其他的事情了。”

“他们找过我吗?”

“当然，动用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那么大，船又那么小，很难看得到。”老人说。他注意到，有人可以交谈，而不是自言自语和对着大海说话，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儿。“我想着你呢，”他说，“你捕到什么啦?”

“第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很好啊。”

“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捕鱼了。”

“不，我的运气不好。我再也不会走运了。”

“让运气见鬼去吧，”孩子说，“我会带来运气。”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

“我不在乎。昨天我捉到了两条。但现在我们要一起捕鱼了，我需要学的还很多。”

“我们得搞一支很好的鱼镖，一直在船上备着。你可以用旧福特车上的弹簧片做刀刃。可以拿到瓜纳瓦科阿去打磨。这样应该会很锋利，不要回火，免得把它弄断了。我的刀就断了。”

“我再搞一把刀，把弹簧磨好。这大风要刮多少天?”

“可能三天。也可能更长一点。”

“我把一切都准备好，”孩子说，“你把你的手养好，老爷子。”

“我知道怎么保养。夜里，我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觉得胸膛里什么东西坏了。”

“把那也养好，”孩子说，“躺下，老爷子，我会把你的干净衬衫送来，还有一些吃的。”

“我不在的那些日子的报纸，也拿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尽快养好，我有那么多东西要学，而你什么都能教。你受了多少苦呀?”

“很多。”老人说。

“我会送吃的和报纸过来。”孩子说，“好好休息，老爷子。我会从药店给你搞些治手的药来。”

“别忘了告诉佩德里科，鱼头归他了。”“不会忘记的，我记着呢。”

孩子出了门，沿着破损的珊瑚石路走着，又哭了起来。

那天下午，露台饭馆里来了一群游客，其中一个女的往下瞧着海水，在空啤酒罐和死魣鱼中间，看到了一根又大又长的白色脊柱骨，骨头的末端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尾巴。东风在港口不断掀起大浪的时候，尾巴随波涛起伏着。

“那是什么?”她指着大鱼长长的背脊骨问一个侍者，现在背脊只不过是一堆垃圾，等着被潮水冲走。

“Tiburon^①”，”侍者说，“Eshark^②”。”他正打算解释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以前可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样子这么好看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她的一个男旅伴说。

在路另一头的棚屋里，老人又睡着了。他还是脸朝下睡着，而那个孩子就坐在他旁边，看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