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力量

列夫·托尔斯泰

“打死他！……枪毙他！……把这个坏蛋立刻枪毙！……打死他！……割断凶手的喉咙……打死他！……打死他！”人群大声叫嚷，有男人，有女人。

一大群人押着一个被捆绑的人在街上走着。这个人的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步伐坚定，高高地昂起头。

这是一个在人民反对政府的战争中站在政府一边的人。

他被抓获，现在押去处决。

“有什么办法呢！力量总不在我们一边。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是他们的天下。死就死吧，看来只能这样了。”他想，耸耸肩膀，对人群不断的叫嚷报以冷冷的一笑。

“他是警察，今天早晨还向我们开过枪！”人群嚷道。但人群并没有停下来，仍押着他往前走。当他们来到那条横着昨天在军警枪下遇难者尸体的街上时，人群狂怒了。

“不要再拖延时间！就在这儿枪毙那无赖，还把他押到哪儿去？”人群嚷道。

被俘的人阴沉着脸，只把头昂得更高。

但领头的人决定把他押到广场上去，去那里解决他。

离广场已经不远，在一片肃静中，人群后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叫声。

“爸爸！爸爸！”一个六岁的男孩边哭边叫，推开人群往俘虏那边挤去，“爸爸！他们要把你怎么样？等一等，等一等，把我也带去，带去！……”孩子旁边的人群停止了叫喊，他们仿佛受到强大的冲击，人群分开来，让孩子往父亲那边去。

“瞧这孩子多可爱啊！”一个女人说。

“你要找谁呀？”另一个女人向男孩俯下身去，问。

“我要爸爸！放我到爸爸那儿去！”男孩尖声回答。

“你几岁啊，孩子？”

“你们想把爸爸怎样？”男孩问。

“回家去，孩子，回到妈妈那儿去。”一个男人对孩子说。俘虏已听见孩子的声音，也听见人家对他说的话。他的脸色越发阴沉了。

“他没有母亲！”他对那叫孩子去找母亲的人说。男孩在人群里一直往前挤，挤到父亲身边，爬到他身上去。人群一直叫着；“打死他！吊死他！枪毙坏蛋！”

“你干嘛从家里跑出来？”父亲对孩子说。“他们要拿你怎么样？”孩子问。

“你这么办。”父亲说。“什么？”“你认识卡秋莎吗？”“那个邻居阿姨吗？怎么不认识。”

“好吧，你先到她那儿去，待在那里。我……我就来。”

“你不去，我也不去。”男孩说着哭起来。“你为什么不去？”“他们会打你的。”

“不会，他们不会的，他们就是这样。”俘虏放下男孩，走到人群中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跟前。“听我说。”他说，“你们要打死我，不论怎样都行，也不论在什么地方，但就是不要当着他的面。”他指指男孩，“你们放开我两分钟，抓住我的一只手：我就对他说，我跟您一起去溜达溜达，您是我的朋友，这样他就会走了。到那时……到那时你们要怎么打死我，就随你们。”

领头的人同意了。然后俘虏又抱起孩子说：乖孩子，到卡秋莎阿姨那儿去。”

“你呢？”“你瞧，我同这位朋友一起溜达溜达，我们再溜达一会儿，你先去，我就来。你去吧，乖孩子。”男孩盯住父亲，头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接着思索起来。

“去吧，好孩子，我就来。”“你一定来吗？”男孩听从父亲的话。一个女人把他从人群带出去。等孩子看不见了，俘虏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你们打死我吧。”

这时候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和难以理解的事情。在所有这些一时变得残酷，对人充满仇恨的人身上，同一个神灵觉醒了。一个女人说：“我说，把他放了吧。”

“上帝保佑，”又一个人说，“放了他。”

“放了他，放了他！”人群叫喊起来。

刚才还在憎恨群众的他，竟双手蒙住脸放声大哭起来。他是个有罪的人，但从人群跑出去，却没人拦住他。

（选自《哈吉穆拉特》）

舞会之后

[俄]列夫·托尔斯泰

“你们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人人敬重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一夜之间，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她叫瓦莲卡，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在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的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这次舞会好极了，我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

