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发生嬗变。近几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大博物馆纷纷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文化遗产“用户体验”，利用诸如VR技术等生成逼真、实时、三维虚拟场景，强化展览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和互动需求，加强观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等都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其文化精神。故宫博物院等富集文史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基于传统文化“IP”，通过与游戏、动漫、影视、文学以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器物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发酵，推出一批人们争相体验的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和更大影响，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还比较少，缺乏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合适贴切的表达方法，最终呈现出既具备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进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伟大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的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中国文化的活力》）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正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演变。要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我们必须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揭示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和预测，它甚至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乃至胜出。“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经济总量的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

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拥有超悠久的历史、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使得中国能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今天的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等伟大先哲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文明型国家”的文明基因太强大了，如果这样的国家要被全盘西化的话，它必定走向混乱、分裂乃至解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的，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所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身的许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摘编自张维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型国家》）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传媒市场竞争，取得重要成果。这也让中国这一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较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赢得国际友人的认同和点赞。但我国在世界上有时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解决好“挨骂”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关键所在。必须深刻领会、努力实践，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一个进入新时代、展示新作为的中国。

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求增强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文者，贯道之器也”。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主动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展示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让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材料三：

（图片摘自《【新闻眼】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最新报告》）

别了，“不列颠尼亚”

周婷       杨兴

在香港飘扬了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最后一次在这里降落后，接载查尔斯王子和离任总督彭定康回国的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驶离维多利亚港湾——这是英国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

英国的告别仪式是30日下午在港岛半山上的港督府拉开序幕的。在蒙蒙细雨中，末任港督告别了这个曾居住25任港督的庭院。

4时30分，面色凝重的彭定康注视着港督旗帜在“日落余音”的号角声中降下旗杆。根据传统，每一位港督离任时，都举行降旗仪式。但这一次不同：永远都不会有另一面港督旗帜从这里升起。4时40分，代表英国女王统治了香港5年的彭定康登上带有皇家标记的黑色“劳斯莱斯”，最后一次离开了港督府。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港督府于1885年建成，在以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包括彭定康在内的许多港督曾对其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装修。随着末代港督的离去，这座古典风格的白色建筑成为历史陈迹。

晚6时15分，象征英国管制结束的告别仪式在距离驻港英军总部不远的添马舰东面举行。停泊在港湾里的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和临近大厦上悬挂的巨幅紫荆花图案，恰好构成这个“日落仪式”的背景。

此时，雨越下越大。查尔斯王子在雨中宣读英国女王赠言说，“英国国旗就要降下，中国国旗将飘扬在香港上空。150多年的英国管制即将结束。”

7时45分，广场上灯光渐暗，开始了当天港岛上的第二次降旗仪式。156年前，是一个叫爱德华·贝尔彻的英国舰长带领士兵占领了港岛，在这里升起了英国国旗；今天，另一名英国海军士兵在“威尔士亲王”军营旁的这个地方降下了米字旗。

当然，最为世人瞩目的是子夜时分，中英香港交接仪式上的易帜。在1997年6月30日的最后一分钟，米字旗在香港最后一次降下，英国对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

在新的一天来临的第一分钟，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此同时，五星红旗在英军添马舰营区升起。两分钟前，“威尔士亲王”军营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始接管香港防务。

0点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舰“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新华社香港1997年7月1日电）

材料一：

文艺精品是一个时代文化创造力的重要成果，它滋润人们的心灵世界。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推动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重新塑造着文艺的创意创作、生产消费、传播接受和鉴赏评论，为文艺精品的诞生创造了全新的环境和条件。

数字时代的来临，赋予传统文艺精品新的呈现形式，让我们在数字化情景下与之再次相逢，并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比如，前段时间，央视老版四大名著改编电视剧以弹幕版形式亮相视频网站，在年轻观众中引发了观剧热潮。视频网站、弹幕观剧的加入为数字时代文艺精品传播提供了范例。再如近年来持续开展的舞台艺术优秀剧目网络展演，让荣获“文华大奖”“梅花奖”等重要奖项的优秀之作以及各剧种的保留剧目，借助网络平台赢得更加广泛的受众。更不用说，“数字敦煌”“云端国博”等项目为民族艺术瑰宝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各地美术馆举办的网络美术展书法展，无不展示着传统文艺精品在数字化时代的持久生命力。一言以蔽之，真正的精品不会过时，数字技术赋予文艺精品更多样的打开方式，为大众走近文艺精品搭建新的桥梁。

