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如果没有乡村文化，那么乡村也就成为一潭死水，无从振兴了。如果乡村的振兴只是在乡村建设几间民宿，开上几个咖啡馆，让一些城里人到乡村来换换空气，尽管可以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但是却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乡村文化的振兴。

文化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乡土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同时又超越了个体，是文化将这些个体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赋予乡村生活的价值。比如乡土社会中有许多节日，每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人们庆祝这些节日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生者与亡者保持了沟通，成为联系密切的共同体。

文化也赋予乡村社会以秩序。在乡村社会中，文化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要养成尊老爱幼的风气就需要有尊老爱幼的文化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社会变化相对比较缓慢，老年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可以教导青年人，因此老年人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有很多渠道获取知识，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更容易利用这些渠道获取知识，要维持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尊重，就需要文化力量。

乡村文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基础。西方国家在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以乡村社会的消亡为代价的。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都希望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保留乡村，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都曾经以不同名义推动乡村的振兴，希望避免西方乡村消亡的道路。东方社会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乡风文明，通过文化建设，实现乡村的和谐和有序发展，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文化先行。文化先行可以从物质层面做起。但是，物质层面乡村文化建设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乡村文化建设不能停留在物质文化建设上。有一些地方的乡村文化只是停留在物质建设上，精神文化建设没有跟上，物质文化也就很快消失了。在物质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要推动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公共事务就是大家参与来管大家的事情，乡村振兴需要乡村居民之间相互协作，协作的过程就会有更多公共的事务需要大家去参与和决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逐渐完善乡村的各种制度。比如现在许多村庄制定有村规民约，这就是处理村庄公共事务的手段，但是要避免为了制定村规民约而制定村规民约，要让村规民约真正发挥作用。

乡风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要结合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村文化是相通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推动和村民参与，在乡村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

（摘编自王晓毅《乡村振兴，文化建设要先行》，《北京青年报》2017年11月26日）

材料二：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希望的田野。”在参加河南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扭住乡村振兴这个“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就能为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画上句号，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梦写下惊叹号。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秉纲张目，执本末从，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才能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

（摘编自《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河南日报》2019年3月15日）

材料三：

近年来，新疆哈密市五堡镇坚持以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基本形成环境因乡村旅游更美丽、产业因乡村旅游更兴旺、百姓因乡村旅游更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态势。

近日，在伊州区五堡镇吐格曼博依村，一场中式面点培训课程正在村委会进行，这场培训是五堡镇为镇里旅游业发展培训后备餐饮人才。吐格曼博依村村民茹孜古丽·沙依木受同村村民阿木提的影响参加了这次培训。阿木提原是吐格曼博依村的贫困户，2016年五堡镇举办了首届桑葚节，大批外地游客蜂拥而至，吃饭、住宿都不能满足游客需求，阿木提由此找到了商机，开办起农家乐，第一年就盈利8万元，2018年收入达到10余万元。

旅游业发展也促进了五堡镇生活环境的改变。为了吸引游客，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五堡镇加大公厕等公共设施建设，并制定各项制度改善乡村卫生环境。如今，走进五堡镇，现代感十足的街道，整洁美观的院落，美丽的新农村景象跃然眼中，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摘编自《乡村旅游引领乡村振兴》，央广网2019年3月17日）

材料四：

中新网重庆新闻10月12日电12日，四川美术学院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该研究院下设乡村建筑与环境研创中心、艺术与社会创新中心，将以具体实践案例和项目为载体，积极促进理论和研创成果落地，以艺术实践助力乡村振兴。

四川美术学院整合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新媒介美术创作实验室、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西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高校创新工程中心等校内外资源，成立艺术与乡村研究院，汇聚中外艺术与乡村研究人才，构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搭建跨文化的学术平台，开展在地性的学术探讨。

长期以来，学校在乡村民居营建、乡村风貌改造、乡村文化生态调查、当代艺术走入乡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摘编自《植根乡土振兴乡村   四川美术学院成立重庆首个艺术与乡村研究院》，中新网2018年10月13日）

