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一筒炮台烟

老舍

阚进一在大学毕业后就做助教。三年的工夫已升为讲师。求学、做事、为人，他还像个学生；他不吸烟，不喝酒，不会应酬；他还和学生们一块去打球。课后，他的屋里老是挤满了男女同学，有的问功课，有的约踢球，有的借钱，有的谈心。虽然如此，他永远不敷衍他们，授课认真，改卷认真，因此，得罪了一小部分不用功的学生。在他心里，凡是按规矩办理，就是公正无私，而公正无私就不应当引起任何人反感。所以，他一天到晚老是快活的。

但是当他升为讲师的时候，好几位与他地位相等的朋友，都争那个讲师的位子，聘书最后落在了他的手中。这惹恼了与他竞争的同事们，而被他得罪过的学生也随着兴风作浪。谣言都已像熟透了的樱桃，落在地上，才被他拾起来。他有许多罪过：巴结学校当局，行为有乖师道，引诱女生……谣言的袭击，使他歪了几小时的嘴。最后，他对自己说：“扯淡！辞职，不干了！”他马上递上辞职书，结果辞职书被退了回来。大约有十分钟，他的主意已打定：学校当局信任我，我再多说什么便是啰唆！算了吧。他打开了屋门与窗子，叫阳光直接射到他的黑脸上，一切都光亮起来。

后来他和表妹秀华结了婚。阚进一想，结婚以后的生活应当比做单身汉的时候更简单明快一些，因为自己有了一个帮忙的人。及至结了婚，他首先感觉到，生活不但不更简单一些，反而更复杂了。缝缝补补无须他自己动手了。可是，买针买线，还得他跑腿。麻烦！

还有秀华有许多计划随时会提出来：“咱们该请教授们吃顿饭吧？你都不用管！我会预备！”“咱们还得买几个茶杯。客来了不够用的呀！我已经看好了一套，真不贵！”

进一对抗战是绝对乐观的。婚前只要一听到人们抱怨生活困难，他便发表意见：“勒紧了肚子，没有过不去的事。我们既没到前线去作战，还不受点苦？民族的复兴须要经过血火的洗礼！”他想，秀华理应明白抗战时所应有的生活方式。及至听到秀华这些计划，他的嘴歪得几乎不大好拉回来了。

“别以为我爱花钱请贵客，”秀华不抬头，“我们做事就得应酬，不能一把死拿，叫人家看不起咱们！”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也有了更多的花销，进一还是穿着那些旧衣服，还是不动烟酒，不虚花一个钱，可是一个月的薪水不够一个月花的了。要糊过一个月来，他须借贷，秀华的娘家相当有钱，她叫进一去求母亲帮忙。他不肯去。他从大学毕业那一天，就再没用过家中一个钱。秀华问他：“那怎么办呢？”

进一想了一会儿说：“我去兼课，写稿子，一方面是增加收入，一方面也还有益于别人。我希望你把我凭良心挣下来的每一个钱，都看成我的爱，我的劳力，我的苦心的一个象征。我们俩是一对儿好马，还怕拖不动这一点困苦吗？笑！秀华！笑！发愁，苦闷，有什么用处呢！”

秀华很勉强地笑了一笑。她有一肚子的委屈，可是只简单地缩敛成很短的没有头尾的几句话：“什么也没有，没有交际，没有玩耍，没有……”

一位朋友来求他做点事。三言两语，朋友把事情说清楚；三言两语，进一说明了他可以帮忙。然后，他三步当作两步地去给友人办理那件事。

过了几天，他几乎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友人来给他道谢，顺手放下一筒炮台烟。

“我不吸烟！”进一表示不愿接受礼物。

“留着招待朋友，遇到会吸烟的，你送他一支。”说罢，友人就告辞了。

送客回来，他把筒的盖儿掀开。“钱！”“钱？”秀华探着脖子看。“多少？”

“管他多少呢，我马上给他送回去！”进一颇用力地把盖儿盖好，就要往外走。

“等等！求你的事必不像他说的那么容易。这点钱，他应当给，应当多给！”

“秀华！”进一的脸上很不好看了。“这是贿赂！一文钱也是贿赂！”

说完，进一又要往外走。

从外面进来个二十岁上下的学生，走得慌速，几乎和进一碰个满怀。

“阚先生！”学生的眼中含着泪。

“怎么啦，丁文？”进一关切地问。

“弟弟急性盲肠炎！入院得先交一千，动手术又得一两千！他疼得翻滚，我没钱！我们家在沦陷区！先生，你救命！”丁文把话一气说完，一下子坐在了小凳上，头上冒出大汗珠子。

“嗯！”进一手中掂着那个香烟筒，打主意。他好像忘了筒里装的是钱，而忽然想起来。“等我看看！不要着急！”他打开烟筒，把一卷塞得很结实的钞票用力扯出来。他极快地数了一数。“嘿，整三千！丁文，这不是好来的钱，你愿意用吗？”

丁文几乎像抢夺似的把一卷票子抓在手中。“先生，人命要紧！”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起来，没再说什么，像箭头儿似的飞跑出去。

进一把嘴歪到一边，向门外发愣。

“进一！”秀华含着怒喊叫，“我不久也得入医院，也得先交一千，也得花一两千医药费！你怎么不给我想一想呢？你从哪里再弄到三千元呢？”

进一慢慢地走过来，轻轻地拍了两下秀华的肩。“华，天无绝人之路。无论什么吧，咱们的儿女必要生

（有删改）

她姿容美丽，出场时总是满身锦绣，珠光宝气，“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起笑先闻”。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 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 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 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 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 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 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 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 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