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可借鉴，中国的氢弹研究是彻底白手起家。带头突破氢弹原理的，正是于敏，这位中国自主培养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因于敏的工作内容较为特殊，在长达28年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直到1988年才解密，连他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当时全国仅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95%的时间算原子弹，5%留给氢弹设计。1965年9月，39岁的于敏带领科研团队来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对加强型原子弹进行优化设计。在接下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实现了氢弹原理突破，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基本完整的物理方案——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试验成功的这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成功的喜讯，其实他早已成竹在胸。

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他还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人，总有憾事。老于说，亏欠妻儿很多；妻走了，他想补偿，来不及了。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张力友）

材料二：

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09”工程重新立项上马，正式进入核潜艇型号研制。国防科工办同时批准七院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由此加快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步伐。

为解决陆上模式堆的问题，黄旭华和一代艇的科技人员长期在协作单位蹲点研究，他们把这形象地称为“种菜”。他们先后派出200多名科技人员，到陆上模式堆工地去“种菜”，按照艇的总体设计要求，在工地上和施工方、用户方共同完善设计、处理施工问题，参与了从零功率到全功率的运行试验全过程，一方面完善了陆上模式堆的建造和试验，另一方面完善了动力舱的设计，同时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过硬的队伍。

在收集资料、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黄旭华还运用系统论思想，悟出了“在综合上发展就是创新”“综合出尖端”的融合创新之道——复杂的尖端技术基本上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提高和创新。越是复杂的尖端工程，越是要利用成熟的技术加以综合集成提高，特别是总体研究设计，更要在综合运用上做文章、下功夫。根据这一融合创新思路，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在材料和设备选型上，除少数专用项目外，均以充分利用国内成果为基础，既缩短了战线，减少了矛盾，又争取了时间。

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黄旭华和同事们不等不靠，提出“骑驴找马”的工作思路——科研条件不具备，就先启动相关基础工作，边干边创造条件。他们通过走出去“种菜”的办法进行科研活动、提升科研能力、锻炼科研队伍。黄旭华告诫参研人员重视核潜艇的稳性设计，保证“不翻、不沉、开得动”。我国后续核潜艇的稳性设计都比较好，均得益于黄旭华最初提出的稳性设计思路。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曾经伴随着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这把算盘。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达到可靠的稳性值也并不容易，一则数据繁杂而计算工具有限，只有算盘和计算尺，二则设计时很多配套设备尚未研制完成，同时受当时时代背景影响，设备粗制滥造现象突出，生产出来的设备重量常常与设计值相差很大，潜艇总重难以控制，一个数据有变化就要重新计算。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精确性，黄旭华和同事们组织三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三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就通过；三组人得出的数据稍有出入，就必须重算，直到得出同一数值。之后，黄旭华、尤子平和钱凌白反复研究，同时听取了其他人员的意见，提出了多项控制潜艇总重和稳性的措施。其中一条土办法是“斤斤计较”，即所有设备、管道、电缆等上艇前都要称重备案，安装完毕切下的边角废料、剩下的管道和电缆等拿下艇时也要过秤，并从总重量中扣除。就是这样的土办法，保证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袁于飞）

材料三：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培育超级稻品种。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时间长、资助力度大的农业科技项目之一。

八桂的好山好水好传统吸引了关注水稻栽培的袁隆平的目光。他认为：“一路看过来，甘蔗漫山遍野，水稻长势良好，是培育水稻的理想地方。”在后来几年间，袁隆平多次深入八桂调研，足迹遍及南宁、百色、北海等地，考察发现：“广西农业前途远大。”在一系列良田之中，灌阳拥有独特的地形地貌和良好的生态条件，被列为“超级稻+再生稻”高产攻关示范基地之一。在袁隆平眼里，灌阳的良田土质不粘不沙、不酸不碱，是个发展超级稻品种的“风水宝地”。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这里两边高山矗立，中间是广袤的稻田，像一叶狭长的柳叶镶嵌在绵延的群山之间，形成自己的小气候，优良的冲积土质成为呵护超级稻生长的土壤。袁隆平把实验基地就建在这里，让自己研究的超级稻品种就在这里孕育，壮乡这片稻田上也播撒了希望。春去秋来，那片稻田在袁隆平的关注与灌阳县的努力下，日益生长起来。

“水稻高产需要良种、良法、良田、良态。”在袁隆平“四良”的评定里，这块基地无疑是达标的，唯一需要突破的是“良法”。若按一般方法来种超级稻，往往出现“前期生长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率不足”的问题，容易引发病虫害进而产生倒伏现象。其中，倒伏成为攻关的一大难题。勤劳的灌阳人民探索并主推“水气平衡栽培法”技术：在水分、氧气的平衡供给上，实行“水稻旱管”水气平衡栽培；在肥料的平衡供给上，保持当地村民农家有机肥的传统习惯，针对有机肥缺失的营养，实行与化肥“有机融合”，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实现按禾苗生长需要的平衡供给。这样水稻“免疫力”提高了，营养充足了，根系强劲了，稻秆结实了，病虫害减少了，倒伏现象也很少发生了，从而确保超级稻有“超级”的底子。

2013年秋天，袁隆平来到基地田间察看水稻长势情况，面对一片金灿灿的稻田，他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仔细察看禾苗的长势，抽出一株稻穗数起来，数着数着不禁喜上眉梢，翘起大拇指夸赞当地种田人：“你们真会种田！”

在这片超级稻里，还进行了再生稻的试验。收过一茬的超级稻田里，不用再播种、犁田和插秧，直接培育再生水稻。再生稻生长季节，袁隆平又悄悄来到田畴，瞅一瞅他念念不忘的水稻再生情况。只见再生稻破禾而出，茁壮生长。袁隆平看在眼里、喜上心头，跟当地种田户说：“行，十分可行！这可是省工、省肥、省钱的一个发展方向。”当地祖祖辈辈传统式种田的村民没有想到，水稻还有“二胎”生产技术，过去只能在稻田闲置时种植马铃薯，现在头季稻后还能再生稻，粮食增产不用愁了。

（摘编自《广西日报》，作者：林雪娜、童团结）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覆。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东海公刘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回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上由是益奇爱阳。建武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诏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憙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上问赵憙以久长之计，憙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刘兴、齐王刘石就国。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宏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燕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