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人的实践、创造、生产与再实践、再创造、再生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原基础与根本路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文明是人的创造，是人的文明，没有人就不可能产生文明，因而人是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根本前提和基本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产生、传承、发展而来的，因而人或人的需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创生、传承、发展、利用的本质原因和根本动力；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活动的主体，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缺乏人这个实践创造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鱼；非物质文化遗产创生、传承、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在于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创造产物，重要特征是成为人类具有公共性、民族性、共有性、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与文明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人类的需求需要、创造智慧、情感认同、伦理道德、生产生活，是人类杰出的文明成就、独特的身份象征、珍贵的精神家园和重要的创新源泉。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其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重要性，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满足人类需要、凸显人类意志、蕴涵人类智慧、体现人类创造、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特质。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创生发展、结构内涵、功能价值、作用贡献等方面考察，可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相信人、尊重人、为了人、依靠人、解放人、服务人、发展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创生发展、传承保护根本和终极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遗产。”遵循人本属性，需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确立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切实坚持以人为根本要求在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的实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切实发挥好拥有者、管理者、传承者、经营者、享有者、研究者等所有“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切实解决好作为主体的人的一切问题，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安学斌《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论纲》）

材料二：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入新时代，我国坚持在系统性保护的基础上，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寻找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非遗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促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现代经济价值的转化，这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助力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理念高度契合。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破圈”，让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飞入寻常百姓家”，以“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方式。在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与规律的基础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当代审美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通过合理有序开发，让更多的人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从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现状出发，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创新举措，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非遗+”既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也激发出无限的可能。“非遗+文创”“非遗+旅游”“非遗+产业”“非遗+互联网”“非遗+教育”“非遗+直播”等模式的日趋成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

（摘编自黄永林《让非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保持和谐悦乐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

（节选自叶朗、朱良志《以乐治国》）

材料二：

大部分情况下，普通人听音乐并不以受教育或者学习为目的，而是为了娱乐。当人们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中时，会歌唱；紧张的工作之余，会欣赏一首轻松快乐的歌曲；茶余饭后，会借音乐来调剂自己的生活。由此可见，音乐作为美的形式的存在，给予人们无限的精神享受，使人们可以放松自己，忘掉不快，赶走疲劳，从而得到身心上的舒缓。

音乐可以娱人，同样也能够自娱。音乐并不仅仅指那些广为传唱的经典，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个别旋律，它还包括诸如劳动号子和民间小调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在人们日常的劳动生产过程中，民歌和号子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能够减少工作带来的乏味感、枯燥感，消除疲劳，鼓舞干劲。通过音乐的欣赏，释放出人们现实中的郁闷和压力，达到精神的宁静和安乐。从这个意义而言，音乐消解了社会个体的压力，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

音乐是思想的载体，因而在音乐中，能传达出乐章所包含的神韵。人们能与音乐中所蕴神韵互交，这一互动过程，可谓之乐能动神，神可感乐。恰如其分的音乐，可以鼓舞人的斗志，提振人的情绪，激发人的潜力。例如古代行军作战，都备有战鼓。临战时，鼓声震天，士气如虹。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了多少热血志士奋发向前，每当我们行注目礼，目睹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耳闻雄壮的国歌徐徐奏响，有谁不心潮澎湃？有谁能不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定奋进？音乐能通过自身内蕴催人奋进，这方面具体的例子，不遑多举。哪个时代都不乏这样催人向前、催人奋进的音乐，它使得社会中有志之士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了共同的目标拼搏不懈。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团结、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音乐另外一个重大意义上的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中外诸多先贤，对此都有过深入分析、研究和论证。汉代《毛诗序》讲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在古代，诗、乐、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节选自史其威《论音乐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近来，风靡电视圈的音乐类综艺节目《歌手2019》和《声入人心》就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其在兼具商业效应、娱乐大众作用的同时，使音乐表演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传统艺术形式，反映了部分音乐人对民族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歌手2019》总决赛上，歌手龚琳娜携手京剧艺术家王珮瑜、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共同演唱了一首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及西方古典音乐于一体的音乐作品，其中包含《垓下歌》《六州歌头》，囊括我国古典文学、民族音乐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以专业的功底和震撼的演唱为观众充分展现了“中国味”音乐。原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及其同名音乐会全国巡演也是今年以来的文化热点。《声入人心》以深耕古典音乐、严肃音乐闻名，着重向观众展示美声、歌剧、音乐剧等西方音乐元素。但与此同时，其中的部分演唱成员也保持着自身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坚守，从以西方元素占主导的音乐演绎中突出重围，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云南民歌《猜调》、湖南民歌《浏阳河》、江苏民歌《采红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以及越剧《梁祝化蝶》等，都在节目当中有重点展现，为观众带来了不少日常生活中鲜能听到的民族调调和传统戏曲。这些都激发了观众对民歌和传统戏剧形式的兴趣，使民族音乐元素从一众美声、音乐剧演唱中脱颖而出。

