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拿得出手的本领

高明昌

最近几年，母亲时不时感叹，说我没有学得父亲的本领。父亲的本领有捉鲻鱼、砌灶头、兜水田。老母亲一一道来，我想了想，确实一样也没有学会。身旁的姊妹说：“学了做啥？现在样样不需要了。”可母亲觉得，随便做啥，要防三年风、四年雨的。我晓得这“三年风、四年雨”指的是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事情，这“防”是指人最好要学得吃饭的真本事。比如有一门手艺，万一需要时拿得出手，可以养家糊口。

父亲的独门手艺是有点的，我领教过。我十来岁时就被父亲拉在身边，他捉鲻鱼时我也去的。捉鲻鱼是靠海吃海的一种表现。我们家、我们村，靠近东海二三公里。家里如果几天不开荤了，父亲就去海里走一遭。他右肩上搭一条渔网，一只手反扣着鱼篓，赤着脚啪嗒啪嗒地走路。沙泥地上全是脚趾头张开的印记，有时浅，有时深。问父亲为什么这样急？父亲说是为了赶潮水。

父亲一出门，就有一帮人悄悄地、慢慢地尾随着他。捉鲻鱼真的需要技巧。一是要吃准潮汛。鲻鱼只在退潮的时候出现，只能在潮头里撒网，而把握退潮时间需要智慧，不懂潮汐知识的父亲，不知从哪儿学会看潮的；二是要看得出鱼在哪里。我们这里的潮水是泛黄的、浑浊的、涌动的，如何看得出、看得准水里有鲻鱼，眼睛要亮，眼法要准。而父亲，每每撒网每每有收获。

父亲的这门技术教给了一个人，那人姓叶，是小学体育老师，小父亲几岁。叶老师放学后总是一脚奔到我们家，与父亲一起烧饭、烧菜，然后一起喝酒。时间一长，两人成了好朋友，父亲开始向他传授捉鲻鱼经验。

父亲的教法与众不同，他来到潮水里，教叶老师学看潮水，看潮水里涌起的水头，看水头的条数、速度、大小，然后断定这潮水下面就有鲻鱼，命令叶老师马上撒网出去。试了几次后，父亲就让叶老师自己观察、自己判断、自己撒网。父亲说，别人说十遍不如自己练一遍。就这样，赶一趟潮汛，教一个方法，叶老师学会了。父亲的这个教法，让我辨出来许多滋味，我教学生语文也用这个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叶老师像高音喇叭，逢人便喊，说自己学会了捉鲻鱼，是我父亲教的。许多人都来向父亲学习，父亲像个英雄，站在大门口，“拔挺”喉咙说：“去问叶老师吧，他的网撒得比我好。”说完就回屋喝酒去了。

父亲是个泥水匠，他有个看家的独门功夫，就是砌灶头。老家人造新房子都要砌灶头。大户人家分家了也要砌灶头。大家都爱请父亲砌灶头，只个别人家不相信父亲，请别人砌。但过了几个月就怨灶头火头温暾，烧的饭菜不香，又想起父亲来。父亲说好的，我一定相帮砌好。

父亲砌的灶头是有特点的。最明显的是灶身小，省砖头，也少占面积，而且灶面清爽漂亮；灶膛火头集中，出火快、出火旺，省柴、省力，烧饭烧菜的时间短，即使外面疾风骤雨，烟囱也绝不会烟火倒流。一句话，就是好看又实惠。人家砌的灶头用了3年后要翻新，父亲砌的灶头5年后照常使用。这使得父亲的名气很响。父亲砌好灶头后，夜饭是不在别人家吃的，这个做法也是替东家省钱。省钱，是所有农家的习惯。

海边村的男人都是学手艺的。每年的“三抢大忙”，若是都靠妇女们干活，是会拖节气的。村上有句谚语：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脱时脱一季，脱季脱一年。村上要求所有男人回村一周，帮忙“三抢”。父亲插秧也是快手。母亲说父亲的快是“邋遢快”，意思是邋遢了才会快，他不邋遢就快不了。父亲不承认，他的不承认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还有一个本事，他会耙水田。