“‘您看，他们在请爸爸跳舞。’瓦莲卡一边对我说，一边指着她那身材魁梧、戴着银色肩章的上校父亲，他正跟女主人和其他的太太们站在门口。

“瓦莲卡的父亲是一个很漂亮的老人，长得端正、魁梧，神采奕奕。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上校笑眯眯地把手伸到左边，从刀剑带上取下佩剑，交给一个殷勤的青年人，右手戴上了麂皮手套。‘一切都要合乎规矩。’他含笑说，然后握住女儿的一只手，微微转过身来，等待着拍子。

“等到玛祖卡舞曲开始的时候，他灵敏地踏着一只脚，伸出另一只脚，于是他的魁梧肥硕的身体就一会儿文静从容，一会儿带着靴底踏地声和两脚相碰声，啪哒啪哒地、猛烈地沿着舞厅转动起来了。使我格外感动的是他那用裤脚带箍得紧紧的靴子，那是一双上好的小牛皮靴，但不是时兴的尖头靴，而是老式的、没有后跟的方头靴。这双靴子分明是部队里的靴匠做的。‘为了把他的爱女带进社交界和给她穿戴打扮，他不买时兴的靴子，只穿自制的靴子。’我想。

“我离开舞会是四点多钟，等我到家，在家里坐了一坐，再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走到瓦莲卡家附近的空地，看见靠近游戏场所的一头有一团巨大的、黑乎乎的东西，而且听到了从那里传来的笛声和鼓声。我的心情一直很畅快，玛祖卡曲还不时在我耳边萦绕。而这一次却是另一种音乐，一种生硬的、不悦耳的音乐。

“走了一百来步，我才从雾霭中看出那里有许多黑色的人影。这显然是一群士兵。士兵们穿着黑军服，面对面分两行持枪立定，一动也不动。鼓手和吹笛子的站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重复那支令人不快的、刺耳的老调子。

“‘他们这是干什么？’我问那个站在我身边的铁匠。

“‘对一个鞑靼逃兵用夹鞭刑。’铁匠望着远处的行列尽头，愤愤地说。

“我也朝那边望去，看见两个行列中间有个可怕的东西正在向我逼近。向我逼近的是一个光着上身的人，他的双手被捆在枪杆上面，两名军士用这枪牵着他。他的身旁有个穿大衣、戴制帽的魁梧的军官，我觉得很面熟。罪犯浑身痉挛着，两只脚踏着融化中的积雪，向我走来，棍子从两边往他身上纷纷打下，他一会儿朝后倒，于是两名用枪牵着他的军士便把他往前一拉，一会儿他又向前栽，于是军士便把他往后一推，不让他栽倒。

“那魁梧的军官迈着坚定的步子，大摇大摆地，始终跟他并行着。他就是瓦莲卡的脸色红润、留着雪白的唇髭和络腮胡子的父亲。

“罪犯每挨一棍子，总是像吃了一惊似的，把他痛苦得皱了起来的脸转向棍子落下的一边，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重复着两句同样的话。直到他离我很近的时候，我才听清这两句话。他不是说话，而是呜咽道：‘好兄弟，发发慈悲吧。好兄弟，发发慈悲吧。’但是他的好兄弟不发慈悲，当这一行人走到我的跟前时，我看见站在我对面的一名士兵坚决地向前跨出一步，呼呼地挥动着棍子，使劲朝鞑靼人背上打下去。鞑靼人往前扑去，可是军士们挡住了他，接着，同样的一棍子又从另一边落到他的身上。这一行人经过我站立的地方的时候，我向夹在两个行列中间的罪犯的背部瞥了一眼。这是一个斑驳的、湿淋淋的、紫红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的躯体。

“突然间，上校停下来，快步走到一名士兵面前。

“我看见他举起戴麂皮手套的有力的手，给了那惊慌失措、没有多大气力的矮个子士兵一记耳光，只因为这个士兵没有使足劲儿往鞑靼人的紫红的背脊上打下棍子。

“‘来几条新的军棍！’军官一边吼叫，一边环顾左右，终于看见了我。他假装不认识我，连忙转过脸去。我垂下眼睛，匆匆回家去了。

“我再不能像原先希望的那样去服兵役，我不但没有担任军职，也没有在任何地方供职，所以正像你们看到的，我成了一个废物。”