数字时代特有的技术和艺术手段、传播和欣赏方式、审美和接受心理，更孕育和催生新的文艺精品。文艺精品之精，在于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创作者的重要使命在于以时代的方式捕捉、表现和丰富属于自己时代的美。数字时代的文艺精品应符合这个时代的技术特性，更应契合这个时代的美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全方位反映和呈现社会生活，遵循当代语言语法，彰显时代精神气质，让人领略到人类文明行进到数字时代的新风景。

新媒介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精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网络文学是新媒介推动下产生并迅速崛起的文艺新类型。最新资料显示，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7亿，形成了20余个大类型，200余种小分类。文学之外，短视频、竖屏剧、互动剧等视频新品类层出不穷，沉浸式新媒体艺术展屡成“网红”，“数字舞台剧”等时有新作。而全息影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为数字时代文艺创作提供无限可能。虚拟歌手、虚拟演员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人机共演的银幕、人机共舞的舞台正在出现，这些文艺现象虽然还有些稚嫩，但充满生气和新机，必将成为孕育文艺精品的沃土。

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美学变革。数字技术在带给人新奇审美感受的同时，也给数字时代文艺精品的产生准备着美学基础。央视春晚节目《蜀绣》，把全息投影技术运用于舞美，令人耳目一新。数字技术赋能舞台美术，使之更富表现力和感染力，为舞台美学提供了新经验。同样，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影视作品画面更加清晰精致、音响效果更加立体震撼、视觉特效更加逼真华丽；相比于演员表演、实景拍摄等而言，影视后期制作的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极大丰富了影视艺术的内容和手法，拓展了美学空间。而依托数字平台观看造型艺术作品时，我们可以自由放大某个局部，也可以任意缩小整幅作品，同样推动着欣赏趣味和审美诉求的变化。总而言之，在“逼真感”“即时感”“互动感”“沉浸感”等数字时代耳熟能详、亲身体验的新感受背后，是一种喷薄欲出的新美学。

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应该跟上艺术观念和审美追求前进的步伐。在充分发挥新媒介新技术优势的同时，把数字技术所给予人们的独特感受，变成艺术灵感和创意，融入作品内部，体现到叙事逻辑、情节冲突、人物塑造、场景营构等各个方面，将奉献出受众喜闻乐见、又具有长久价值的精品力作。

（摘编自胡一峰《新技术与新美学造就新精品》）

材料二：

文艺精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那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经得起历史检验。

思想精深，不是简单、图解式地表述政治倾向和标语口号，它是艺术作品中自然流露的深刻哲理和文化价值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千古传诵，电视剧《士兵突击》中“不抛弃、不放弃”的台词被人牢记，就是因为它们能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情操，给人健康向上的力量。

放眼世界，任何国家的文艺作品，都弥漫着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精神”。在美国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就深刻折射了美国的价值观——个人英雄主义精神、关爱生命、恐惧与厌恶战争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艺精品创作的最强音，自然是应有之义。

艺术精湛一般要看三个要素：人物、故事和细节。充满独特个性的人物是文艺创作的核心和灵魂，直接决定作品的得失成败。电视剧《亮剑》深受老百姓喜爱是因为李云龙式的“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都敢于亮剑”的形象刻画得有血有肉。故事是决定文艺创作成败的关键因素。细节比故事更难找，而它又是更能反映真实生活的。

制作精良，要精益求精，绝不能胡编乱造：要“讲究”，绝不能“将就”。一部好的电视剧不仅演员表演要到位，场景、服饰、道具、灯光、音乐等也要用心制作，精美耐看。精品还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否则，那只能是昙花一现。真正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多少年后还能反复播放，才能称得上经典。

（摘编自朱虹《文艺精品十论》）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体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材料一：

《周易·家人·彖辞》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这是男女居处隔离规范的思想基础。后世的思想家在论述男女关系时，每每流露出这一思想的痕迹。《内则》说：“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入，女不出。”这大致说出了男女的不同活动范围。古人还经常引用《周易》来论证这个理论。从一些细微的地方，如饮食、洗浴、出行等也可以看出两性的隔离，《内则》说，“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外内不共井，不共滔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另外，由居处的隔离推延至言论上的隔离，如“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它指男子事务不让女子知道，这与早期社会中常见的“男子会社”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那里，为了保守属于男子的秘密，女子很自然地就被排斥在外了。

