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槐在呼唤   

王锦慧

我曾多次去拜访一棵古槐，一棵守望在李大钊故乡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古槐。

北依碣石，南望渤海，滔滔滦河水从村东流过。公元1404年，大黑坨在建村以前，古槐就植根这片沃土，迄今已有600多岁高龄。

古槐在村中三里长街的西侧耸天雄踞。虽老态龙钟，须髯蓬垂，却将虬莽的根系盘结于血脉相连的大地深处，在流年往复中昂首傲对风摇雨沐，终挺立成一位知天知地的长者，挺立成一枚声名显赫的村徽。

凝望古槐越久，便愈发真切地感知：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与树木灵犀相通。每种树木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情感，那一圈儿一圈儿的年轮可谓其心路履痕的标记。

你看，古槐巨伞似的树冠为何呈南低北高之势？原来，它在倾身护卫着李大钊的故居。

这座始建于清光绪七年的寓舍，由南到北分为三进院落。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中院东厢房北间屋土炕上。他在襁褓中，即丧父母，没有兄弟姊妹，幼年为垂老祖父抚养成人。

古槐像月光一样相守着爷孙俩。祖父视孙如命，在孙子4岁时教他认字背诗，6岁送他到村西头谷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0岁送他到邻村攻读四书五经，后又送他到县城以北的井家坨宋举人家深造。

1905年秋，李大钊到旧称“永平府”的卢龙县城读中学。第二年，学校刚刚开学，他就收到了告知祖父病危的家信。祖父临终时殷殷嘱咐他勿荒学业。

1907年夏，李大钊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自此离开故乡，踏上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开辟革命新天地的征程。

朝朝暮暮年年岁岁。古槐瞩望着他的远行之路，等候着他的折道而返。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李大钊童年就尤为神往的碣石山，离大黑坨八十里许。其余脉五峰山以奇松、怪石、雾海、冬雪著称于世。他曾数次登临客居，与“纯洁幽静之草木泉石为邻为友”，相继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1924年5月，李大钊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剃掉胡须化装成商人再次来到五峰山。敌人抄了他北京的住所，并一直追至大黑坨，皆徒劳无获地悻悻而返。

“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6月中旬，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通知，秘密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南望故乡作了最后一次匆匆告别。

四时树景各不同。古槐最风姿绰约的时节要属槐花盛开的日子。洁白晶莹的槐花缀满枝头，沁人心脾的幽香弥散在穹宇。

相传，当时光辗转至1927年，在严冬中落英散尽的古槐，早早吐出一层盎然新绿。它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积蓄储存着槐花如期绽放的生命活力。

古槐心事有谁知？

这一年，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别故乡遥遥七载有余。槐花宛若漫天飞雪纷纷扬扬飘落，诉说别情离意。

4月28日，噩耗惊传：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8岁。

为共产主义“断头流血以从之”。那天下午，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神色从容地登上了绞刑台。

李大钊遇难后，夫人赵纫兰悲痛欲绝。当时，李大钊的灵柩辗转移至妙光阁浙寺暂厝，但在白色恐怖的乌云笼罩下，时过6年都未能入土为安，赵纫兰为此肝肠寸断，日夜牵念。

1933年春，久病不愈的赵纫兰预感来日不多，便携儿女冒死重返北平，为李大钊的身后事奔走呼吁。

4月23日，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万安公墓举行。

35天后，赵纫兰溘然长逝，陪伴在丈夫身边。

不知何时，古槐苍老的树干上平添了许多畸形树瘿和扭曲裂隙。据说，只有内心的大悲大恸，才会留下这类外在的伤痕。

那以后，每当微风掠过，便有沙沙的声响传来。倾耳细听，这声响分明是古槐杜鹃啼血般的呼唤。

在日出日落的一天天，在四季轮回的一年年。古槐声声呼唤着李大钊的乳名，祈祷祈盼着他的归来……

槐，怀也。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5月14日）

材料一：

漫漫历史中，达·芬奇曾在笔记本上画出了潜艇模样，但直到1580年，事情才有些眉目。一位英国旅店老板兼业余科学爱好者威廉·博恩在资料中明确阐明了潜艇基本原理。他说有一种船，通过增加、减少排水量可以在水中下潜上浮。在他的图纸上，用皮革包裹的垫子与螺杆相连，拧螺丝驱动垫片就能控制排水量。不过博恩只有图纸，没造出实物。