“那么，爱情呢？”我们问。

“爱情吗？爱情从这一天起衰退了。当她像平常那样面带笑容沉思的时候，我立刻想起广场上的上校，总觉得有点别扭和不快，于是我跟她见面的次数渐渐减少。爱情便消失了。”他结束道。

(有删改)

劳动、死亡和疾病

【俄】列夫·托尔斯泰

这是一个流传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中间的故事。

那里的人们说，上帝最初造人时，不是非要他们劳动不可的。他们既不需要房屋，也不需要衣食。他们都能活到百岁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疾病。

过了一段时间，上帝想去看看人们生活得怎样，他看到的是人们生活得并不幸福，而且互相争吵，只顾自己，不仅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反而诅咒起生活来。

此时，上帝对自己说：“这是因为他们都能独立生活的缘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上帝做了重新安排：人们要活下去，就不能不劳动；为了避免受冻挨饿，人们就不得不建造房屋、耕种谷物。

“劳动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上帝心想，“要是他们不合作就造不了工具，伐不了树，盖不了房子，种不了地也收不了庄稼，纺不了纱，织不了布也做不了衣服。”

过了一些时候，上帝又来查看人间的生活情形，看看他们现在是否幸福了。

可是他发现，人们生活得比以前更糟了。他们在一起劳动是出于不得已，而且也不是大家全在一起，而是一伙一伙的。每一伙都想把另一伙的活儿抢去干。他们互相倾轧，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争斗之中了，所以他们的生活还不如从前。

上帝看到自己的安排并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于是便决定让人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人们随时都会死亡，并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安排。

“要是人们知道自己随时都会死亡,”上帝心想，“也许就不会为争夺那些身外之物而浪费自己的年华了。”

但是事情还是与上帝的意愿相反，当他再次来视察时，发现人们的生活还是同以前一样不幸。

那些强有力的人，利用人随时会死的事实，降服了一些软弱无力的人，杀掉一些，用死亡去威胁另一些。结果，强者及其后代都不劳动，闲得百无聊赖，而弱者则不得不拼死劳动，终生不得休息，两种人互相害怕，彼此憎恨，人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快活了。

看到这种情况，上帝决定用一种补救方法，他把千奇百怪的病魔打发到人间，上帝认为，当人们都受到疾病威胁时，他们就会懂得，强者应该怜悯并帮助那些弱者。

当上帝再次回来查看人们有了得病危险以后的生活情形时，他看到人们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糟了。上帝的本意是要让疾病使人们能够互相同情关照，岂不知，如今疾病，反使人们陷入更大的分裂。那些强壮得足以强迫别人劳动的人，得病时就强迫他们来侍候自己，但临到别人生病时，他们就置之不理。那些被迫劳动、在别人生病时又得去侍候他们的弱者，其劳累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有了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为了不使病人影响健康人的精神状态，人们把病人和健康人的住宅远远分开。其实健康人的同情本来是会使那些可怜的病人的心情快活起来的，这些病人只好待在他们的房子里受煎熬，死在那里。那些雇来看护他们的人，不仅没有热情，反而还厌恶他们。此外，人们还认为有许多，病是传染的，由于害怕传染，他们不仅躲着患者，甚至把自己同照看病人的人都隔离开来。

上帝自言自语道：“如果连这样都不能使人们懂得他们的幸福所在，那就是咎由自取。”于是，他撇下人们不管了。

过了许久，人们逐渐明白，他们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过得幸福的。只是到了近代，才有少数的人懂得，劳动不应该成为人生中的苦差事，也不应该认为是服苦役，而应该是使所有人联合起来的共同事业。他们开始懂得，死亡时刻威胁着每个人，人类唯一合乎理性的事，就是在团结和友爱中度过有生之年的每一分钟。他们也开始懂得，疾病不应该把人们分开，恰恰相反，它应该为人类相爱提供机会。

（选自《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春风文艺出版社）

为了上诉的事，聂赫留朵夫第二次探监^[注]。

带着老婆子托付的玛丝洛娃走到门口，还没有看见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却看见她了。她脸色红红的，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来，摇头晃脑，不住地微笑着。她一看见典狱长，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盯住他，但立刻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脸上挂着微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这跟上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表现出来的那副活泼样子，感到有点奇怪。