2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要说当今热度最高的网络语言，“内卷”当仁不让，各大主流媒体关于“内卷”的讨论层出不穷，简直“万物皆可卷”。豆瓣话题“你所在专业或从事行业有哪些‘内卷’现象”下，已有千万级的浏览量，数百条回答涉及求职、晋升、育儿、升学、婚恋各个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卷”呢？

据考证，“内卷”原本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一文中提出，意思是“边际效用递减、没有发展的增长”。后来，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内卷”来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如今作为网络热词的“内卷”，显然没有那么深奥的学术含义，而是带上了调侃的意味，其最早流行可能源于几张清华学霸的照片，有同学边骑自行车边看电脑，因其过分努力的行为给旁观学生带来焦虑和压力，被称为“清华卷王”。由此生发的网络用法层出不穷。可以作为名词，如“人生是张饼，内卷是宿命”；可以作为动词，如“今天你又内卷了吗”；也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如“这个人也太内卷了”。

从学术意义上的“内卷”到网络语言中的“内卷”，它经历了一个语义指称对象泛化，同时语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在网络语言中，“内卷”主要表达以下几种隐含意义：

竞争的白热化导致竞争的无序化。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竞争优势，但最终却会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让整个群体在这种“不良竞争”中受损。比如外卖小哥原本有10分钟送餐时间，结果有人通过提速、占道等不良竞争行为，提前几分钟抵达，公司通过大数据计算，觉得他们还能再快，就会进一步缩短送餐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小哥尽管已经非常努力，甚至因闯红灯等行为有生命危险，但规定的送餐时间却越来越短，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

过度精益求精带来无意义的重复。比如新时代的母亲们在育儿活动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往粗糙的养育方式被过度精细化取代，各种紫外线消毒奶瓶、针对婴儿不同部位的护肤品层出不穷，各位母亲绝不敢让娃输在“起跑线”，这被戏称为“母职的内卷化”。

大众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入无处不在的竞争。这里的意思强调了“内卷”不是主观努力、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出自被逼无奈、不努力就被别人甩下的恐惧。这一点在“教育内卷”“育儿内卷”“职业内卷”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补习班广告就利用这一点：“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的广告词，立刻使家长产生一种焦虑，从而被胁迫进入内卷轨道，结果“越能吃苦，却越过越苦”。

(摘自刘心萌《要奋斗，别内卷》《咬文嚼字》)

材料二：

如今，从大学生中“出圈”的“内卷”一词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成为无处释放的社会压力的代名词。人们常说，大学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于正在经历“内卷”的大学生来说，如何正确看待“内卷”，并从“内卷”中脱身，是一个重要课题。

当大学进入“严字当头”的时代，严把教学关、为大学生增负成为高校的重点工作，大学生也就自然感受到了更大的学业压力。压力并不是逃避的借口，适当的学业负担是帮助大学生成长的良药。但是，如何积极看待这样的压力，不仅需要大学生的自我调节，也需要高校给予相应的指导。

“学生说的内卷，往往想表达这样一种困惑：自己明明忙忙碌碌，学得很刻苦认真，但是好像并没有实现太大的突破，并没有提高太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陈阳告诉记者。

对未来的迷茫、对当下的困惑，让不少大学生陷入“内卷”。2019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9.2%的被调查本科学生既无明确的自我发展规划、自主性学业参与也较低，32.8%的学生虽抱有清晰的自我发展目标定位，却在行动上滞后。在本科院校中，近42%在校生对于未来没有清晰的生涯规划。

陈阳表示，“内卷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学的学术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吉尔茨提出。有学生把“内卷”看成竞争，认为高强度的竞争使人精疲力竭。“严格来说，这种理解其实脱离了吉尔茨、黄宗智的初衷”。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于涵宇在工作中发现，很多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也时常陷入“内卷”中。“比如说，有的毕业生找工作，如果我看你发朋友圈说，你这周参加10场宣讲，下周我就铆足劲儿参加20场，而且我的简历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付费去排版美化。”于涵宇说，“现在内卷更多地表达一种消耗精力的死循环。作为辅导员，我们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会引导学生要有意识去思考，不要让自己进入这个陀螺式的死循环中。”于涵宇表示，自己经常向学生强调要有“思维意识”。她认为，很多大学中的考核并不是比量的竞争，因此学生们要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跳出自己认为的高度一体化的竞争，静下心来向内分析自己，再向外分析整体竞争环境，结合大势锻炼和发展自己。

