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后，中国人不是逃离地球，而是要带着地球一起跑？”面对外国人问出的问题，《流浪地球》导演郭帆回答：“……中国人特别有家国情怀，即便发生了灾难、战争，很多人也不愿离开家乡，死也要死在那儿。”

这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主题不谋而合。在过去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人们极少迁移，因为所谓农耕，就是要靠土地吃饭。

在现代说法中，“土气”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费孝通看来，“土气”实际上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也就是接地气，它象征着人们与大地的亲密接触，充分熟悉，“土气”其实是辛劳、知足的代名词。也因此，大批的中国人逐渐变得守旧而崇古：老祖宗留下的都是财富，那么凡事照搬经验去做就行。因此在现在看来的“食古不化”，殊不知，是因为在以土为生的年代，“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稳定而缺乏流动，很多人一辈子就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周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遇事总是能热心帮一把，人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与外部隔绝的乡邻关系，慢慢地也就有了“万事不求人”的生活状态。

带着地球流浪，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责任，感谢你当年的养育，如果可以，我也不会扔下你独自逃亡。不靠土吃饭、早已经用工业化普及农业的西方人，大概很难懂中国人的传统恋根情结。

(摘编自《外国人看不懂〈流浪地球〉的背后，藏着深层的文化认同差异》)

材料二：

中国人讲的“家”是很有弹性的，小到一家三口大到无限远。比如平常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是自家人”。什么叫“自家人”呢？你再扩大点，比如“国家”，在英文里面“国家”是“State”，并没有一个“家”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几乎各个地方的语言要表述“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概念之中都不包括“家”，只有我们中国，或者受我们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的确也会有“国家”这个说法。所以“家”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它挺麻烦的。它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因为它是一个不断有伸缩弹性的东西。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人讲这个“家”恰恰能够说明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他说“西方的社会像一捆柴”。我们把这一捆柴里面的每根柴，理解为不同的个体、个人。把他们绑起来就成为一个社会或者团体，叫做“团体格局”。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影响力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费孝通就用这个形象界定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他给它一个名字，叫“差序格局”。

费孝通说，因为整个社会是个差序格局，“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他还说，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正因为“公”“私”的界限没那么分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好比你跟别人做生意、做买卖，你丧失了信用之后，就没人再找你做了。

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么法律在哪里呢？所以费孝通说，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贪污问题很严重，是因为我们其实不太有法律观念，也不太有公共观念。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都是从小的教化，而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乡土社会，农村也不再是过去的乡土社会的时候，这个儒家伦理就纯粹只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摘编自梁文道《〈乡土中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材料三：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

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

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那个冬天我走进地坛

彭 程

读到《我与地坛》后，我专门骑车去了一次地坛公园。冬日的寒冽中，我用了半天时间，走过整个公园，每隔一会儿，就要擦拭一下被嘘出的热气弄模糊了的眼镜片。虽然过去也来过，但此次它大不一样了，只因为被史铁生描写过，便仿佛成了一个全新的地方。我寻找作品里描写过的那些场所，想象他的轮椅曾经停在什么位置，哪里是歌唱家练嗓子的地方，那对从中年慢慢地变为老年的夫妻，每天散步时是从哪个门进入公园。在漫长的日子里，作者史铁生坐在轮椅上，望着面前的空旷和静谧，思考他的苦难和命运、他的活着的理由、他可能的救赎之路。

对于他，这注定是一个无法摆脱但又必须厘清的纠缠。二十一岁那年，命运就判决他下肢瘫痪，只能终身坐在轮椅上，死亡之日才是解脱之时。时时刻刻，他体验着一种面临绝境的、即将被吞噬的感觉，仿佛一只脚踏在悬崖边缘松动的碎石上，仿佛面对剃刀寒光闪闪的锋刃。

史铁生的最初反应，与处于类似境遇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对命运不公的抱怨甚至是忿怒：凭什么是我来承受这样的苦难？但这样的情绪并无助于改变这一个坚硬的事实。无奈中他只能平静下来，努力让自己思考，试图弄明白一些事情。时间并未能平复伤痛，但有助于让他认识伤痛。从那一个一次次与荣誉擦肩而过的长跑者身上，从那一个漂亮但弱智的小姑娘身上，他看到了造物者的不讲道理，看到了偶然性的随意捉弄，看到了苦难的无所不在。他明白了，“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而由谁来充任这样的苦难角色，谁去体现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实在是没有理由可讲。

这个命题同时还有着一个分蘖：那么，要不要活下去？也是在长久的思索后，作者领悟出“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这样想过之后，他安心了许多，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需要思考怎样活了。终于，写作接引了他，成为他每天愿意继续观看晨曦和夕阳的最重要的动机。按照他的说法，“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或者，“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这是他使自己获得拯救的道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寻到。