40年后的1620年，荷兰工程师科尼利厄斯·范·德雷贝尔制造出历史上第一艘成功的潜艇，被后世称为“潜艇之父”。他的潜艇用牛皮包裹铁框木架，用羊皮囊控制潜浮，有12名水手划桨驱动，曾多次在英国泰晤士河上潜入5米多深的水中。

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双方对海港展开激烈争夺。1864年，HL·亨利制造出“亨利”号潜艇，意在帮助南军打破北军封锁。13名船员驾驶潜艇接近北军“胡萨托尼克”号炮舰，用长杆鱼雷撞击它。猛烈爆炸炸碎了船壳，炮舰很快沉入水中。“亨利”号成了第一艘击沉水面战舰的潜艇，从此揭开水下战争的序幕。

（摘编自《历史上，潜艇是如何发展的》）

材料二：

1954年1月21日，美国海军建过的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下水，使人类长时间潜航大洋的梦想变为了现实。“鹦鹉螺号”这个名字恰恰就来自这个潜航大洋梦想的源头——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名著《海底两万里》。

与凡尔纳在《海底两万里》中预言的一样，高速、深潜和持久的续航能力成为现代核动力潜艇的显著特征。

要让潜艇获得高航速，就需要对潜艇的外形和动力系统进行改进。现代核潜艇已普遍采用水下流体动力性能最佳的水滴型或鲸鱼型艇身，这种设计可减少潜航时的水摩擦阻力，有助于提高水下航速，并使之超过水上航速。目前世界各国建成服役的核潜艇，水下最高航速一般都高于25节，有的最快速度甚至超过40节，比普通鱼雷的速度还要快。而核潜艇之所以能够成为“水下神行太保”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动力强劲的核反应堆。

（摘编自《<海底两万里>：成功预言核潜艇成为海战利器》）

材料三：

核潜艇上装备的核反应堆与普通核电站使用的核反应堆在工作原理上是相似的。目前，世界上多数现役核潜艇采用压水式核反应堆。其核动力装置主要由核反应堆、加压容器、主循环泵和主汽轮机等组成。现代潜艇上的核反应堆大多采用轻水型压水反应堆，其工作过程是：核燃料在反应堆内产生链式反应，释放出巨大的热量；利用主循环泵使载热剂（高压水）通过堆芯把热量带走，通过蒸汽发生器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流推动汽轮机运转：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推动潜艇航行。

核反应产生的能量也能转换为电能，提供全艇设备，如艇上的无线电设备、声呐设备和水声通话系统等用电。为核潜艇提供氧气的主要设备是制氧机，其电力也是由核反应堆提供的。另外，潜艇上使用的淡水要从海水中提取，潜艇上的空调设备和照明设备等都必须依靠核反应堆来提供电力。2000年8月，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仅仅发出一次救援信号，这和当时艇上核反应堆关闭、电力供应中断有很大的关系。为了提高潜艇的生存能力，人们通常还在核潜艇内装备蓄电池、柴油发电机等，以作为应急动力装置。

（摘编自《为什么核潜艇能够长时间潜伏在水下》）

“宋韵”是一个关于宋代文化的美学理想，它切近生活，比历史虚柔，比理学深至，展现为一个活色生香的文化主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鲜明的文明创新、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之标志，开启了所谓的“近世”历史。说它实现了魏晋美学突破以后再一次以某一具体历史时代为界的美学突破，可能不会过分。

宋韵美学具有强烈的近世感。“近世”概念来自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描述中国古代唐宋社会差异的经典分析。他说：“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衰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就是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起来，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特权来获得，完全是基于天子的权力才得以任命了。”在宋代，不仅君主直接面对百姓，官僚的选拔也因科举制大行而具有机会均等的特点。宋代的君主和官员相比以前的贵族体系更靠近最底层的民众，因此，整个国家组织与社会结构体现出更多的公平性，并推动和引领人民追求好生活以及伴生的各种文化创造力。开明君主、重商经济、货币流通、市民生活、超大城市等，无不昭示中国社会向“近世”的伟大转型。