陈阳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个体而言，还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面对“内卷”都是一项挑战。她表示：“学生自己需要想明白‘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以及学生父母、需要想清楚‘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为了培养怎样的人才’‘我们希望看到孩子成为怎样的人’。”

(摘自叶雨婷《大学生的“内卷”是竞争还是内耗？如何不被“卷”？》《中国青年报》)

4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坐拥“青少年”和“粉丝”两种身份的社会个体，青少年粉丝富有主动创造的激情，却又被打上了叛逆浮躁的标识；他们既是媒介化社会中积极主动的弄潮儿，却又经常在媒介技术的迅速扩张下演变为被动无意识的“群氓”。对青少年粉丝而言，偶像崇拜几乎是其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心理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特殊时期内青少年的一些心理缺失，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伴随着粉丝的扩张，我们也看到，诸如情感冲动、心理偏执、消费狂热等负面行为也充斥于青少年粉丝行为中，对青少年粉丝而言，他们对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和所呈现的现实缺乏辩证的认识和思考，很容易“跑偏”。

要想对青少年粉丝进行引导，就必须借助媒介素养教育来实现这一目标。媒介化社会来临后，媒介素养被誉为是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对青少年粉丝的引导，既要着重培养青少年粉丝对媒介中偶像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意识，还要引导他们积极广泛地参与到媒介传播中来，参与多元化的媒介实践。

首先，学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阵地。学校应该把媒介素养纳入基础的正规教育体系，根据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学生的不同情况，分阶段、有重点地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以此提高学生对媒会世界中偶像的批判认知能力。譬如，可以在分析信息这一授课环节加强对偶像文本的分析，教师可以与学生一起观看偶像的作品、访谈、广告等，在共同的讨论中帮助学生从媒介分析的角度理解偶像，对偶像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全方位地认识偶像。

其次，家庭也应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家长在面对拥有粉丝身份的孩子时，应在跳出“保护主义”倾向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全面认识孩子所崇拜的对象。家长可以让孩子多接触媒介中所呈现的正面的、积极的形象，为其讲解这些偶像人物是如何通过艰苦奋斗而获得成功的，以此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同时，家长也可以让孩子了解社会上已发生的不良追星“惨剧”，让孩子能够真正体会到过度追星行为的负面影响；此外，父母与孩子的媒介使用行为，制定合理的媒介使用时间表，同时鼓励孩子进行多样化的媒体参与，逐步培养并发展孩子的多元兴趣，防止偶像成为孩子生活的“主旋律”。

最后，媒体也是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青少年粉丝的重要力量。对媒体而言，媒体在塑造偶像时应更加注重他们的道德品质，树立一些勤奋、乐观、坚强向上的榜样，消解偶像的神秘色彩；应通过宣传明星所从事的公益活动来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媒体也不应忽视对科学家、学者、作家等杰出人物的报道，使这些人也能够成为青少年效仿的对象。

（摘编自蔡骥《媒介素养教育与青少年“粉丝”的引导》）

材料二：

对于年轻人来说，“粉"什么、怎么“粉”就非常关键，需要看到，不少人对粉丝群体还有着相对负面的印象，将其等同于“缺乏理性”。在现下，也有少数粉丝因对明星的狂热追捧而做出不良行为，如漠视隐私、扰乱秩序等。这提示我们，对社会来说，要提高包容度，接纳和规范粉丝文化的发展，引导年轻人去追积极阳光、富有内涵的“星”；对纷丝群体来说，形成健康的粉丝文化，有赖于每个人用理性的行为、礼貌的举止、文明的语言要求自己。给粉丝文化以正面引导，需要在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基础上，放大其积极的一面。有人指出，相较以往，今天的纷丝群体是一种“参与式”“陪伴式”的追星。对这一热情加以正面引导，有利于鼓舞年轻人通过对标偶像，增添“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动力。