“行，签个字也行。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说。

她拿起笔，用心在墨水缸里蘸了蘸，抖掉一滴墨水，写上自己的名字。

“没有别的事了？”她问，忽而望望聂赫留朵夫，忽而望望典狱长，随后把笔插在墨水缸里，接着又放在纸上。

“我有些话要跟您说。”聂赫留朵夫说。

“好，您说吧，”她说，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心事，脸色变得严肃了。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屋子里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

他把臂肘搁在桌上，身子凑近她。这样说话就不会让那个坐在窗台上的看守听见，而只让她一个人听见。他说：

“要是这个状子不管用，那就去告御状。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去办。”

“唉，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蛋。他老是对我说肉麻话，”她说着笑了。“要是当初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可现在呢？他们总是把人家都看成小偷。”

“她今天好怪。”聂赫留朵夫想，刚要说出他的心事，却又被她抢在前头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那儿有个老婆子，人品挺好。说实在的，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搞的，这样一个顶刮刮的老婆子，竟然也叫她坐牢，不但她坐牢，连她儿子也一起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犯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他们就坐了牢。她呀，说实在的，知道我跟您认识，”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转动脑袋，不时瞟聂赫留朵夫一眼，“她就说：‘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原原本本讲给他听的。’那老婆子叫明肖娃。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说实在的，她真是个顶刮刮的老婆子，分明是受了冤枉。好人儿，您就给她帮个忙吧，”玛丝洛娃说，对他瞧瞧，又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来办，我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的态度那么随便，越来越感到惊奇。“但我自己有事要跟您谈谈。您还记得我那次对您说的话吗？”他说。

“您说了好多话。上次您说了些什么呀？”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微笑，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是为了求您的饶恕，”聂赫留朵夫说。

“嘿，何必呢，老是饶恕饶恕的，用不着来那一套……”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聂赫留朵夫继续说，“我决定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脸上顿时现出恐惧的神色。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发呆了，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玛丝洛娃愤愤地皱起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在上帝面前这样做。”

“怎么又弄出个上帝来了？您说的话总是不对头。上帝？什么上帝？咳，当初您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她说了这些话，又张开嘴，但没有再说下去。

聂赫留朵夫这时闻到她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味，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安静点儿。”他说。

“我可用不着安静。你以为我醉了吗？我是有点儿醉，但我明白我在说什么，”玛丝洛娃突然急急地说，脸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是个……您是老爷，是公爵，你不用来跟我惹麻烦，免得辱没你的身份。还是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是一张红票子。”

“不管你说得怎样尖刻，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低声说，“你不会懂得，我觉得我对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犯了多大的罪……’”玛丝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你并没有感觉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瞧，这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聂赫留朵夫说。“如今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说，“我说到一定做到。”

“可我敢说，你做不到！”玛丝洛娃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摸摸她的手。

“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尖声叫道，气得脸都变色了，从他的手里抽出手来。“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玛丝洛娃继续说，迫不及待地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出来。“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她霍地站起来，嚷道。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是您的事。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帮忙。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玛丝洛娃说。“唉，我当初为什么没死掉哇？”她说到这里伤心得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玛丝洛娃的眼泪也引得他哭起来。

玛丝洛娃抬起眼睛，对他瞧了一眼，仿佛感到惊奇似的，接着用头巾擦擦脸颊上的眼泪。

这时看守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该分手了。玛丝洛娃站起来。

“您今天有点激动。要是可能，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也没有对他瞧一眼，就跟着看守走出去。

“嘿，姑娘，这下子你可要走运了，”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柯拉勃列娃就对她说。“看样子，他被你迷住了。趁他来找你，你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人什么事都有办法。”

“怎么样，我的事你提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伴们的话，却在板铺上躺下来。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墙角。她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她的内心展开了痛苦的活动。聂赫留朵夫那番话使她回到了那个她无法理解而对之满怀仇恨的世界。她在受尽了折磨后离开了那地方。现在她已经无法把往事搁在一边，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要清醒地生活下去又实在太痛苦了。到傍晚，她就又买了些酒，跟同伴们一起痛饮起来。