宋韵美学具有非唐的大国韵度。如果说唐代诗人的大量边塞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气度和多民族文化交融，那么，宋代艺术就不免刻意调低了此一音高，而以相对纯粹的中国品格凸显出来，它可以婉约风格的宋词和经典色彩的天青色宋瓷为代表。又如果说唐人以气胜，那么宋人以韵胜。气更偏于自然，韵则偏于人化。不妨说，宋代文化终于脱胎换骨，形成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新内核，它具有某些内敛又优美的品格，这些品格具有极度向内搜求的特点。似乎，近世感的获得是不需要历史连续性的，这就使得向历史回溯失去了必要性和动力。质言之，唐宋之际发生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基础性的意义上，我们说它的大国韵度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唐”的。

宋韵美学具有世俗生活风格化。市民阶层的崛起，世界级大都市的出现，导致城市生活空前繁荣，它的价值核心是经济上的等价交换系统。于是，人民获得了一个相对更为平等的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一切其他价值都得到了重新评估。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建筑、家具、瓷器等成为城市生活的显著标志，杂剧、说书、茶艺、花市和香道等体现了各种群体活动的组织功能，带动着传统的琴棋书画，以价值公平的民众交流为指向，蔚然风靡，获得了艺术上风格化的新形态，繁荣的世俗生活恰恰以这一风格化之美学品格相标榜。

宋韵美学盛行极简主义。宋代器物在两宋之际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历史上主要由青铜器所承载的包括礼制到生活的盛器功能位移到了瓷器之上。青铜器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凝重的神秘气息，被消解了。瓷器变而以简洁的形态和单色调为主。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审美风尚，在瓷器这样的实用器物上开风气之先。艺术上的极简主义在宋瓷上业已完成。极简主义也体现于宋代的家具设计和制作，并向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门类渗透。因此，说极简主义在宋代蔚为时尚是不过分的。极简主义的成型可能缘于极简不允许情感泛滥，而宋代理学恰恰压制情感，似乎在方向上与极简走到了一起。同样，禅趣真正大盛行也是在宋代，或许禅宗和理学在直观上形成了合流，助推了极简主义。

（摘编自张节末《论“宋韵”的美学向度》）

庄子曾用“解衣般礴”来描述一位画师的精神气质。一位国君召集画师们前来作画，大部分画师都神色庄重地润笔调墨，生怕怠慢了国君。唯有一位画师接到作画任务后，不慌不忙地返回住处，脱掉上衣盘腿而坐，国君要求作画的事情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君却认为这位“解衣般礴”的才是真正的画家。

在这个故事中，庄子用国君的口吻，道出了中国绘画乃至中国艺术的内在气质。在庄子看来，包括绘画在内的艺术创作，应该是精神力量的抒发，画家和艺术家的使命并不是按照他人的要求命题作画，而是通过笔墨丹青的形式，使自己对生命与自然的理解跃然纸上。中国绘画艺术对生命与自然的诠释，往往意味着画家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中国绘画兼顾“形似”与“神似”，但更偏向“神似”。

“神似”之神，便是主观精神的豁达贯通，也是画家主观意念的抒发，这使得写意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写意讲究超越现象之后对道的体悟。就人生哲学而言，写意意味着对生命个体有限性的超越；而就绘画艺术而言，写意则要求通过悟道的过程，达成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

面对生命等哲学问题，中国文化喜欢用“悟道”一词进行诠释。“道”是对万物存在具体形式的超越，而“悟”则不同于机械理解与生硬复刻，它是对自然万物发自心灵深处的理解与体悟。“悟道”的精神，也表现在庄子哲学与中国绘画艺术的创作之中。画家的精神境界是其内在涵养与人格魅力的表现，而画家的作品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灵感聚集。

无论是张彦远论画以自然为妙，还是郑板桥论画以造化为师，他们都是以庄子哲学中自然之道作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和艺术评论的基本标准。对庄子来说，人生境界的顶点仿佛就是庄周梦蝶时的物化境界。这是一个充满审美意味的哲学命题，因为这种境界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合二为一。对中国绘画而言，无论绘画题材和创作技法有何种变化，其内在都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追求。这种追求和庄子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明玄妙，浸染着中国绘画的每一件传世佳作。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也是中国写意绘画的高明之处。它时刻提醒着画家要挣脱客观条件的束缚，要让内心有着“解衣般礴”式的轻松自如，让笔端描绘出精神境界的高雅恢宏。

《庄子》中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便是生命精神应有的境界，也是写意绘画的气质要求。