有调查显示，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粉丝群体，受教育水平更高、自律性更强。一个粉丝有可能是一名勤奋的公司职员，也可能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师、一位充满想象力的绘画设计师。近年来，在各类粉丝群体中，粉丝们都表现出文明有序的自制力和良好的秩序感。在社会层面，从关爱听力障碍的儿童到改善贫困山区儿童的学习环境，从为城市的清洁工们送上免费午餐到捐赠爱心图书，粉丝们带来的正能量逐渐呈现和放大，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让‘爱豆’（粉丝对偶像的称呼）和我们一起变得更美好”。

粉丝们的心声，也要求明星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成为年轻人在各方面的“偶像”。比如，有的明星鼓励粉丝多读书、读好书，使阅读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习惯，也让名人名著被更多年轻人喜爱；有的明星带动粉丝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被年轻群体熟知和传播；还有的粉丝在明星的带动下，参与到环保、公益等公共事业中去，让人们感受到充满温暖和阳光的粉丝群体力量。期待更多粉丝借由共同喜爱的偶像聚集在一起，营造更多彩的娱乐景观、形成更丰富的文化生态。

（摘编自周珊珊《营造健康向上的粉丝文化——粉丝群体如何贡献正向价值》）

5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复制，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

材料二：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6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长安三万里》不仅是一部电影，也不仅是一堂文学史课，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典型例证。

近三个小时的故事，将“诗仙”李白年少时的意气风发及年长后的壮志难酬展现得淋漓尽致，杜甫、王维、王昌龄、岑参等一众文人墨客在乱世里的辛酸无奈也得以客观真实地展现。李白的自由不羁、洒脱恣意是真，但嗜酒如命、幼稚糊涂也是真；高适的沉稳谨慎、脚踏实地是真，但严肃冷峻、执拗固执也是真。高适虽年少资质平庸，但他始终未曾放弃，直到晚年终于开始在仕途上展现自己的风采。正是因为影片塑造这些中国传统经典人物形象时，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精神，从而打破了传统英雄“脸谱化”的书写方式。因此，观众看到的高适，更像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在时代变革中，从年轻时的踌躇满志到中年时的失落愤懑，以及对于朋友李白时而尊敬仰望、时而恨其不争的复杂情绪，十分真实。或许这些“成长型”英雄并不完美，但他们身上依然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品质与精神，他们将青春与激情融入对理想的表达中，构筑起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除了人物的塑造之外，《长安三万里》值得一看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其精良的画面效果。无论是李白月下醉酒舞剑的身影，还是他写出《将进酒》时，乘着仙鹤扶摇直上所看到的如梦似幻的景象，这些曾经在课本上出现的颇具浪漫色彩的瑰丽想象被直观地呈现于荧幕之上，激荡得观众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影片致力于呈现大唐气象万千的风貌，让观众们多角度、沉浸式地同时体验到大唐的壮美盛景和鲜活细节。三维动画是影片的主要呈现形式，将人物和场景刻画得更加立体、生动、鲜活；在此基础上，电影还别具匠心地将二维水墨场景穿插全片，在恢弘盛景之间，更能体现中华传统美学轻柔写意又不失色彩的韵味。多种形式结合，将一个个细节拼合成大唐的全景长卷，时代磅礴史诗感扑面而来。传统文化链接上新技术、新创意后，爆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使得新国漫相比于《葫芦兄弟》等早期动画电影而言，在艺术“意象”的创造上拥有更大空间。

一直以来，新国漫电影在艺术“意象”上不断追求新的突破，这部历史细节考究的《长安三万里》将唐诗的诗意与视觉美学完美结合，将古诗词的浪漫情怀，用光影声画的方式展现到了极致。从水清若空的江夏到大道连狭斜的长安，从笙歌迭奏的扬州到白日黄云的西塞，那些藏在记忆里的历史文字，刻印在历史里的诗情画意，以动漫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不仅给人以绝美的视觉冲击，而且让人内心漾起层层涟漪，仿佛穿越到大唐年代。