耙田，确实是一身水一身泥的，想不邋遢也不行。海边村的耙田是指耙种植水稻的水田，在水田中放满水，适时浸泡后用牛和耙把秧田耙成松软浆泥的活儿，通常叫兜田。干这活儿的经验，首先要兜到田里的每一块泥都不出现僵块，这个是棘手的难题，泥块在水里，是看不见的，需要感觉，需要技术；其次是整个水田要齐平，不管田大田小，都要平整得像一面镜子。做到这些，非有十年的兜田实践不可，而且也不是人人都能学会的。但父亲学会了，而且学得很到位。

也不知道父亲如何学会的，有人说，村上一位老者见父亲心诚、手巧、善良，就手把手地教会了他。也有人说，父亲的手艺是神仙点化的。我不相信，有一回问母亲，母亲说：“哪来的神仙，还不是自己的父亲教儿子的？”就此一句话，我听明白了，明白了也不说，要替父亲保守秘密。因此父亲每年都显得很神气、很自得。

有一个晚上，我与母亲对坐对望。母亲轻轻地对我说：“你父亲除了捉鲻鱼、砌灶头、兜水田以外，还为我烧了60多年早饭。”她说，父亲喜欢吃饭，她喜欢吃粥，所以一顿早饭要烧两次，要烧一镬子粥、半镬子饭，烧到自己烧不动为止，辛苦的。母亲泪眼蒙眬地问我：“这应该也是拿得出手的东西，是不是？”我答道：“是的，应该是的，完全是的。”

6 .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下面小题。

城市里的蘑菇

卡尔维诺

风，从远方来到城市，带着不寻常的礼物，但只有少数敏感的人才察觉得到，像有花粉热毛病的人才会因为别处飘来的花粉而打喷嚏。

一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阵夹带着孢子的风，于是蘑菇在市区街道的花坛上萌芽了。没有人发现，除了小工马可瓦尔多，他每天早上都在那里等电车。

这位马可瓦尔多对城市的生活不是很适应：广告招牌、红绿灯、橱窗、霓虹灯、海报，装腔作势地想吸引人注意，但是他就像行走在沙漠上似的从未停驻过目光。相反地，一片高挂在树枝上枯黄的叶子，一根缠悬在红瓦上的羽毛，他却不曾遗漏；马背上的牛虻、桌上的蛀洞、人行道上压扁的无花果果皮，马可瓦尔多不会不注意到；四季的变化、心里的欲望和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这些他都能发现。

这样，一个早上，在等着电车来载他去公司上工时，马可瓦尔多在站牌附近注意到一些奇特的东西：沿着林荫大道铺满石板并消过毒的花坛上，在某几处树桩，似乎鼓起了肿块，这里那里地微露着地下的圆形体。

他弯下身去系鞋带以便看清楚点：是蘑菇，真的蘑菇，正在市中心萌芽！对马可瓦尔多而言，他周围这个灰色而贫乏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因为这批不为人知的宝藏而变得丰盛肥沃。而且，生命中除了以小时计酬的雇员薪水、额外的工资补助和家庭津贴外，还是有某些东西可以期待的。

他这天工作得比以往都要更心不在焉，老想着当他在那儿搬卸盒子、箱子的同时，那些只有他知道的蘑菇，在幽暗的土地上寂静、慢慢地酝酿那多孔的果肉，吸取地下的水分，蹭破土地表层。“只要下一晚上的雨，”他自言自语道，“就可以采收了。”并急着让他太太和六个孩子知道这项发现。

“我跟你们说，”马可瓦尔多在享用少得可怜的晚饭时宣布，“在一个礼拜之内，我们会有蘑菇可以吃！很棒的油炸蘑菇哦！我向你们保证！”