（节选自《复活》）

玛丝洛娃怎么也没想到会看见他，特别是在此时此地，因此最初一刹那，他的出现使她震惊，使她回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最初一刹那，她模模糊糊地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这是那个热爱她并为她所热爱的迷人青年给她打开的。然后她想到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残酷，想到了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这都是紧接着那些醉人的幸福降临和由此而产生的。她感到痛苦，但她无法理解这事。她就照例把这些往事从头脑里驱除，竭力用堕落生活的特种迷雾把它遮住。此刻她就是这样做的。最初一刹那，她把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接着觉得太痛苦了，就不再这样做。现在这个衣冠楚楚、脸色红润、胡子上洒过香水的老爷，对她来说，已不是她所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那种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玩弄像她这样的女人，而像她这样的女人也总是要尽量从他们身上多弄到些好处。就因为这个缘故，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沉默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利用他弄到些好处。

“那事早就完了。”她说，“如今我被判决，要去服苦役了。”

她说出这句悲痛的话，嘴唇都哆嗦了。

“我知道，我相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

“我当然没有罪。我又不是小偷，又不是强盗。这儿大家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大家都说应该上诉，可是得花很多钱……”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找过律师了。”

“别舍不得花钱，得请一个好律师。”她说。

“我一定尽力去办。”

接着是一阵沉默。

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些钱，要是您答应的话。不多……只要十个卢布就行。”她突然说。

“行，行。”聂赫留朵夫窘态毕露地说，伸手去掏皮夹子。

她急促地瞅了一眼正在屋里踱步的副典狱长。

“当着他的面别给，等他走开了再给，要不然会被他拿走的。”

等副典狱长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皮夹子，但他还没来得及把十卢布钞票递给她，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脸对着他们。他把钞票团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丧失生命了。”他心里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饱经风霜的浮肿的脸，以及那双妖媚的乌黑发亮的斜睨眼睛——这双眼睛紧盯着副典狱长和聂赫留朵夫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他的内心刹那间发生了动摇。

昨晚迷惑过聂赫留朵夫的魔鬼，此刻又在他心里说话，又竭力阻止他思考该怎样行动，却让他去考虑他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怎样才能对他有利。

“这个女人已经无可救药了。”魔鬼说，“你只会把石头吊在自己脖子上，活活淹死，再也不能做什么对别人有益的事了。给她一些钱，把你身边所有的钱全给她，同她分手，从此一刀两断，岂不更好?”他心里这样想。

不过，他同时又感到，他的心灵里此刻正要完成一种极其重大的变化，他的精神世界这会儿仿佛搁在不稳定的天平上，只要稍稍加一点儿力气，就会向这边或者那边倾斜。他决定此刻把所有的话全向她说出来。

“卡秋莎!我来是要请求你的饶恕，可是你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饶恕我，或者，什么时候能饶恕我。”他说，忽然对玛丝洛娃改称“你”了。

她没有听他说话，却一会儿瞧瞧他那只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副典狱长一转身，她连忙把手伸过去，抓住钞票，把它塞在腰带里。

“您的话真怪。”她鄙夷不屑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微笑着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身上有一样东西，同他水火不相容，使她永远保持现在这种样子，并且不让他闯进她的内心世界。

穷人

[俄]列夫·托尔斯泰

在一间渔家的小屋里，渔妇冉娜在灯前织补一张旧帆。屋外，风在呼啸，轰鸣的海浪冲击着岸崖，溅起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但在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暖和而舒适。地面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还燃着余烬，搁板上的碗碟被映得闪闪发光。在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在大海风暴的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打鱼的丈夫一早就驾着船出海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听着海浪的轰鸣和风的呼啸，冉娜真感到害怕。

老旧的木钟嘶哑地敲过了十点，十一点……丈夫仍然没有回来。丈夫是不顾惜自己的，冒着寒冷和风暴去打鱼。她自己也是从早到晚地干活。可结果呢，不过是勉勉强强地维持生活。孩子们仍旧没有鞋穿，无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也不是白面包——黑麦面包够吃就不错了，下饭的菜也只有鱼。“不过，感谢上帝，孩子们倒都健康，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冉娜想着，又倾听起风暴声来。“他现在在哪儿呢？保佑他吧，上帝啊，发发慈悲吧!”她一边说一边划着十字。