新国漫电影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近年来发展势头猛进，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中国新国漫动画电影正在一步步崛起，《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济公之降龙降世》《俑之城》等影片都受到了观众和业界人员的一致好评。这些影片的成功之处和最动人之处，究其根本，都在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心”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传递出“真善美”的中华美学精神。《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大声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俑之城》里的兵俑蒙远“用脚步丈量勇气的极限”；《济公之降龙降世》里的少年济公李修缘则是“英雄无相，心念所致，做则必成”。而《长安三万里》中的唐代文人群像皆是满怀家国情怀，用诗句抒写、记录大唐长安的兴衰。这些动画电影中的人物角色为我们诠释了中华文化中的智慧、仁爱、勇敢、爱国、拼搏等美好品质，它们共同构成内涵丰富的中华美学精神。

而《长安三万里》更为出彩的一点是，不仅聚焦人物及其精神品质，而且用诗词歌赋和唐朝盛景将刻在每个国人DNA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彻底唤醒。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共计四十八首唐诗穿插在电影中，结合情节，观众更能直观体会到这些诗词文化的感染力，配以画面的呈现，让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部好的国产动画电影，就是一堂生动的美育大课，一定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内涵丰富的审美意象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时代精神，带给观众深刻审美体验的同时，能够“化人养心”，使青年一代情感得以净化，心灵得到升华。从这一标准来看，《长安三万里》是用“心”传递中华美学精神的佳作。

著名剧作家、导演赖声川在自己的著作《赖声川的创意学》中谈过，艺术作品是分为三个层次的，即“生活—艺术—哲学”，一个打动人的作品，除了反映生活，给人以美的享受之外，还要给人一种心灵的启迪。学者刘文慧也认为，艺术作品的层次分为艺术语言、艺术形象以及艺术意蕴。其中艺术意蕴是艺术层次的最高境界，是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所独有的特质。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同样也要追求作品的最高艺术层次，除了讲述故事、娱乐大众、承担教化等基本功能之外，还应该致力于主题意蕴、艺术内涵的营造和升华，才能创造出优秀的动画作品，释放出长久的生命力。

《长安三万里》的“出圈”是传统文化拥抱大众的一个缩影，“中国式浪漫”风行背后，可以说是文艺领域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探索。一批深具东方美学的爆款文艺作品已经给我们启发，比如：《如果国宝会说话》在严肃中玩梗，拉近千年文物与年轻观众的心理距离；《上新了·故宫》将建筑艺术与沉睡数百年的传奇文物带到大家面前；西安大唐不夜城互动游戏“盛唐密盒”有梗有趣，寓教于乐；《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节目技惊全网……

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余韵悠长。传统文化并非曲高和寡，只要找到时代化的表达，让观众与中华文明共情，它们同样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节选自《〈长安三万里〉出圈：讲好中国故事最佳案例》）

7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了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承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社会调查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枢纽环节，也是对社会的基础与本质予以理解的一种方法体系。首先，社会调查是具象化的。社会调查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以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为对象，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其次，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要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再次，社会调查是整合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一般规律，也充斥着碎片化、非预期和非理性现象，社会调查就是要将这些规律和现象都纳入总体性分析框架，做到对事实本身的把握和尊重。最后，社会调查长于共情。在具体场景中所唤起的感性认识，可以使调查者尽可能避免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种从情感上激发的对“人”的体恤之情，可以使事物“活”的一面被充分挖掘出来，由此提炼出的理论便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社会调查的烙印。对“人”的理解、现实的观照、理论的创新，这三者的密切结合贯穿学术传统始终。有学者在民生疾苦中理解社会性质。陈翰笙的经济调查蕴含人文精神，认为只有深刻认识数量众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乡村社会，并据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人的处境中寻找和确立立场。雷洁琼在江西的经历使她始终秉持“用资料说话”的精神，反对“为了社会学而社会学”，主张着重观察社会变迁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用社会调查串联起学科的本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既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也是他后来开展研究的出发点。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小城镇研究的系列成果，探讨了中国式工业化的发展路径，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驻足当下，如何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将社会调查的实践精神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发现社会生活“活”的表达，使“人”得到认识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人民性和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步入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所能做的，恰是通过社会调查，把握根植于我们历史与文化之中、与时代变迁相碰撞所激发出来的体验与思想。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提炼，就能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对外提供世界认识中国的途径，对内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建构本土化与自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摘编自邢婷婷《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