然后对那些较小的、还不知道什么是蘑菇的孩子们激动地解释各品种蘑菇的美丽，讲述它们鲜美的滋味，还有烹煮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把他太太朵米娣拉硬拖进来参与讨论。因为她始终是一副怀疑和漠不关心的样子。

“这些蘑菇在哪里？”孩子们问，“告诉我们蘑菇长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马可瓦尔多基于多疑的理由煞住了他的兴奋。哎，我一跟他们说出位置，他们就会和平日混在一起的野孩子一齐去找，然后消息会传递整个社区，蘑菇就都到别人的锅子里了！这个推测立刻填满了那原来充满着大爱的心灵，担心、嫉妒及冷漠把心关闭起来，现在他只渴望拥有。

“蘑菇的位置我知道，而且只有我知道，你们要是在外头走漏一句话，就该倒霉了。”

第二天早上，当马可瓦尔多走向电车站时，心里满是挂念。他蹲在花坛上，看到蘑菇长大了，但并不多，几乎还完整地藏在地下，才松了一口气。

他就这么蹲着，直到察觉有人站在身后。他猛地站起身来并试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个清道夫正倚着扫把看着他。

管辖这片蘑菇生长区域的清道夫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瘦高个儿，叫阿玛弟吉，对马可瓦尔多一向不太友善。或许是因为已习惯于透过那副眼镜在柏油路上探测搜寻每一个大自然留下待清扫的痕迹。

那天是星期六，马可瓦尔多有半天的空档都消磨在花坛附近，魂不守舍地转来转去，眼睛远远地盯着那个清道夫和蘑菇，同时心里盘算着还要多少时间蘑菇才会长大。

晚上下起雨来，马可瓦尔多是全市里唯一如同久旱逢甘霖的农民因为雨声而兴奋地跳起来的一个。他爬起来坐在床上，叫醒全家：“下雨啦，下雨啦！”他兴奋地呼吸着潮湿的尘土味，还有从外面飘来的新鲜霉味。

星期天清晨，带着孩子和一个借来的篮子，马可瓦尔多冲向花坛。蘑菇都在，站得笔直笔直，小帽子在水汪汪的地上高高扬起。“万岁！”全体立刻理头开始采摘。

“爸爸，你看那边那位先生摘了多少！”小米开尔说。做爸爸的抬起头来看见，站着他们旁边的阿玛弟吉也挽着个小篮子，篮子里装满了蘑菇。

“啊！你们也来采？”清道夫说，“那么是真的好吃了？我摘了一些，但是又没有把握……更那边点的大道上还长有更大朵的蘑菇……好，现在我知道了，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他们正在讨论要不要摘……”便大踏步走开了。

马可瓦尔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有更大朵的蘑菇，而他竟然不知道！眼睁睁地看着一次意外的收获就这样变成别人的，他有好一会儿几乎气傻了，然后——有时候会发生——因为个人情感的崩溃使得他突然慷慨起来。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正在等电车，由于天气仍不稳定而且潮湿，大家手背上都吊挂着雨伞。“喂！你们这些人，今天晚上想吃油炸蘑菇吗？”马可瓦尔多对站牌附近拥挤的人群喊道，“在马路上长出了蘑菇！你们跟我来！每个人都有份！”之后他就紧跟着阿玛弟吉，而他身后则紧跟着另一群人。