歌者以自身对民族音乐和优秀传统艺术的观照，将本土元素更多地带入当下大众化、娱乐化的音乐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观众对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固有印象和认知。对文艺工作者而言，在文化市场越发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守住“中国味”，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是不断思索与探究的重要问题。虽然在当下，一部分人更为看重节目制作所能带来的市场和流量，但在迎合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不应丢掉民族的、传统的内容，应在大众化、快节奏的文化背景和传媒发展趋势下，更多地融入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艺术元素，从而向大众普及民族音乐和传统艺术精华。期望令观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宣传效应的音乐类综艺节目肩负起守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本土经典的重任。

（节选自于溟跃《音乐类综艺节目应守住“中国味”》）

3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影像史学”，是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首创的概念。他认为，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方式来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台湾学者周梁楷将海登•怀特的观点引入中国后，译为“影视史学”，并将影像史学的外延进一步扩大。他认为，凡是视觉影像，静态平面的照相和图画，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图像等，从远古的岩画，到近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数字化多媒体，都属于影视史学研究的范畴。复旦大学张广智先后发表《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3篇讨论影视史学的文章，对影视史学展开系统研究。他指出，“一切视觉影像材料，倘能传达某种历史理念，在我看来，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当是影视史学的题中之义”。姜萌则提出：“影视史学，主要由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专题片组成……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剧’，并不是‘影视史学’的组成部分。”

（摘编自王丹林《影像史学的新实践》）

材料二：

国内学界对影像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实际受到西方有关影像史学及图像研究理论的双重影响。二者虽然有相通之处，但所涉领域并非完全重合。影像史学所指视觉材料，主要还是历史影像，即历史纪录片和历史照片。而西方图像研究，特别是视觉文化研究所指的视觉材料，范围却广泛得多，不仅包括传统艺术史研究中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也包括摄影、电视、服饰、广告、景观等一切当代社会的视觉产品，涉及当代文化的各个领域。这些视觉产品又可通过摄影等技术手段转化为供学术研究的影像。受西方图像研究理论的影响，体现在影像史料整理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趋向，是史料边界的不断拓展和扩大。它不仅体现在影像本身对于传统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扩大，在影像领域内部，其边界也不断延伸，而不同发展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影像研究兴起，近40年来，国内学术界与出版界对影像史料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出版的影像资料可谓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此外，网络媒体也公布了大量的影像资料，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综观目前出版的影像史料，张冠李戴、解读错误的问题较为突出，粗制滥造、重复出版不在少数。这一方面反映出相关整理者的学术功力欠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影像史料搜集整理中缺乏严谨求实的态度，缺乏学术目的，为图像而图像，甚至于单纯追求商业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

另外，大量影像史料的出版虽然为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史料基础，但目前真正将影像资料引入历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影像出版呈现火爆之势的背后，是学术研究的贫乏，影像的学术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挥。究其原因，除了对影像的意义认识不足，更主要的是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操作原则，面对作为异质的影像史料，无论是解读还是书写，历史研究者尚无法像对待文献材料那样游刃有余。而目前被国内学者引入的西方图像学理论，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跨学科性，其核心是要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其理论难免庞杂，历史学所具有的学科特性，又使得历史学者在面对这些理论时往往显得无从下手。

（摘编自刘萍《中国影像史学研究任重道远》）

材料三：

运用影像呈现历史的方式，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文献形式，但在利用影像呈现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如果忽视影像史学在“求真”方面的局限性，也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一，影像的制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影像是摄影者通过摄影机、取景框架拍摄的产物，截取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真实。更为重要的是，摄影者是带着主观情感去记录和创作的，不自觉地加入了个人的成见、观念、理解和价值观。在影像素材的选择、拍摄手法的设定、故事结构的方式等方面，无一不渗透着影像制作者的主观意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都拍摄了不同的战争影像，用来证明自己在战争过程中的“正义性”。这类影像素材拍摄的是同一场战争的情形，但被不同阵营因为不同的目的加以制作之后，所呈现出来的往往反映了不同的主题思想。

