诙谐书生形象在民间演艺中不断发展，形象的定型和传播借助了民间艺术的类型化特点。故事类型学研究指出，在民间故事中“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根据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以元杂剧为例，形象设置往往依据其形象身份有所分工，不同形象类群具备不同的功能，女性往往是故事核心，功能上是被欺压、被侮辱的；权贵官员出场总是欺压百姓，是灾难的发动者；老年角色（父母或度婆）多为感情发展的障碍等等。

诙谐书生形象多出现在爱情戏中，起到配合和衬托的作用，逐步成为一种典型形象确立下来，为后世文学作品、市民文艺所不断效仿，甚至发展出专门的文人笑话。此类短小精悍的文人笑话成为文人创作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围绕书生的迂腐性格、浅薄才学和窘迫境遇，发展出不同的笑话类型。

首先是以读书人迂腐迷信为笑料，因文人所恪守的陈规与现实环境不相符而产生滑稽感。宋代陈正敏《遁斋闲览·谐噱》载有秀才“应举忌落字”的小故事。秀才犯忌落第，不喜用“落”字或音似，常以“安康”取代“安乐”，后派仆人看是否高中，仆人也只能回答“康了”。读书人饱读诗书，却受困于陈规，为避忌讳想尽办法，在人前求全体面，却暴露了虚弱本质，闹了笑话。第二类以读书人不学无术、死读书来制造笑料。《书低》载有一则书生趣事：秀才借用僧房读书，书童反复取来典籍给他，他却都抱怨过“低”，僧人以为是不满于经典，原来居然是嫌拿书当枕不够高。所谓的饱学之士悠哉混日子的窘态被拿来揶揄逗趣。第三类围绕书生的穷酸和爱面子。《咬饼》中，穷酸老师饥饿，用咬出个月亮来哄骗孩子的吃食，偏偏碰上不舍得食物的纯真孩童，师生抢饼，居然把孩子手指咬伤了。穷酸之窘态跃然纸上，妙趣横生。

从民间文艺到文学书写，诙谐书生形象逐步摆脱爱情戏中的角色定位，体现出更具文人特点的诙谐性格，为丰富叙事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素材。明清文学谐谑之风盛行，文人搜索民间故事笑话加工润色或亲自创作，官场、市井、儒林无不可戏谑，笑话这类短篇叙事所勾勒的诙谐书生形象，几乎成为白话小说中文人形象的主要面貌。《儒林外史》中，有为宴请精打细算的胡三公子，宴请前买鸭子怕不够肥，拔下耳挖来戳戳鸭脯上的肉，掐了还把剩下的骨头装回家。西湖雅集，本是风雅之事，与胡三公子的寒酸小气相联系，让人忍俊不禁。还有尚在丁忧的范进去汤知县处打秋风，饭前各种忸怩作态，为遵制反复挑剔餐具，最终还是忍不住吃了个大虾元子，原先居丧守制的道学形象瞬间瓦解。

他们虽然有着各种性格弱点，却无一不是以诙谐可笑的面貌示人，喜剧性的塑造手法在成熟的叙事文学中蕴含着写作者更深的创作意图。但从形象发展轨迹看，构成形象最核心的“诙谐”意趣自形象生成时就已深植其中，借助民间文艺圈共享故事和形象类型的创作手法，完成了从口头传播的民间文艺向文人书写的书面文学传播发展的进程，最终成为稳定的文学形象类型。

（摘编自潘超青《论“诙谐书生”形象的生成、传播与文化构因》）

材料一：

“不敢和别人对视交流，一紧张脖子就发抖。”“平常别人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碰见个熟人，脑袋空白五秒，然后不知所措，最后掉头就跑，实在太近，就装作不认识和视力不好。”这些是一些“社恐人”真实的内心自白。

近日，“社恐成为年轻人的流行病”这一词条上了热搜。“社恐”的全称是“社交恐惧症”，当然，这并非指的是医学上的病症，而是用来描述一部分人见到陌生人，或者是不那么熟悉的人就紧张地说不出话、想躲避社交的一种心理状态。

相关调查显示，自2016年以来，“社交恐惧”一词的网络检索率便持续攀升。社交恐惧似乎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流行病。具体到一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人有“社交恐惧症”，那么他在和陌生人或者说不那么熟悉的人打交道时会陷入纠结。一方面，他需要与人的正常的沟通和交流，另一方面，他却惧怕这种沟通和交流。这种“自身的需要”和“内心的惧怕”之间的拉扯，让他们中的不少人陷入了“社交焦虑”。