材料二：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本文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而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笔者参与的三次社会调查，三次调查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展开。其中，2019年“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在北京进行，发放有效问卷1692份，访谈62人；2020年“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在深圳进行，发放有效问卷505份，访谈46人；2021年“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在上海进行，发放问卷1031份，访谈54人。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其实，我们一旦了解了制度如何设计时间，也就知晓了社会究竟怎样对待青年。

（摘编自廉思《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8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关于清明节，《历书》如此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由此可见，注重“清”和“明”，一直是清明节的一个重要文化内涵。今天的我们，也应当让这个节日气清景明。

让“奇葩祭品”走开，让祭奠情感保持气清景明。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站在历史和先人的肩膀上，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以期走得更远，这是清明节的一个内涵。所以，应当杜绝花哨的“护照”“房产证”“私人飞机”等“奇葩祭品”，这些“祭品”和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传统美德不合拍，更和崇德向善的主流价值格格不入。

让陈规陋习走开，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源于周代的清明节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时间跨度长，存留下来的惯性做法很多，而有些做法和当下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比如动辄大烧纸钱冥物，这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也会污染环境，甚至酿成悲剧。所以，我们要让祭奠形式保持气清景明，多倡导文明、健康、干净、祥和的祭奠方式。例如，可以通过种植纪念树、召开家庭追思会等等，将感恩的心、思念的情，融入清明祭奠中。

让“代人扫墓”走开，让祭奠仪式保持气清景明。清明祭奠，就是要祭祖拜宗，追思先人，慎终追远，思亲念故。所以，这个祭奠必须有一定的仪式感。《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意思是如果自己不亲自进行祭祀，而找别人替代，这对祖先来说是一种大不敬。毕竟，“代人扫墓”的商业化运作再精美、再细致，也终归是一种木偶式的虚假表演，是一种空洞的文化躯壳，它消损了清明节的庄严氛围，违背了气清景明的节日内涵。

文明祭扫，贵在心意；平安清明，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这样，不仅为个人积存正气，更为社会积存正能量。让我们用绿色清明寄哀思，还清明节一个气清景明。

（摘编自雷泓霈《回归清明的节日内涵》）

材料二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清明扫墓祭祀、缅怀祖先，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的优良传统。有人不顾山高水远也要返乡祭祖，有人千里迢迢携老带幼只求叶落归根，有人庄严肃穆深切缅怀英雄先烈……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各地倡导“云”祭扫。

通过“云平台”，献上一束鲜花、留一首歌曲、点一根蜡烛、种一棵松柏、写一篇祭文，举办网络追思会等方式祭奠先祖，同样可以表达追思与悼念。《朱子家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这句格言告诉我们，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只要心诚，哪怕人在天涯海角，祭祀的目的已然达致。多一些诚心，对于逝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敬意。纪念不在形式而在心，让祭奠形式也持有“绿色”，保持气清景明，也是“云祭祀”的题中之义。

祭奠是一种礼敬、怀念，更是一种情感升华。人们称清明节为“根的节日”。无论走到哪里、去往何方，故土家园永远是不变的精神根脉，家庭亲情永远是最深沉的精神依恋。在祭祖寻根中省思生命的意义，在行孝尽哀中体味亲情的价值。不忘根本、清心明志，让自我得到精神净化、智慧启迪，重整行囊再出发，这是“绿色”清明节之于我们的启示。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清明添“明”，为春光增色。

（摘编自李群《清明需要更多“绿色”》）

材料三

每逢清明，人们或是来到公墓祭拜祖先，或是走进革命陵园缅怀先烈。在青松绿柏之下，在哀思怀念之中，庄重肃穆的仪式让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得以抒发。只是眼下，新冠疫情还未到结束的时候，人群大量聚集公墓陵园祭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安全隐患。此时，网上祭奠成为一种新常态。

