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以来，学界文人对“乡土中国”的论说,关注的其实是作为根基而存在的“小传统”。“小传统”之上还有“大传统”，即所谓“官僚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大传统”而存在的“官僚中国”便一直对“乡土中国”起着统领、控制作用，忽略这一点就看不到问题的全部和本质。

这一点，萧公权在以晚清帝政对中国乡村控制的实况为例的研究中，已有详细说明。他翻阅近千种中西文书刊，经过三年专攻后，向世人报告了自己的结论：“乡土”固然是中国的根基，然而这一根基却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全然是民众自理的社会；相反，这些表面可称为“自然村寨”的社区莫不在各式各样的形式下受帝权统治。也就是说，在“乡土中国”里，实际存在着两种重叠的底层，一个是农民生活的乡村，另一个是帝政控制的乡村。忽略这种区分就忽略了乡土中国的特质，从而也就无法深入理解乡村变革与王朝更替的成败兴衰。

百余年来，对于“乡土中国”的改造，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莫过于国家和政党主导下的政治运作。无论20世纪早期的“农民运动”还是中期的“人民公社”，直至后期的“土地承包”“取消农业税”，到现在的“重点扶贫，全面脱贫”进小康，都充分表明，学界的论说往往只是附着于其间或其外的思想探讨，虽然意义重大却难有成效。

（摘编自徐新建《“乡土中国”的文化困境》）

材料二：

近年来，各地在发展乡土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定居，农村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作为文化载体的古老村庄和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正在消失，乡土文化在很多地方呈现不断弱化的状况。在从前的农村，地缘依附于血缘，村庄内具有较强的自己人认同，而鳞次栉比的传统农村院落正是这种乡土文化的载体。现在，由于农村古老的祖屋逐渐被取代、单门独户的小楼房兴起，不分彼此的熟人社会慢慢被瓦解，而空心化的农村让原来的故园成为了记忆。

就农村发展来说，财政投入不足，乡土文化的硬件建设严重滞后。现在，一些自然村没有文化活动室和公共健身跳舞场地，行政村没有村级文化综合服务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村民议事场所、体育器材等，没有专项文化活动资金，这些都制约了乡土文化的发展。

乡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出现人才断层情况。当前，乡土文化人才队伍培育缺失，青年文化人才缺乏，导致现有乡土文化人才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同时，从事乡土文化的工作人员往往专业性不足，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文化工作要求，导致乡土文化的创新力不足，不能与时俱进，存在吃老本的现象。文化素材来源单一，表现形式陈旧，难以满足农民尤其是新一代农民的文化需求。

（摘编自曲振国《让乡土文化承载更多乡愁》）

材料三：

随着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逐渐式微，这对整个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构成产生了影响。但乡土文化根植于孝亲、仁爱、民本、和合、天人合一等传统文化思想，反映了人们在乡土空间中经过千百年形成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构成，是乡村中的人们所遵循的处世哲学与行为准则，它有助于维系父老乡亲式的情感，有助于邻里守望、团结互助、共同发展。我们必须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村民对“农民”身份、“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认同感、自豪感，积聚起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提升人们文化上的满足感，提振人们的精气神，更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滋养。

要以文化富民，发掘乡土文化的经济价值。按照政府部署，有计划有规模地往农村派驻领导干部，引领村委、村民深入挖掘乡土文化内容与内涵，发展文、农、旅融合性产业；加强文化和科技的嫁接，丰富乡土文化产品形态，赋予地域农产品、传统手工艺产品文化印记、文化韵味，将乡土产品卖出去，让乡土韵味、乡土风情传播出去。发掘乡土文化中的艺术元素和艺术技艺，发展形态多样的艺术乡村，开发乡土美育课堂，推进乡土艺术进校园、进社区。

要以文化育民，发挥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弘扬乡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淳朴民风，增强村民的责任感、归属感、荣誉感。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号召、吸引乡里乡外的能人支持、投入乡村建设，凝聚乡村发展的合力。将乡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写入村规民约，弘扬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以及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道德文化，实现人知人颂、人信人守。

当前，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政策的驱动下，我们要抓住机遇，进一步做好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工作，让乡土文化生命不息、薪火相传，不断得到激活与创新、赓续与发展。

（摘编自魏鹏《让乡土文化育新风润生活》）

材料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它既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也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广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他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在品第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要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著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摘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深沉郁结，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著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等等，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认可这种现实，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由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等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著郁结的作风。

然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考察，我们看到，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时喜欢采用“时空并取”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都”风格的因素。譬如《上兜率寺》中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前句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取”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阔历。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杜甫还常用“时空并驭”的手法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他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干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

杜甫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这使得他的诗作既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因而蕴涵着深沉的宇宙意识。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虽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就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羲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的心灵。

（摘自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