睡觉还早。冉娜站起来，往头上披了一条厚围巾，点上提灯就到外面去了，她想看看大海是不是平静些了，天是不是快亮了，灯塔上的灯还亮着吗？能看见丈夫的渔船吗？可是，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风掀起了她的头巾，卷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拍打着邻居小屋的门。于是冉娜想起来，打今天傍晚起她就想去看看生病的女邻居。没人照顾她啊!冉娜想，接着便去敲门。听了听，没人回答。

“寡妇的日子多困难啊!”冉娜站在门前想，“虽然孩子不算多，两个，可是什么事都只有她一个人操心。何况又病着!唉，寡妇的日子困难啊!进去看看吧!”

冉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还是没人回答。

“喂，大嫂子!”冉娜喊了一声，心想，别是出了什么事吧，便推开了房门。

破屋子又潮又冷。冉娜把灯举起来，想看看病人在哪儿。头一眼就看见一张床，正对着房门，女邻居静静地、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床上——只有死了的人才是这个样子。 冉娜把灯举得更近一些。不错，就是她。头往后仰着，那冰冷、发青的脸上呈现着死亡的安静。就在离死了的母亲不远的地方，睡着两个鬈发、胖脸蛋的孩子，他们盖着一件破衣服，蜷曲着身子，两个淡黄色的头紧紧靠在一起。显然，母亲在临死前，还来得及用旧头巾裹住孩子们的脚，又把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盖上。孩子们睡得又甜又香，呼吸均匀而平静。

冉娜抱起睡着孩子们的小摇篮，用头巾围上，带回了家里。她的心跳得很厉害。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把孩子带回家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知道，她不可能不这样做。

回到家，她把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又急忙把帐子撂下来。她很激动，脸都变白了，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丈夫会说什么呢？”她独自默默地想，“自己已有五个孩子了，闹着玩儿的吗？他会揍我一顿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他会这样？不会!唉，这样倒更好!上帝啊，我干吗做这件事呢？现在，我怎么当面对他说呢？”冉娜沉思着，久久地默坐在床前。

突然屋门大开，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里。“冉娜，我回来了!”一个身材高大，面孔黝黑的渔夫，身后拖着一张湿漉漉的撕破了的渔网，边说边进了屋。

“啊，是你!”冉娜说了一句话就停住了，不敢抬头看丈夫。

“瞧这一个晚上，真可怕!”

“是呀，天气真坏!鱼打得怎样？”

“糟透了，简直糟透了!什么也没打着，还把网给撕破了。嗨，真倒霉!像这样的夜晚我大概从来没有碰到过。还打鱼呢，活着回来就谢天谢地了!天气真够呛，可有什么办法!”

夫妇俩都不作声了。

“你知道吗，”冉娜说，“女邻居西蒙死了。”.

“是吗？”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可能昨天就死了。唉，死得真痛苦。一定放心不下孩子，不知心里多难受啊!两个孩子，都还是小不点儿，一个还不会说话，一个刚会……’冉娜不作声了。渔夫皱起了眉头，神情变得认真而忧虑。

“嗯，是个问题!”渔夫说着搔了搔后脑勺。“你看怎么办？我看抱过来吧，要不然孩子醒来看到死去的母亲会是什么情景？对，就这样，想个法子抱过来!快点去呀!"

可是，冉娜一动也不动。

“你不愿意吗？你怎么了，冉娜？”

“他们已经在这儿了!”冉娜说着掀开了帐子。

(略有删改)

穷人

列夫•托尔斯泰

渔夫的妻子桑娜坐在火炉旁补一张破帆。屋外寒风呼啸，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一阵阵浪花。海上正起着风暴，外面又黑又冷，这间渔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地扫得干干净净，炉子里的火还没有熄，食具在搁板上闪闪发亮。挂着白色帐子的床上，五个孩子正在海风呼啸声中安静地睡着。丈夫清早驾着小船出海，这时候还没有回来。桑娜听着波涛的轰鸣和狂风的怒吼，感到心惊肉跳。