对庄子而言，写意便是对整个世界动态而审美化的把握，是将个体生命与整个宇宙联通为一体，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也追求着此种通达为一的气度，它要求画家做到“意在笔先”，在落笔成画之前已然胸有成竹，将整个世界了然于胸，从而使每一次运墨落笔都能够抵达生命本真之意，直抵具象世界背后的意境深处。

（摘编自高艳慧《解衣般礴：庄子的写意精神》）

重逢

孙犁

水生斜背着一件日本皮大衣，偷过了平汉路，天刚大亮。家乡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见，并不生疏，这正是腊月天气，从平地上望过去，一直望到放射红光的太阳那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身子一挺，十几天行军的疲劳完全跑净，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要飘起来，这八年，他走的多半是山路，各式各样的山路：五台附近的高山，黄河两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垯山，哪里有敌人就到哪里去，枪背在肩上、拿在手里八年了。

他曾有过一种热望，能有个机会再打到平原上去，到家看看就好了。

现在机会来了，他请了假，绕道家里看一下。他悠闲地走着，四面八方观看着，为的是饱看一下八年不见的平原风景。路旁边并排的炮楼，有的已经拆毁，破墙上落了一片鸟粪，铁路两旁的柳树黄了叶子，随着铁轨伸展到远远的北方。一列火车正从那里慢慢地滚过来，惨叫，吐着白雾。

他信步走着，看看麦地，又看看天，看看周围那像深蓝淡墨涂成的村庄图画，这里离他的家不过九十里路，一天的路程，今天晚上，就可以到家了。

经过的村庄街道都很熟悉，这些村庄经过八年战争，满身创伤，许多被敌人烧毁的房子，还没有重新盖起来。幼时记忆里的几块大坟地，高大的杨树和柏树，也砍伐光了，坟墓曝露出来，显得特别荒凉。但是村庄的血液，人民的心却壮大发展了。一种平原上特有的勃勃生气，更是强烈扑人。

水生的家在白洋淀边上，太阳平西的时候，他走上了通到他家去的那条大堤。堤坡已经破坏，两岸成荫的柳树被砍伐了，堤里面现在还满是水。

太阳落到西边远远的树林里去了，远处的村庄迅速地变化着颜色。水生望着树林的疏密，辨别自己的村庄。家近了，就进家了，家对他不是吸引，却是一阵心烦意乱。他想起许多事。父亲确实的年岁忘记了，是不是还活着？父亲很早就有痰喘的病。还有自己女人，正在青春，一别八年，分离时她肚子里正有一个小孩子，房子烧了吗？他走得很慢，他决定坐在这里，抽袋烟休息休息。

他坐下来打火抽烟，田野里没有一个人，风有些冷了，他打开大衣披在身上，他从积满泥水和腐草的水洼望过去，微微地可以看见白洋淀的边缘。

黄昏时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家就住在村边上。他看见房屋并没烧，街里很安静，这正是人们吃完晚饭，准备上门的时候了。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热情地叫了一声：

“你！”

女人一怔，睁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脚上那白布封鞋，就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两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还是水生把门掩好说：“不要哭了，家去吧！”他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跟，走到院里，女人紧走两步赶在前面到屋里去点灯。水生在院里停了停。他听着女人忙乱地打火，灯光闪在窗户上了，女人喊：“进来吧！还做客吗？”

他走进屋里，女人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

“来，这就是你爹，一天价看见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现在回来了。”

说着已经不成声音。

水生说：“来！我抱抱。”

老婆把孩子送到他怀里，他接过来，八九岁的女孩子竟有这么重，那孩子从睡梦里醒来，好奇地看着这个生人，这个“八路”。

水生抱了孩子一会，说：“还睡去吧。”

女人安排着孩子睡下，盖上被子，孩子却圆睁着两眼，再也睡不着。

女人端着灯到外间屋里去烧水做饭。

水生靠在炕头上，外面起了风，风吹着院里那棵小槐树，月光射到窗纸上来。水生觉得这屋里是很暖和的，在黑影里问那孩子：

“你叫什么？”

“小平。”

“几岁了？”

女人在外边拉着风箱说：

“别告诉他，他不记的吗？”

孩子回答说：“八岁。”

“想我吗？”

“想你。想你，你不来，”孩子笑着说。

女人在外边也笑了，说：

“真的！你也想过家吗？”

水生说：

“想过。”

“在什么时候？”