“社交恐惧”在一个人的学生时代，影响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学生时代接触到的人多为同学、亲友，这也意味着社交压力没有那么大。但当这些年轻人开始工作、进入社会时，需要面临跟不同人沟通协作时，“社交恐惧”给人生活和工作带来的显性的负面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就会被放大。比如，就有不少人在网络上询问如何跟领导打招呼，如何跟同事相处等问题。“社交恐惧”深刻地影响一个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因而，也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去正视“社交恐惧症”。

需要认识到的是，“社交恐惧症”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社交恐惧症”只是一些人在社会语境变化下，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社交习惯，其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放在如今的社会语境下，“社交恐惧症”似乎是一种年轻人的“时代病”，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当代社会生活规则的深刻变化。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在“熟人好办事”这一规则下，人们需要多参与社交来增加自己与社会的联系、便利自己的生活。

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多遵循某种既定的规则而非“人情社交”。可以说，人与人的社交不再依赖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规则。经济形态的变化，社会规则的演进，让一些人的“人情社交”需求下降了，与人打交道的需求也就变得没有那么迫切。

我们倒不必过度规训年轻人，让他们敢于社交、勇于社交，不妨多看看他们的成长环境，城市空间提供了某种更加个人化的行为模式。对社交的拒绝，其实也可以视为一种进步——年轻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即可实现自我满足。

当然，在可见的历史时空，社交依然是一种“刚需”。再多的恐惧，社交也终归是需要的。从“社交恐惧症”的这波网络讨论里，社会也应当有所省思。比如，人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交模式？是繁文缛节还是畅快简单，是虚情假意还是直来直去？这些，恐怕是这个话题更宏观的公共意义。

（摘编自《潇湘晨报》《年轻人不爱社交了吗？》）

材料二：

真正符合医学诊断标准的“社恐”人群比例其实非常低。正如一些心理专家所言，大多数人的“社恐”并不是病，如今被泛化使用的“社恐”一词，更多时候是一种用来逃避现实社交的托词。

“社恐”真的是年轻人的“流行病”吗？步入数字化时代，身为互联网原住民，更习惯于线上表达的青年一代，固然可以依托网络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捷高效，并减少了令他们“恐惧”的真实社交，但这真的是一种好现象吗？线上“狂欢”、线下“沉默”，为什么不少年轻人会发出“数字化时代更友好却更孤独”的感叹？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汪晨波在接受采访时介绍，“社交恐惧症”本指一种精神障碍，有研究显示，“社恐”在人群中大约占比10%～15%，但真正确诊的只有2%甚至更少。简言之，绝大多数人并非真的患有“社恐”。

他认为，不少年轻人自称“社恐”，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来自他人的否定或批评高度敏感。尤其在12～24岁这一阶段，随着青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特别在意来自他人的评价，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喜欢，害怕在人际交往中的失败。

“人天然地会对陌生情境感到恐惧，在现实中‘练习’得少、经历也少，容易产生‘社恐’的错觉。”在汪晨波看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年轻一代更习惯于网上交流，他们参与的线下社交比上一代人更少，所以面对陌生场景，更容易紧张。其实，不止年轻人，汪晨波举例说，从偏远山村来到大城市，即便是深谙社交技巧的成年人，面对不熟悉的生活情境、社会规则等，也容易“社恐”。

（摘编自《文汇报》《“社恐”是年轻人的“流行病”？》）

材料三：

在围绕“社恐”的讨论中，不少网友提及，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更包容的社会氛围，貌似对“社恐”也更友好。比如，扫码点餐、网上买菜等应用场景的落地，开始逐渐代替日常生活中的陌生人交际，而发达的社交媒体和丰富的线上娱乐，也满足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交友、休闲、娱乐等多样的需求。

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减少了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线上“狂欢”、线下“沉默”，可以说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常态”。但不少学者也同时观察到：虽然就通信方式、交友渠道、信息获取而言，现在都要比以往更发达，但不少年轻人的内心却愈发孤独。

一位社会学学者告诉记者，在疫情前，他曾做过关于城市独居青年孤独感的上门调查。他原本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都很愿意和他这个陌生人倾诉一番，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知心朋友。

为什么有的人会既“社恐”又孤独？出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与自我和解？对此，有学者在接受采访时也试图给出回答：人是社会性动物，既拥有丰富的虚拟世界、强大的内心世界，并同时在线下的人际交往中获得支持，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或许才能达到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

（摘编自《文汇报》《真诚永远是最好的社交能力》）

材料四；

虽然“社恐”的标签在年轻人中十分流行，听上去这也算不上是件事儿，更像是一种自嘲，但不少大学教师关注到：在校园里，如何处理好社交问题，确实是青年学子绕不过去的一道坎，需要正确面对。