古老的钟发哑地敲了十下，十一下……始终不见丈夫回来。桑娜沉思：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冷和风暴出去打鱼，她自己也从早到晚地干活，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孩子们没有鞋穿，不论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是黑面包，菜只有鱼。不过，感谢上帝，孩子们都还健康。没什么可抱怨的。桑娜倾听着风暴的声音，“他现在在哪儿？上帝啊，保佑他，救救他，开开恩吧！”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在胸前画着十字。

睡觉还早。桑娜站起身来，把一块很厚的围巾包在头上，提着马灯走出门去。她想看看灯塔上的灯是不是亮着，丈夫的小船能不能望见。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风掀起她的围巾，卷着被刮断的什么东西敲打着邻居的小屋的门。桑娜想起了她傍晚就想去探望的那个生病的女邻居。“没有一个人照顾她啊！”桑娜一边想，一边敲了敲门。她侧着耳朵听，没有人答应。

“寡妇的日子真困难啊！”桑娜站在门口想，“孩子虽然不算多——只有两个，可是全靠她一个人张罗，如今又加上病。唉，寡妇的日子真难过啊！进去看看吧！”

桑娜一次又一次地敲门，仍旧没有人答应。

“喂，西蒙！”桑娜喊了一声，心想，莫不是出什么事了？她猛地推开门。

屋子里没有生炉子，又潮湿又阴冷。桑娜举起马灯，想看看病人在什么地方。首先投入眼帘的是对着门放着的一张床，床上仰面躺着她的女邻居。她一动不动，只有死人才是这副模样。桑娜把马灯举得更近一些，不错，是西蒙。她头往后仰着，冰冷发青的脸上显出死的宁静，一只苍白僵硬的手像要抓住什么似的，从稻草铺上垂下来。就在这死去的母亲旁边，睡着两个很小的孩子，都是卷头发，圆脸蛋，身上盖着旧衣服，蜷缩着身子，两个浅黄头发的小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显然，母亲在临死的时候，拿自己的衣服盖在他们的身上，还用旧头巾包住他们的小脚。孩子的呼吸均匀而平静，他们睡得又香又甜。

桑娜用头巾裹住睡着的孩子，把他们抱回家里。她的心跳得很厉害，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觉得非这样做不可。她把这两个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让他们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又连忙把帐子拉好。

桑娜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忐忑不安地想：“他会说什么呢？这是闹着玩的吗？自己的五个孩子已经够他受的了……是他来啦？…….不,还没来!…….为什么把他们抱过来啊?…….他会揍我的!那也活该，我自作自受……嗯，揍我一顿也好!”

门吱嘎一声，仿佛有人进来了。桑娜一惊，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没有人！上帝，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如今叫我怎么对他说呢?…….”桑娜沉思着,久久地坐在床前。

门突然开了，一股清新的海风冲进屋子。魁梧黎黑的渔夫拖着湿淋淋的被撕破了的鱼网，一边走进来，一边说：“嘿，我回来啦，桑娜！”

“哦，是你！”桑娜站起来，不敢抬起眼睛看他。

“瞧，这样的夜晚！真可怕！”

“是啊，是啊，天气坏透了！哦，鱼打得怎么样？”

“糟糕，真糟糕！什么也没有打到，还把网给撕破了。倒霉！天气可真厉害！我简直记不起几时有过这样的夜晚了，还谈得上什么打鱼！谢谢上帝，总算活着回来。……..我不在,你在家里做些什么呢?”

渔夫说着，把网拖进屋里，坐在炉子旁边。

“我？”桑娜脸色发白，说，“我嘛…….缝缝补补…….风吼得这么凶，真叫人害怕。我可替你担心呢！”

“是啊，是啊，”丈夫喃喃地说，“这天气真是活见鬼！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

“你知道吗？”桑娜说，“咱们的邻居西蒙死了。”

“哦？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昨天。唉！她死得好惨哪！两个孩子都在她身边，睡着了。他们那么小……一个还不会说话，另一个刚会爬……”桑娜沉默了。

渔夫皱起眉，他的脸变得严肃，忧虑。“嗯，是个问题！”他搔搔后脑勺说，“嗯，你看怎么办？得把他们抱过来，同死人呆在一起怎么行！哦，我们，我们总能熬过去的！快去！别等他们醒来。”

但桑娜坐着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不愿意吗？你怎么啦，桑娜？”

“你瞧，他们在这里啦。”桑娜拉开了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