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即西方文化源出中国，近代西方文明，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中国人早期认知西方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是“西学东渐”过程的产物。明清之际，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停滞与落后，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乃至制度，但是，传统文明的强大惯性却使他们的心理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加之时人昧于世界，只能将新生事物与自己熟知的知识相比较，从中寻求认识的依据，所以，“西学中源”说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摘自中华书局《清史资料》

材料二   “中体西用”是在保持文化优越感的前提下保守派和务实派都认可的“自强”方式，是对“西学中源”的继承与超越……“中体西用”解决了保守派只看到“百年变局”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收拾人心、重修政治却轻视外部威胁的问题上。……“中体西用”解决了务实派只看到“千年变局”而没有意识到在缺乏对传统文化自信心基础上学习西方也可能引起对传统文化冲击，以及由此引起大一统内部涣散的问题。

——摘自陆勇《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传统“中国”观念的调适》

材料   晚清时期的郭刘之辩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向各方征集兴办洋务“求强”的意见、方法与谋略。时任地方官员的郭嵩焘积极响应，把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同时把奏折给同僚刘锡鸿看，请他评论。刘锡鸿也把此事记录了下来。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策，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洋人）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盖洋人皆有保护商贾之心，而于地方官多所捍格，此即因其意所向利导之者也。（西方各国的轮船、铁路等，主要是商人制造，经济实力在商人而不在国主，政策起着调控作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折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畀以一定分禄，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涣汗（帝王的圣旨、号令）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况且）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可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刘锡鸿《论时事书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