重在心，而不拘于形。网上祭奠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祭奠方式，它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先祖和先烈。只是，国人对清明祭奠多有“在现场”的庄重感，加之“不负四月天”的户外出游需求，使得网上祭奠显得相对冷清些。2020年形势的特殊性，让网上祭奠有了更多的现实操作性：在网页或是微信里献上一束鲜花、点一根蜡烛、写一篇思文，亦是一种“祭之以礼”。

指尖连着心灵。网上祭奠的绿色低碳，不正是“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的绝佳映照吗？祭祀自古就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朴素的家国情怀与互联网充分融合，既有时代发展的“轻推”，也有科技前行的使然。在清明祭英烈的网络祭奠主题中，可以看到中小学生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英雄永垂不朽”的众多留言。让传统不老，让英雄常在，在网上祭奠中，家族、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得以凝聚和升华。

网上祭奠，传统清明也当有些新常态。辩证去看，传统民俗的打开方式，只要是弘扬新风、摒弃陋习的，不正是要“多多益善”吗？

（摘编自谢伟锋《网上祭奠，传统清明节里的新常态》）

9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

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有强大的战略定力，越是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外文化沟通交流中，我们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中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漱荡中始终站稳脚跟。

(摘编自2022年7月7《人民日报》，蔡文成(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动画就深受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追求“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功塑造了诸多影响至今的典型形象。作为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上映于1961年的《小蝌蚪找妈妈》真正做到让齐白石的“画”动了起来。该片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技法，创造出一群栩栩如生的小蝌蚪形象，在中国动画史上，为南齐画家谢赫所言的“气韵生动”留下最初的注脚。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注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旨在说明形象表达的不只是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在意蕴。《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的民族风格表现为浓重、绚丽的格调。在山川、石头、草木等景物以及宫殿建筑的造型设计上，华美的视觉造型和活泼的内在情绪融为一体，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与华丽鲜艳的神奇景色相得益彰，传统绘画的形式美感和装饰美学意味有机融合，呈现出一个灿烂丰富的意象世界，于情景交融中揭示作品的内在意蕴。这些经典作品以丰富的审关意象，体现中国传统美学“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原则。以历史反观当下，走向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象，以崇高和优美涵养时代、涵养人，仍是中国动画高质量发展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

在今天，动画电影的竞争力主要在于承载的价值观念。呈现与表达价值观念，是典型形象塑造的目的。近年来，一批国产动画电影赓续传统，从传统题材中寻找素材，结合新的时代语境，创造出贴合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表达方式。这既这既是创作者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受益于科技的进步。从上世纪的《哪吒闹海》到近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的形象发生了显著变化，形象内涵也被赋予新价值、新理解和新呈现。

(摘编自2022年6月2日《人民日报》，饶曙光《中国动面：从塑造典型形象到创造经典作品》)

材料三：

近些年，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文化类节目以多种艺术形式的跨界演绎、跨圈层运作的文化策略，推动传统文化节目频频“出圈”，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类节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让文化符号生动起来。从形成热点的节目来看，跨界已成为创新节目形式、“活化”文化经典的重要方式。《中国考古大会》《舞千年》将舞蹈作为展现中华文化丰富内涵的有效表现手段。前者借由舞蹈复现古代人的生活图景，较好地平衡了节目的专业性与通俗性；后者以中国古典舞透视中华文明，发挥舞蹈长于抒情的特性，将舞蹈的表现性和影视艺术的叙事性有机结合起来，提升了节目的感染力。融入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并非简单地拼凑、组合，创作者要将它们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之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和加强，由此满足观众多元审美需求，重新释放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叙事视角更加多元。相较于曾经流行的“讲坛式”解读，当下的文化类节目呈现出更多元的叙述视角，和更加差异化的“解码”方式。一些节目“解码”文化基因，提炼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宝藏》通过“国宝”的“前世今生”激活沉淀千年的中国灿烂文明，讲述薪火相传、代代守护的故事，让历史的光芒照进现实。文化类节目在进入网络文艺的生产和传播场域后，也尝试以更具“网感”的表达方式阐释传播传统文化。然而，也有一些节目充斥着吐槽、调侃、玩“梗”、解构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深度和意蕴，使节目趣味有余、内涵不足。如何既能适应网络文化审美特征，又在创新表达方式中坚守传统文化根脉，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让表达空间更加开阔。圈层化是网络时代的典型特征。当下部分创作者围绕圈层文化做文章，将其当作文化类节目创新表达形式、实现节目迭代的突破口。《舞千年》就是跨圈传播的产物。该节目追求的国风表达和审美旨趣与当下古风圈、汉服圈高度契合，以精准的圈层定位，成功吸引互联网年轻受众的注意。同时，节目也通过挖掘古凤视觉符号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小众文化进行大众化转译，从而实现圈层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同频共振。跨圈层运作的关键还在于借助圈层粉丝赋能，提升节目的传播力。《舞千年》充分利用网络时代参与式文化的特征，通过设置互动活动号召不同文化身份的网友录制节目“反应视频”，以他们的二次创作打通圈层壁垒，激发更多年轻人关注中华传统文化。