大家都找到了蘑菇，没有篮子的，就把蘑菇放在打开的雨伞里。某个人说：“如果我们一起办个午宴一定很棒！”但最后，所有人都带着各自的蘑菇回到自己家里。

不过他们很快又重新见面了，就在同一天晚上，同一家医院的病房里，由于食物中毒来洗胃。中毒都不严重，因为每个人吃的蘑菇数量并不多。

马可瓦尔多和阿玛弟吉正躺在相邻的病床上，怒目相视。

（有删改）

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鼓励我们立足时代发展，创新艺术表达，在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过程中，把中国故事讲生动、讲精彩。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从延河岸边走来的艺术院团，国家话剧院近年来以史料为依托，深入革命文化传统，创作了《红色的起点》《直播开国大典》《三湾，那一夜》等一批话剧作品。《红色的起点》凸显青春洋溢的革命精神，以富有时代气息的舞台表达，再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直播开国大典》则聚焦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历史时刻，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再现新华广播电台如何在有限条件下，顺利实况转播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了让故事更加好看，在《直播开国大典》中，我们打破传统叙事模式，3条线索交融并进，增强全剧悬念和戏剧冲突，更加有效地传递作品的精神内涵。

今年国庆期间，国家话剧院首部文献剧《抗战中的文艺》成功上演。全剧以活跃在抗战中的文艺家为主人公，集中呈现鲁迅、田汉、聂耳等文艺大家的爱国之志和救国之举。国家话剧院推出这部剧，既是对历史的回望和致敬，更传递了前辈艺术家的奋斗之志、家国情怀。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我们深入生活，走近书写不凡生命诗篇的英模人物，通过文艺创作让人物事迹和精神为更多人所知。只有深入生活，创作者才能走进人物内心，进而从精神层面理解人物，这样刻画出的人物才清晰准确、真实可感。为创作话剧《谷文昌》，国家话剧院的主创团队数次来到主人公生前奋斗过的地方采风。人物形象的种子逐渐在演员心中生根发芽，这样塑造的艺术形象更加令人信服。

无论表现革命前辈还是英模人物，当创作者自己被表现对象深深打动、在精神和情感上有所升华时，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富有原型人物的精气神。为创作民族歌剧《技贫路上》，我们多次深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妮村，在主人公黄文秀工作过的田间地头听乡亲们含泪讲述她的故事，反复研读地留下的《驻村日记》。这位年轻共产党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信念和优秀品德，成为我们创作时的力量之源。

我们将探索戏剧和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建设戏剧现场云演播平台和数字智能演艺基地。戏剧和网络的融合不止步于直播，而是要实现戏剧线下创作与线上数字化创作的全面融合，通过数字的、审美的方式，让精彩的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到。

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国戏剧人义不容辞，大有可为。

（摘编自《用更多优秀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5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外青年交流的桥梁，也是交流情感、增进友谊的良好载体。南法的春天悄然到来时，一次温暖的邂逅，让我们认识了两位学习汉语的法国女孩。她们邀请我们参加学校举办的汉学研讨会，言语间流露出的对中国的热爱令我们动容。研讨会上，我们从“好雨知时节”聊到“海内存知己”，再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她们一个喜欢李白，一个想去苏州。她们说，“汉语不仅美，而且更是未来”，“等疫情过去，我一定要去中国”。我们将从国内带来的书法作品赠送给她们，并说中国永远张开怀抱欢迎她们的到来。看到她们灿烂的笑容，我们心中感慨万千：中国文化的魅力感染着全世界，她们只是千千万万外国汉语学习者的缩影。

从长江的滚滚春潮，到塞纳河的粼粼波光，我们在法国讲述的中国故事意韵悠长——历久弥断，中华传统文化活色生香；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中国之声铿锵响亮；不忘初心，来时的道路指引前进的方向；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满载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在法国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中国青年报》2022年5月13日）

苏轼的房子

沈章明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居住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它们不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理想的具体化。

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思念之情终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他赴京应试，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思念家乡。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眼前的竹与柏不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苏轼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发起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南轩位于眉州纱毅行，苏洵将其命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南轩可爱，南轩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愿外出。人到中年，他还在感叹“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理解那些准备或已经移居外地的乡人，“怪君便尔忘故乡”。

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境和诗文中出现。苏轼不得不压抑乡思，别求居所，甚至亲手建造房屋。

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微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梦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间化生存状态。苏轼被贬黄州，只希望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东坡种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

