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思想主旨始终没有变化。民本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的孙子太康无道，被有穷、后羿抓起来废了，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训戒。《五子之歌》的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天下百姓都比我强，一人失误多次，民怨难道要等明显了才发现？应当防患于未然。我面对亿万人民，恐惧得像用腐朽绳索驾驭六匹马，做君王的怎么能不敬畏？这是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大禹不仅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且也在治国中践行民本思想。周公总结商亡的教训，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实施“德治”。《尚书·康诰》的许多记载表明，周公深知殷商之鉴，努力安民保民、实施“德政”。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对待人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所论形成了初步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如“安民利民”“民贵君轻”“平政爱民”“顺从民意”。孔子、孟子、荀子都认为统治者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因此必须爱民、顺民、安民、利民。齐宣王攻克燕国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燕国。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他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为儒家民本思想定下了基调。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与古希腊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都有重视人的意思。不过，古希腊从苏格拉底开始兴盛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人”并不包括自由人之外的奴隶，所以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比起西方奴隶制度下形成的人本主义思想更加具体、更加具有人情味，虽然仍不免有其蒙蔽性。

西汉贾谊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贾谊深入阐述了人民的重要性，总结出人民是国家兴衰成败的根本的结论，完善了民本思想体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就高度阐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唐代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吏为民役”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高峰。他认为，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为人民办事的。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广大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等繁荣时期。

（摘编自张弓《民本思想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材料一：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文艺界迅速行动起来，用作品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助力抗疫。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作品纯粹是为了“蹭热点”，赚取流量和关注，本质其实是消费灾难，利用灾难。还有大量的诗歌、绘画等浮于表面，空喊口号，缺乏艺术性及感染力。

一流的文艺作品往往不以功利为创作目的，在灾难面前，不消费苦难，不利用苦难，这是基本的伦理底线。而拥有同情、共情的能力，我们便能掂出同胞的病痛之重，让我们更加体物入微，感受他人的情感，进而才能发现，诗歌、舞蹈、音乐……文艺正是人类情感最好的表现途径。守护常识，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文学与艺术的尊重。

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肢体语言，都不是在图书馆里产生的，而是从乡野故里、汪洋大海、涓涓河流、漫漫长夜，从黎明破晓中演进而来。我们对文艺作品有着诸多的高要求，但它们并不是精致的点缀或高阁上的观赏品，也不是职业作家及艺术家的特权。

文艺作品愈是充满人性的召唤，我们的回应就愈是深刻。好的文艺作品是不朽的，所以当全国各地的人民心系病患时，当各地医护人员义无反顾驰援湖北时，人们会一遍遍地想起那些经过时间淘洗留下的经典文艺作品，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

（摘编自陈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战“疫”文艺》）

材料二：

极端境遇的灾难不仅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还会带来人类在面对灾难时对生命的敬畏与反思。就目前发表的抗疫文学作品来说，具体内容有两个明显倾向：一是强调集体抗疫而非个体行为，二是突出人与疾病的抗争。不少文学作品突出以向上的姿态与疾病搏斗，有激情，有担当，书写着胜利的希望，闪耀着勇敢的光芒。

中国人历来有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在民族危急时刻，绝不向命运低头。抗疫文学通过灾难叙事，激发出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进而深化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抗疫文学只有将个体、群体的命运沉浸在国家命运的激流中去感知和表达，才能深深融入人民生活，才能对时代做出准确记录，才能摸准中华民族奋勇前行的脉搏，才能提升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才能强化文艺的思想引领功能，才能体现出“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本色担当。

疾病让人痛苦，但痛苦不应变成伤害。抗疫文学作品短时间内呈现的时效性是人们直面疫情的必然反应，但真正好的文学作品还是要有生活作为底色，要有深邃的思想作为内在支撑，要有真挚情感的切近传达，要有精到的艺术构思，从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摘编自李雪《用文学凝聚抗疫精神力量》）

材料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在持续深入，全国范围内迅速产生了一批以防控疫情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每一次灾难发生时，艺术作品都不曾缺席。得益于自媒体时代的即时性传播特点，大量的音乐作品成了艺术“抗疫”的主力军。不过，抗击疫情的歌曲基本以讴歌、宣传与劝导为主题，内容上显得“千歌一面”。从传播效果来看，能够引发广泛传唱的寥寥无几。需要警惕的一点是，“抗疫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扭曲的“文艺狂欢”，更直白一点，为了创作而创作的并不在少数。