总之，跨圈层运作是有效链接“Z世代”文化空间，实现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接合的一种尝试，它既能对小众文化、圈层文化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也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的表达空间和传播路径。

(摘编自2022年7月3日《光明日报》，马立、周星《文化类节目：在跨界融合中赓续优秀传统文化》)

10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故事的来源与路径多种多样，从民间故事中寻找资源是一种有效方式。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脉气象，是能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中国故事。但对这样的中国故事，大多停留在收集和整理的层面上，缺少有效的改编、重述、传播与推广，使之大众化，回到今天的读者中间。如果对民间文学中的“好故事”加以改编，变成适合儿童阅读和家庭教育的故事，让中国故事滋养童心、影响童年、引领成长，就更有价值了。

②民间童话、神话传说是人类的童年叙事，也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叙事。美国叙事学家伯格就说过，作为原始叙事的童话的各种因素在经过派生和发挥之后，可以引发出大多数其他通俗文化样式。他曾以一篇欧洲的民间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为例，来分析其中的叙事元素，认为其中就包括了不同的通俗文学样式的萌芽：怪动物(恐怖小说的元素)、出发去寻找被绑架的公主(侦探小说的叙事元素) 、类似于火箭飞船的魔毯(科幻元素)、与怪物搏斗(动作冒险小说的元素)、与公主结婚(浪漫故事元素)。伯格的这种童话叙事学分析说明，民间童话作为人类童年叙事对后来的叙事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科幻小说、探险故事和侦探小说等很多通俗文学样式，都是有民间故事这个根的。

③除此之外，要充分认识民间故事改编的价值和意义。欧洲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经历了一个民间故事的改编期。它们直接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成长，也奠定了欧洲人的童年阅读，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读物出版及语文教育奠定了广泛的读者基础，甚至直接推动了欧洲现代学校教育与文学 经典的接受和传播。

④不过，民间故事的改编并不容易。改编和重述，不是抄写与重复，而是再创造，用新的语言和思维，用现代观念来再现民间故事的魅力，也使民族传统文化得到重新传播与发扬。同时，改编要考虑最大的读者群。过去，也有一些对我国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童话的改编和重述，但都是按照成年人的理解与接受来改编的，而很少按照《格林童话》的方式来改编。格林兄弟在改编和重述中将之定位为“儿童与家庭故事”，这是《格林童话》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民间故事要真正改编成广受欢迎的“中国好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接受需求，使之儿童文学化，这样才能进入家庭教育和语文教育的通途。

⑤民间故事的改编和重述，需要抓住精神要素，把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元素保留下来。说得直白一些，改编中国民间故事，就是要留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美德等核心元素。同时需要善于运用恰当的形式，比如，俄国诗人普希金改编《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将民间童话改编成了童话诗，使之成为经典并广为流传。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的绘本，受到了少儿读者的喜爱。这一点，与过去的连环画受到儿童读者喜爱是同样道理。

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故事的价值亟待重估。民间故事可以和创意写作、儿童教育学科有机融合，把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与创造性改编、重述及儿童教育的需求结合起来，用纯正的中国故事，滋养中国孩子的美好童年。

（摘编自谭旭东《以新语言和新思维唤醒民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