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免除智慧、身心和声名之累，不能遨游在一切羁绊和边界之外。他接受羁绊，信奉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希望，开辟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间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承认不完美，坦然表现这种不完美。

这种观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随着居处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楼。这里是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关照，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他淡然表示“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心态开朗，白鹤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封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命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苦情绪，也没有暂时寄居的潦草和敷衍。“书斋里开有宽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江山烟云尽收眼底，好像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封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自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居既亲近人间烟火，又亲近自然，充满了不同于雪堂的诗意。

美好的诗意总是被粗暴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这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杨治宜《“自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孤独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方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在的乌托邦。

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寂寞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苏轼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故乡。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不同，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念彻底变化。

苏轼终于从承认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家的儿童读书，开心不已，急忙找出书与小儿郎一起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变成故乡，“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限，获得真正的自由。

（有删改）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的养分因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没有这后一个移位，20世纪中国小说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获得自己独立的品格，并取得突出成就。

在论述西方小说的启迪时，我有意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简化为西洋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过程，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理解中国小说形式的嬗变，以便详细勾勒晚清作家和“五四”作家共同完成的转变的运动轨迹。而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我着重强调这两代作家主要不是接受中国古代小说，而是接受以诗文为正宗的整个传统文学的影响；在引笑话、轶闻、答问、游记、日记、书信等形式入小说以及借鉴“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部分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我把西方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转化作为论述重点，但并不否认文化背景的变迁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把纯形式的小说叙事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而又不流于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并非易事。

从表面看，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的区别，表现在“五四”作家比晚清作家更多借鉴西洋小说技巧。如此说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演变的过程也就成了中国作家逐步掌握西洋小说技巧的过程。这未免把复杂的文学运动简单化了。晚清作家的根本缺陷是受社会思潮影响而无力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幻想接受新技巧而保留旧道德。从林纾、吴趼人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鸳蝴作家，都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而撇开其思想内容。殊不知抛开对个人内心生活的关注而学第一人称叙事，抛开现代人思维的跳跃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而学叙述时间的变形，一切都成了变换“布局”之类的小把戏。与晚清作家比，“五四”作家转变思维方式，周作人谈“直译”、说“模仿”，鲁迅、沈雁冰学思想同时学技法。“五四”作家借助“拿来主义”冲破“中体西用”的限制，把西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接受。新技巧只有在适合表现新人的新意识时，才可能真正被感知和利用。当然，晚清作家与“五四”作家相比，距离不在具体的表现技巧，而在支配这些技巧的价值观念。作家对世界与自我认识有突破与革新，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可能真正实现。“五四”作家突出小说中的非情节因素，借用容易产生强烈感情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根据人物内心感受重新剪辑情节时间，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而所有这些，跟“五四”时代个性主义思潮之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我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单从社会思潮角度，当然也可以部分解释这两代作家的艺术革新的成败利弊，但很难真正体现“小说革新”的特点。因而我选择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影响于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文化因素来重点论述。中国小说主潮实际是由宋元话本发展起来的章回小说。白话利于叙事、描写乃至抒情，可章回小说脱不掉说书人外衣，作家就只能拟想自己是在对着听众讲故事。即使只是拟想的，那么作家就只好讲故事，而且只能以说书人口吻连贯讲述以情节为中心的故事。自觉把写作对象定为“读者”而不是“听众”，这是晚清才开始的。报纸、杂志的出版，使小说可以“朝脱稿而夕印行”，甚至下章还没动笔，上章已印成铅字与读者见面。书籍的大量印行，使作家不再谋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是直接迅速地跟读者对话。由拟想中讲故事到明确地写小说，这一转变使作家得以认真考虑“写——读”这一传播方式可以容纳的各种技巧。说书人口吻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连贯叙述也不再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了；同样，小说也不一定非以情节为结构中心不可了。中国小说这一传播方式的转变一从口头化到书面化，无疑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