艺术创作有其内在规律。从目前的情况看，能够有较大影响力的抗疫作品大多数非常接地气，能够让观者在灾难中会心一笑。当疫情过去，我们或许会发现，真正能留下来的经典，是因为能引发跨越时间空间的共鸣，是因为能直面善恶并彰显于世的真实性，是因为人性的力量。

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灾难是创作的重要母题，因此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客观而言，中国的灾难文艺总体水平并不高，与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与现实相比，中国为世界贡献出的优秀灾难文艺作品还不多。从长远看，如何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人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进行深化，从生命、伦理、道德等方面探讨灾难的自然与人文含义，是值得中国的文艺创作者们反思的命题。

（摘编自普曼《“战疫”当前，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作品》）

树

梁实秋

北平的人家，差不多家家都有几棵相当大的树。前院一棵大槐树是很平常的。槐荫满庭，槐影临窗，到了六七月间槐黄满树，使得家像一个家。槐树寿命很长，有人说唐槐到现在还有生存在世上的。这种树的树干就有一种纠绕蟠屈的姿态，自有一股老丑而并不自嫌的神气。后院照例应该有一棵榆树，榆与余同音，示有余之意。至于边旁跨院里，则只有枣树的份，枣实只合做枣泥馅子。院子中央的四盆石榴树，那是给天棚鱼缸做陪衬的。

我家里还有些别的树。东院里有一棵柿子树，每年结一二百个高庄柿子，还有一棵黑枣。垂花门前有四棵西府海棠，艳丽到极点。西院里有四棵紫丁香，占了半个院子。后院有一棵香椿和一棵胡椒，椿芽、椒芽成了烧黄鱼和拌豆腐的最好的佐料。在从前的一处家园里，还有更多的树，桃、李、胡桃、杏、梨、藤萝、松、柳，无不具备。因此，我从小就对树存有偏爱。我尝面对着树生出许多非非之想，觉得树虽不能言、不解语，可是它也有生老病死，它也有荣枯，它也晓得传宗接代，它也应该算是“有情”。

树的姿态各个不同。亭亭玉立者有之，矮墩墩的有之，有张牙舞爪者，有佝偻其背者，有戟剑森森者，有摇曳生姿者，各极其致。我想树沐浴在熏风之中，抽芽放蕊，必有一番愉快的心情。等到花簇簇、锦簇簇，满枝头红红绿绿的时候，招蜂引蝶，自又有一番得意。落英缤纷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伤感，结实累累的时候又会有一点迟暮之思。我又揣想，蚂蚁在树干上爬，可能会觉得痒痒出溜的；蝉在枝叶间高歌，也可能会觉得聒噪不堪。总之，树是活的，只是不会走路，根扎在哪里便住在哪里，永远没有颠沛流离之苦。

小时候听“名人演讲”，有一次是一位什么“都督”之类的角色讲演“人生哲学”，我只记得其中一点点，他说：“植物的根是向下伸的，兽畜的头是和身躯平的，人是立起来的，他的头是在最上端的。”我当时觉得这是一大发现，也许是生物进化论的又一崭新的说法。怪不得人为万物之灵，原来他和树比较起来是本末倒置的。人的头高高在上，所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可是历来有不少诗人并不这样想，他们一点也不鄙视树。美国的弗罗斯特有一首诗。名《我的窗前树》，他说他看出树与人早晚是同一命运的，都要倒下去，只有一点不同，树担心的是外在的险厄，人烦虑的是内心的风波。树和人，都是上帝的创造。最近我到阿里山去游玩，路边见到那株“神木”，据说有三千年了，比起庄子所说的“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还差一大截子，总算有一把年纪，可是看那一副形容枯槁的样子，只是一具枯骸，何神之有！我不相信“枯树生华”那一套。我只能生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想。

我看见阿里山上的原始森林，一片片、黑压压，全是参天大树，都郁葱葱。但与我从前在别处所见的树木气象不同。北平公园大庙里的柏，以及梓檀道上的所谓张飞柏，号称“翠云廊”，都没有这里的树那么直、那么高。像黄山的迎客松，屈铁交柯，就更不用提，那简直是放大了的盆景。这里的树大部分是桧木，全是笔直的，上好的电线杆子材料。姿态是谈不到，可是自有一种榛莽未除、入眼荒寒的原始山林的意境。局促在城市里的人走到原始森林里来，可以嗅到“高贵的野蛮人”的味道，令人精神上得到解放。

(有删改)

苏幕遮·怀旧

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