自此他沿了这条道路艰难地行走，就像独自摇着轮椅跨过公园里的沟沟坎坎。终于，在走进这个园子15年之后，他拿出了这一篇《我与地坛》。这是一朵在炼狱的黑暗中开放的花朵，却闪动着属于天堂的奇异光亮。这一点赋予了它罕见的品质。

说到底，最终支撑起他残缺的生命的，是一种存在意义感的获得。我想到了奥地利精神医学家、“意义疗法”的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的著作《活出意义来》。作为当年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名囚犯，他展现了被关押者们的两种前景——或者死于疾病冻馁，或者最终被推进焚尸炉，没有别的选择。每个人都面对同样的境遇，但意识选择的不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能够始终保持某种目的感的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显得更健旺，甚至挨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哪怕这种目的是多么渺小，如努力保存下家人的一张合影，设法看一眼囚室外一棵绽放新叶的小树。所以弗兰克反复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作为写作者的史铁生的卓越，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他自写作中发现了意义，从而获得了抗衡苦难的力量。残疾促使他思考，思考让他窥见了生存的本质，得以平静地看待和接纳苦难，达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这是一种窥见命运底牌后的开悟和坦然，绝非肤浅浮泛的乐观主义所能比肩的。

事实上，几乎可以说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反复思索和表达的都是以生与死、坠落与升腾为内核的一个话题群落，在具体作品中又体现为不同的伸延或变异。而这一篇作品，无疑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

命运给了史铁生一副烂牌，他却将它打得至为出色。

这种感悟并不是仅仅对作者自己才有意义，否则就不会有那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从对自身残疾的思考生发开去，他进一步揭示了残疾是一切生命共同的、本质的困境。它不仅仅限于肢体器官的残缺，而是有着广阔的指向——对于美貌、健壮、聪明而言，丑陋、病弱、愚钝也是一种残疾，如此等等。因此，地坛是他个人的救赎之所，而他从这里获得的觉悟，也将会成为读者寻求自身超度的一种导引，一个力量之源，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可能来到这座园林。

此后多年中，我又去过几次地坛公园。最后一次，记得是在一个深秋的黄昏时分，落日的余晖斜洒在祭坛上，黄霭霭一片，遍地飘落的树叶散发着清新而苦涩的气味。虽然史铁生已经辞世多年，但他笔端吐露出的文字，仿佛此刻视野中的光亮，无声而广阔地漾荡开去，在一方方灵魂的田亩中流布氤氲。他描写过的这个地方，已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处所，而是一个精神的朝圣之地，加持和祝福都在无声地进行着。

（选自《光明日报》2019年10月，有删改）

先生名鼐，字姬传，一字梦谷，世为桐城姚氏，端恪公文然元孙也。少家贫，体羸多病而嗜学。世父^①范学者称姜坞先生，与同里方苧川、叶花南、刘海峰^②善。诸子中独爱先生，令受业苧川，尤喜亲海峰。姜坞尝问其志，曰：“义理、考证、文章，缺一不可”。遂以经学授先生，而别受古文法于海峰。

乾隆二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三十三年，充山东副考官，擢员外郎。逾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分校会试，改擢刑部郎中。四库馆开，刘文正公、朱竹君学士咸荐先生，遂为纂修官。时非翰林与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鱼门、任幼植为尤著。三十九年书成当议迁官文正以御史荐记名矣会文正薨先生乃乞养归。

归里后，主梅花、钟山、紫阳、敬敷诸讲席，凡四十年。所至，士以得及门为幸。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来问，必竭意告之；汲引才俊如不及。虽学术与先生异趣者，见之皆亲服。纪文达撰《四库书目录》，颇诋宋儒，先生直斥其妄。先生貌清臞，神采秀越，澹荣利，有超世之志。王兰泉称其蔼然孝弟，有儒者气象，而文名尤重天下。和硕礼恭亲王薨，遗教必得姚某为家传。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轨，刘海峰继之。论者谓：“望溪之文质恒以理胜，海峰以文胜，学或不及，先生则理与文兼至。”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称“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先生与阳湖赵公翼重赴鹿鸣筵^③宴，诏加四品衔。二十年九月，卒于钟山，年八十有五。著《九经说》十九卷、《老子章义》一卷、《庄子章义》十卷、《惜抱轩文集》十六卷、《古文辞类纂》四十八卷、《今体诗钞》十六卷诸书。先生主试及分校得士皆称盛，钱御史澧、孔检讨广森其最也。

（节选自《清先正事略选》卷一，有删节）

江夏别宋之悌

李白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

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