“闲着的时候。”

“什么时候闲着？……”

“打过仗以后，行军歇下来，开荒休息的时候。”

“你这几年不容易呀？”

“嗯，自然你们也不容易。”水生说。

“嗯？我容易。”她有些气愤地说着，把饭端上来，放在炕上，“爹是顶不容易的一个人，他不能看见你回来……”她坐在一边看水生吃饭，看不见他吃饭的样子八年了。水生想起父亲，胡乱吃了一点，就放下了。

“怎么？”她笑着问，“不如你们那小米饭好吃？”水生没答话，他拾掇了出去。

回来，插好了隔扇门。院子里那挤在窝里的鸡们，有时转动扑腾。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女人爬到孩子身边去，她一直呆望着孩子的脸。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她好像是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经坐到她身边的丈夫诉说了……

“你能在家住几天？”

“就是这一晚上，我是请假绕道来看望你。”

“为什么不早些说？”

“还没顾着啊！”

女人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地仄在炕上。过了半天，她说：

“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

1946年河间

（节选自孙犁短篇小说《嘱咐》，有删改）

在很多人看来，科学与文学是相距最远的两个学科。我们很难想象，一种致力于自然的探索和一种致力于人自身灵魂的探索之间，能够找到哪些共同点；也很难想象，它们之间的距离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得以消除。在我们看来，科学是向外的，它是人类试图寻找外部世界奥秘的知识总和；文学是向内的，它不断找寻人的内心秘密，并运用语言工具做出恰当表达。实际上，在此引用牛顿力学定律的表述也许是准确的，科学与文学的力量是作用于同一条直线上的，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自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将诗人清除出理想国后，哲学和科学似乎主宰了世界，文学只能在具有某种垄断意义和天然合法性的城堡之外游荡、流浪，世界上的一切进步也似乎归功于科学的进步，文学则以一种非法身份秘密地存在于民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失去了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因此而藐视文学的存在。事实上，这两种存在同样重要。科学家从几千年前开始，一直将科学的首要宗旨设定为发现自然的和谐，它建基于对宇宙秩序的信仰。一切假定、推理、求证都从这里出发，爱因斯坦的“上帝不会掷骰子”成为科学信仰的箴言。即使是量子力学以及其他理论颠覆经典力学的事实，也很难动摇建立世界和谐统一的知识图景的信仰根基，也很难动摇人类的对于自己的纯理智可以领悟世界秩序的终极意义的信念。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科学家们致力于自己事业的同时，也从未忘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知道，文学与科学实际上从未分离，他们的不同不过意味着一个硬币的两面。

文学以自己的方法、手段，不断探讨、检视人的内在和谐问题和存在的本质，它更多地从人出发，以人为归结点，文学以人为关怀、描述和探讨的对象，有效地将宇宙浓缩于人自身；科学采取了相反的路径方式，将理解人自己的活动放大到宇宙存在的全部时空里，它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融合到认识自己的历史中，科学和文学都在汲取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营养。

文学从根本上说，不论承载怎样的思想，不论探索语词种种排列组合的奇迹，也不论其对人的理解达到怎样的深度，最终要回到审美的层次上。从这一点上理解，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因为在科学家看来，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西方科学家彭加勒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科学家之所以研究自然，不是因为这样做很有用，而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而他们得到乐趣是因为它美。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去探求，生命也不值得存在。”我们观测与我们相距遥远的天体，也发明各种工具来寻找微观世界，并从各个角度来思考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及其历程，是因为它们的美能够不断地为我们带来惊喜，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科学理论和一个文学作品一样，其成就不是因为它们多么正确，而是因为它们具有非凡的美学价值。从最单纯的感受到最高超的种种设计，科学探索的过程和文学探索的过程，对于必然性的认识，都充满了美学上的意义，无论如何，一切寻找真理的道路，都必须以美为路标。

我想，文学和科学需要不断沟通，它们都会因对方的存在而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们作为文明的两翼，彼此不可分离。它们将相互启迪，不断实现其营养的相互转换，并以其互补的方式共同形成人类文明的生态景观。科学应用的真正前景，也在于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文学与科学的最重要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它们都以创新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它们在许多方面的标准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它们能够健康成长的保障和最富魅力的特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科学史和文学史，因为“史”的结构和本质是由变化的力量打制的。

（摘编自张锐锋《科学与文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