性别隔离还表现为男女“授受不亲”。这一原则最先见于《孟子·离娄上》，《礼记·坊记》则从礼制的层面对“男女授受不亲”作了规范。前面我们在谈到两性初期教育时，已经知道“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坊记》所说还可以看到这一原则在现实中的强大束缚力和贯穿两性始终的精神，其中说：“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这是就常时、常事而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礼制又有特殊的规定。《坊记》就说：“礼，非祭，男女不交爵。”《内则》所言与之相类：“非祭非丧，不相授器。”从《内则》所记女子的教育中我们看到，女子可以“观于祭祀”，可以“礼相助奠”。也正是在祭祀时，男女才有合法接触的可能。非礼即为越礼。

男女之防，著于叔嫂。礼书中特别对叔嫂之间的接触作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礼记·杂记》：“嫂不抚叔，叔不抚嫂。”《礼记·曲礼》：“叔嫂不通问。”《礼记·奔丧》：“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考《仪礼·丧服》，家庭同辈成员如兄弟、兄弟姊妹、娣姒之间，死后皆有相应服制，唯叔嫂无服。古代人死大殓，哭者必以手抚尸，而《杂记》所说是人虽死，彼此不得接触。淳于髡与孟子的问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男女之“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中，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者，权衡也，权而得中。在遵循礼制精神的同时，可以对礼的某些教条作出变通，这在孟子看来，并非越礼之举。但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话正好说明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男女授受不亲”的礼制还是应该遵循的。可见，这种观念在当时来说，仍然对两性的接触有着规范作用。

(摘编自肖发荣《“男女有别”观念探源》）

材料二：

Oswa l dSpeng l 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亚普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这两种文化观很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套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地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恋爱的持续倚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阻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

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亚普罗式的。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在社会结构上，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家族代替了家庭，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男女有别》）

怎样读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要读懂《乡土中国》，首先必须了解这本书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本书，有许多内容都是针对乡村建设这一学派的学者们而说的，乡村建设学派认为“愚、弱、穷、私”是中国人的四大痼疾，他们认为只要普及教育，让乡下人识字，引入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制度等等，就可以改变这一现状，但作者却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有自己的地域特点以及一套沿袭已久的文化制度，需要我们以科学实证的方法作深刻的研究，认清乡土社会的本质，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我们阅读这本书时，如果能清楚乡村建设者们的主张和学说，就能对书中的内容有较好的理解，就能学有所得。

此外，阅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就是树立文体的概念。《乡土中国》属于论述类文体，这是由本书的写作目的决定的。它不是一本文学类的作品，而是一本以论述为主的学术专著，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乡土中国》共有十四篇文章，是对中国乡土社会各个文化层面的现象作规律性的阐释，这些文章用统一的社会功能学派的理论来分析，有贯穿始终的理论基础，同时它们又各自成篇，分别对应独立的主题。因此，我们在阅读时，要把握这一特点。

为了读懂《乡土中国》，我们还需要对这本书的写法做一些认识，它最大的写法有些什么呢？其一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即从生活中的事例讲起，逐步分析这些个别现象的特点以及包含的道理，然后再归纳出自己的结论，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一点在文章中多有体现。

比如《无讼》一文，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事例，由浅入深地论述了两种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治理的方式，围绕“讼师”（律师）在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作论述，判断划分出了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对“打官司”的不同态度与看法。从而得出结论∶都市社会，法律必不可少，律师地位很重要，而在乡土社会里，“讼”的发生，则是社会礼治的衰落和教化的失败。因为乡土社会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潜移默化的守规则意识，人们凭借心中的良知，就可以处理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可以维持和谐的社会治理。

其次，我们还要对《乡土中国》的语言特点做一些分析。《乡土中国》有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述，比如讲到作者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或讲述一个案例的时候；但讲到某种社会学的概念或理论时，的确是有些艰涩难懂的。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我们要紧扣文章的标题来读，因为文章的标题是全文中心意思的高度提炼。比如在《血缘与地缘》一文中，开头一段先讲血缘社会的基础是年长者对年幼者有强制的权力，第二段则论述生育是维持血缘社会结构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作者写这些，一是为了论述清楚乡土社会血缘的特点   二是为后文写地缘的特点作铺垫，因为地缘是从血缘中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它们之间必然有本质不同的地方，地缘社会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大方向。

至于论述方面，作者通常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纵的方面是作者的观点及论证的层层分析和深入，横的方面则是对事实与案例联系的综合与分析，有时作者为了让自己的论述更加丰富有力，往往在横的方面展开过多，导致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把握不住纵向的理论推进，这时我们要注意回顾前文的论点，并与之进行对照，看看其论点是平行的还是推进的。这样来读，也就不难理解内容了。

（摘编自戴庆华《怎样读懂（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