华东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杜素娟时常接到大学新生求助。有一则求助大意如下：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上课、吃饭时总是一个人，不像高中时一直和小伙伴们成群结队，自己由于“社恐”心态作祟，难以交到新朋友，倍感困扰。

“假如你是‘社恐’，该如何融入新的环境，处理好与室友的关系？”杜素娟以这一场景举例。确实，随着暑假过半，不少准大学生将在下个月迈入校园、开启新的生活。相比过去大学宿舍的八人间，如今的“标配”一般是四人间，住得更宽敞，但人际关系问题比过去更加突出。

她分析，与从小适应集体生活的父辈不同，00后个性更鲜明、自我意识强烈，往往不愿意妥协、牺牲个人空间，在人际关系应对方面经验略显不足。

“部分学生确实存在一些社交能力欠缺，需要在集体生活中历练，补上成长中的这一课。因为今后无论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学会与人合作、沟通都是必要的。”但杜素娟也同时强调，对于“社恐”，要做出区分。到底是勇敢拒绝“无效社交”，还是由于自身自信不足、恐惧与人交往——青年人学会正确看待社交的意义，找到适合自己、感到舒适的状态很重要。

“结交一两个气味相投的朋友，顺其自然地被群体接纳、融入环境，比‘乞讨’一份社交关系更加健康。年轻人不必过于焦虑短时期内对社交的不适应，更无需认为自己社交不活跃就是人生很失败。”杜素娟说。

（摘编自《文汇报》《社交不活跃不等于人生很失败》）

赵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单问赵奢曰：“吾非不说将军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独将军之用众。用众者，使民不得耕作，粮食赁，不可给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单之所为也。单闻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

马服^【注】曰：“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无钩繯镡蒙须之便，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君无十余、二十万之众，而为此钩繯镡蒙须之便，而徒以三万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即君之齐已。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者，齐、韩相方，而国围攻焉，岂有敢曰，我其以三万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 都平君喟然太息曰：“单不至也！”

（选自《战国策·赵策三》）

家风家训是一个社会最基础、最直接、最有效的教育方式，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可触及灵魂并涤荡心灵，所表现出来的道德约束力，往往比正式制度更有力度，更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以新时代的话语表达赋予传统家风以新的内涵，梳理和萃取其思想精华，推进传统家风的创造性转化，建设新时代的优良家风文化，是一个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我国各方面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优良家风家训的基本内容。要通过对主流道德规范的自觉遵守与主流价值观的自觉维护，提高家庭中每一个人的修养，从而确保家风建设符合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优良家风的基本内容，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活化，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利于民众接受，推动每个人在家做到尊敬父母、知书达礼、讲求诚信，在社会上展现出遵纪守法、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品质。

一个和谐的家庭必定建立在家庭成员融洽的关系之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家庭的人性滋养还能让我们跳出小家庭的认识格局，置身于时代的进步当中。当每个人都能用仁爱温情去看待身边人、处理身边事的时候，社会的人际关系将更加融洽，由此带来“好家风促进好社风”的成果。正所谓“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当然，优良的家风还需要有一种约束机制与之互补，这就是责任。责任与感情并举的伦理规范应该是家庭伦理的基本准则，同样也是优良家风建设的基本准则。作为子女，我们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作为配偶，我们有尊重婚姻的责任；作为父母，我们有教养子女的责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要同社会成员守望相助，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作为国家的一分子，我们有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的责任。责任是家风建设的基础，只有融入家庭责任的因素，树立“爱家”“担当”意识，承担起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才能建设好优良家风。

民主协商、和谐相处是优良家风建设的基本方式。传统社会的家风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对平等的追求则是近百年新家风嬗变的肇始。新时代的优良家风，要做到和谐相处，就必须做到民主平等，这既是对传统权威型家庭的超越，也是衔接新时代发展潮流的方向，真有重大的时代意义。保障家庭成员的民主平等表现在生活中相互关心，事务上积极支持，家庭教育上充分沟通，事关个体和家庭利益都要互相协商。当然民主并不等于是无条件的自由，要制定适当的家庭规范，约束家中的每个成员。

中国优秀的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不等于是古代的家风家训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充分认识和发掘传统家风文化的现代价值，为建设与时俱进的新时代优良家风文化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源泉。

（摘编自叶舟《涵养新时代的好家风》）

窦朗州见示与澧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①

刘禹锡

邻境诸侯同舍郎^②，芷江兰浦恨无梁。

秋风门外旌旗动，晓露庭中橘柚香。

玉簟微凉宜白昼，金笳入暮应清商^③，

骚人昨夜闻鶗鴂^④，不叹流年惜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