第二，20世纪后半叶，数字技术在历史真实与影像真实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合成的影像开始进入物质生活和精神领域。数码相机的诞生，以及数字化图像处理技术和传输技术的应用，使摄影技术摆脱了过去严格的操作程序，不再需要暗室冲洗，而是将照片电子化，从相机的显示屏上就可以马上看到所拍摄的照片效果。通过数字化的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加工、处理，图片和影像都能做到“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伪造”历史并不是一件难事，影像史料记载的“历史”可以通过后期处理改写。

第三，与传统的史学著作不同，影像史学的传播速度更快，受众也更为广泛，这就决定了其局限性可能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出现了繁荣景象，成为长盛不衰的热点。虽然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对探求历史真相有所启发，但个别影视作品为追求收视率而“戏说”历史，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掺杂在一起，误导了观众的历史认知。

（摘编自郭蔚然《影像史学与传统史学相辅相成》）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的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材料一

9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新时代领路人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可见考古学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重视考古学乃推进伟大实践所需。当今中国正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新。来之不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正确历史方向之上。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为我们认清自身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长寿密码”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学科依托。

重视考古学由顺应时势发展所致。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揆诸当今世界发展，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自身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一味模仿，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倒容易受制于人。具体到考古学，情形亦然。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几代考古学人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等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创获，就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形容的那样：“一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建设的只能是“中国的”——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境、适合中国国情、代表中国特色、独具中国风格、展现中国气派、蕴含中国精神的考古学。

重视考古学为文明交流互鉴所重。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如要实现“形于中”而“发于外”的效果，必须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考古学自有其得天独厚的特质。因此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比如在良渚古国、安阳殷墟、敦煌学等领域，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使各国加深对当令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走好国际舆论氛围。

重视考古学是传承文化基因所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数千年不曾断裂过的伟大文明，之所以未遭毁灭，就在于人类遗传基因与国家文化基因两个方面的历史一直延续不断、世代传承。也正是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与创新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系列无可磨灭的文化基因，如“中和”思想。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中”，二是“和”，二者辩证统一。就文化上而言，“多元一体”的“一体”为“中”，“多元”为“和”，“一体”是核心；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讲，“一体”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中和”之“中”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和”之有容乃大，成为中华5000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文化基因之一。对于类似文化基国的提炼，对理念体系的融汇，考古学自然不能缺席。

寻根溯源，保护整理，引领话语，以史育人，终光大文明，贡献人类，中国考古事业无不与增强文化自信密切相关，可谓其最牢靠的依托和基石。站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时空轴线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过程必定伴随着对文化自信久久不息的重寻、重拾与重塑。相信拥有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定大有可为。

（摘编自王学斌《以考古为依托涵育文化自信》）

材料二

遗址获批，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遗产组织的认可。当一些学者还在为夏遗存在哪里争论不休时，考古新发现的良渚、陶寺、石敬、石家河等，直接跨过夏代，呈现给我们一个个500000年前，东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联系的灿烂辉煌的古文明遗址，这是何等令人高兴的事。大家知道，考古界关于国家文明的标准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当时，中国考古尚未开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其归纳总结也未必全面。这几十年来中国的史前晚期考古的一系列发现，足以让人重新思考文明的新形态和新标准，给国家文明以新的定义。中国近代考古学从理论方法到技术手段都是西方传入的，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吸收外来的新方法、新手段，这些都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吸收、实践、消化、创新后，形成自己的特色。近百年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都是中国学者独立完成，其方法、理论、技术思路都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类似良渚这样可以成为世界遗产的考古遗址在中国并不少见。如已发现的石峁、陶寺、二里头、三星堆、海昏侯等等。这些就是中国考古人敢于在良渚申遗中提出中国有 5000 年文明遗址的底气和实力。

中国考古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追求，有了一大批发现，中国考古学者自身充满了文化自信，也让中国人找到许多文化自信的根源。

（摘编自高大伦《良渚申遗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