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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文学中的现实

《当代》杂志 2016年11月02日

①什么是文学中的现实？我要说的不是一列火车从窗前经过，不是某一个人在河边散步，不是秋天来了树叶就掉了，当然这样的情景时常出现在文学的叙述里，问题是我们是否记住了这些情景？当火车经过以后不再回到我们的阅读里，当河边散步的人走远后立刻被遗忘，当树叶掉下来读者无动于衷，这样的现实虽然出现在了文学的叙述中，它仍然只是现实中的现实，仍然不是文学中的现实。

②我在中国的小报上读到过两个真实的事件，我把它们举例出来，也许可以说明什么是文学中的现实。两个事件都是令人不安的，一个是两辆卡车在国家公路上迎面相撞，另一个是一个人从二十多层的高楼上跳下来，这样的事件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记者笔下的陈词滥调，可是它们引起了我的关注，这是因为两辆卡车相撞时，发出巨大的响声将公路两旁树木上的麻雀纷纷震落在地；而那个从高楼跳下来自杀身亡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使他的牛仔裤都绷裂了。麻雀被震落下来和牛仔裤的绷裂，使这两个事件一下子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加触目惊心，变得令人难忘，我的意思是说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文学中的现实。如果没有那些昏迷或者死亡的麻雀铺满了公路的描写，没有牛仔裤绷裂的描写，那么两辆卡车相撞和一个人从高楼跳下来的情景，即便是进入了文学，也是很容易被阅读遗忘，因为它们没有产生文学中的现实，它们仅仅是让现实事件进入了语言的叙述系统而已。而满地的麻雀和牛仔裤的绷裂的描写，可以让文学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里脱颖而出，文学的现实应该由这样的表达来建立，如果没有这样的表达，叙述就会沦落为生活和事件的简单图解。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和事件总是转瞬即逝，而文学却是历久弥新。

③我们知道文学中的现实是由叙述语言建立起来的，我们来读一读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诗句。在那部伟大的《神曲》里，奇妙的想象和比喻，温柔有力的结构，从容不迫的行文，让我对《神曲》的喜爱无与伦比。但丁在诗句里这样告诉我们：“箭中了目标，离了弦。”但丁在诗句里将因果关系换了一个位置，先写箭中了目标，后写箭离了弦，让我们一下子读到了语言中的速度。仔细一想，这样的速度也是我们经常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问题是现实的逻辑常常制止我们的感受能力，但丁打破了原有的逻辑关系后，让我们感到有时候文学中的现实会比生活中的现实更加真实。

④另一位作家叫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他对但丁的仰慕不亚于我。在他的一篇有趣的故事里，写到了两个博尔赫斯，一个六十多岁，另一个已经八十高龄了。他让两个博尔赫斯在漫长旅途中的客栈相遇，当年老的博尔赫斯说话时，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描写声音的，年轻一些的博尔赫斯这样想：“是我经常在我的录音带上听到的那种声音。”

⑤将同一个人置身到两种不同时间里，又让他们在某一个相同的时间和相同的环境里相遇，毫无疑问这不是生活中的现实，这必然是文学中的现实。我也在其他作家的笔下读到过类似的故事，让一个人的老年时期和自己的年轻时期相遇，再让他们爱上同一个女人，互相争夺又互相礼让。这样的花边故事我一个都没有记住，只有博尔赫斯的这个故事令我难忘，当年老的那位说话时，让年轻的那位觉得是在听自己声音的录音。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声音，苍老和百感交集的声音，而且是自己将来的声音。录音带的转折让我们读到了奇妙的差异，这是隐藏在一致性中的差异，正是这奇妙的差异性的描写，让六十多岁的博尔赫斯和八十岁的博尔赫斯相遇时变得真实可靠，当然这是文学中的真实。

⑥在这里录音带是叙述的关键，或者说是出神入化的道具，正是这样的道具使看起来离奇古怪的故事有了现实的依据，也就是有了文学中的现实。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法国作家尤瑟纳尔在她的一部关于中国的故事里，一个名叫林的人在皇帝的大殿上被砍下了头颅之后，他又站到了画师王佛逐渐画出来的船上，在海风里迎面而来，林在王佛的画中起死回生是尤瑟纳尔的神来之笔，最重要的是尤瑟纳尔在林的脖子和脑袋分离后重新组合时增加了一个道具，她这样写：“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奇怪的红色围巾。”这仿佛象征了血迹的令人赞叹的一笔，使林的复活惊心动魄，也是林的生前和死后复生之间出现了差异，于是叙述就有了现实的依据，也就更加有力和合理。

⑦A但丁射箭的诗句，博尔赫斯的录音带，还有尤瑟纳尔的红色围巾，让我们感到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洞察力。B人们总是喜欢强调想象对于文学的重要，C，当想象飞翔的时候，是洞察在把握着它的方向D。可以这么说，没有洞察帮助掌握其分寸的想象，往往是胡思乱想。只有当想象和洞察完美地结合起来时，才会有但丁射箭的诗句，博尔赫斯的录音带和尤瑟纳尔的红色围巾，才会有我这里所说的文学中的现实。

大凡文书都是有目的性的和有意识而形成的，都会包含一定的信息内容。但文书的产生是一回事，而能否构成档案还是另外一回事。中国人虽然有“敬惜纸墨”的传统，但并非历史上所有有文字信息内容的东西都会留存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文书的概念是：历史上形成的属于某个“主人”拥有的文字信息载体，在经过了选择后得以保留，之后不断累积，构成了档案。产生了文书未必能成为档案，而成了档案的文书则一定是真实产生了且得到保存的文书。文书的形成是有目的性的，而能够成为档案则更在于选择与留存的目的性。历史上能够产生文书的因素很多，形成文书的数量也甚巨，但能够留存下来以构成档案的还只是其中极少的部分，民间文书尤其如此。其中，主体的“选择”是民间文书档案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大凡在今天已经构成档案的文书都是经过了“选择”的逻辑节点及践行行为后保留下来的。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也是中国民间老百姓对待自己历史的一种态度。

那么，民间文书档案留存的原则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务实的，当人们考虑某份文书是否要留下来、予以保存的时候，最为务实和直通人性的评估原则，也是最符合人们惯常思维方式的原则是，看这东西是否有用。“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扔掉”，这个极其简朴的道理也就是民间文书档案得以形成的真理，其实质是内在契合了14世纪英国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修士提出的“奥卡姆剃刀”定理，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在具体判定什么是“有用”的问题上，至少要有三个维度予以支撑，由此也构成了文书选择的三个标准：其一是功利上的有用，亦即最基本的“有用”。拿财产转移的买卖、典当文书来说，其实它们就是证券性财产，每一份都是物质经济利益之所在，最初目的就是“今欲有凭，立此文契存照”。它们是不能丢失的，且一定要保管好，否则就是“口说无凭”，若涉及了纠纷、打起了官司，难有胜算。其他如合同、合约、阄书、遗嘱、继书、借约、税票等，都与切身利益有关，都是十分“有用”的，因此都要留存好。在已发现的民间档案文书中，也正是此类文书遗存最多。其二是记忆上的有用，如日记、备忘、便记、类抄等，它们间接地是“功利性有用”的延续和补充。其三是情感上的有用，多是曾经有用的东西，留作了纪念。

由此可见，民间文书档案在形成上，主体性是存在的，在文书产生、选择、保存的各个环节，主体的目的性都很强。其根据是在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在于主体对自我意识行为的务实追求与持续把握。正是因为这种主体意识与行为的普遍，所以中国乡村民间会产生大量的民间文书档案。

（摘编自刘伯山《民间文书档案的归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