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国上下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疫面前，又一次彰显了国人的大爱，尤其彰显了以医护人员为代表的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的大爱，他们是这场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及时进行创作，一些作品情感真挚、鼓舞人心，唱响人间大爱，是“接地气”的好作品。文艺创作中的“接地气”是指创作者要接通百姓生活，从大地和人民中汲取养分，汲取力量。

“接地气”是新时代对文艺的热切呼唤，是文艺人民性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必然有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和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文化持续发展。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欲望膨胀、追求奢华、贪图享乐的现象。有些文艺家高高在上，享受着大都市的文明与奢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还有些文艺工作者忘记了初心和本色，把创作当成追名逐利的“摇钱树”。创作触角一旦离开坚实的大地，自然也就接不上地气。柳青写《创业史》、路遥写《平凡的世界》、蒋子龙写《乔厂长上任记》等，哪部不是“接地气”的作品？他们中哪一个不是来自人民、来自坚实的中国大地呢？

“接地气”是文艺创作规律的体现，是不能违背的。文艺创作源于生活，它的发生、它的动力固然离不开创作主体的创造欲望和创造性劳动，但它更来自生活的赐予，来自时代的要求和人民心声的表达。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丰富的文学艺术原料矿藏，它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正是文艺创作需要“接地气”的理论依据。“接地气”就是要接生活之气、接人民之气，把创作之根牢牢扎在生活的沃土里。

文艺创作如何才能“接地气”？首先，要有爱心，尤其是大爱之心，要解决做人的问题，解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我是谁”是首要问题。鲁迅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他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是正确的论断。“我是谁”的问题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便迎刃而解——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苏联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关键在于具有人民的意识、人民的精神、人民的使命，还要有人民的世界观。”有大爱，才能明大德。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回答时代重大关切，反映人民疾苦和心声，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上，而要有切实的行动。只有踏踏实实，沉入历史和现实的深处，才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大型合唱声乐《黄河大合唱》是怎样诞生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在抗敌演剧队转战的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写下了大型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沿，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和人民大众的痛苦。当他听到光未然深情地朗诵《黄河吟》和充满激情的讲述后非常兴奋，产生强烈共鸣。于是，乐思如潮，终于完成了一首时代的民族音乐史诗。柳青、周立波等作家为了创作，为了“接地气”，宁愿把全家搬到落后的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严格来说，如今一些文艺家没有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多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式的采风。这就不是真正的“接地气”。只有真正沉入生活的底部，才能吮吸到来自大地深处的汩汩甘泉。这就要不怕吃苦，长期坚持。这也是实践的难点所在。

（摘编自王卫平《文艺创作要“接地气”》）

所谓“乐诗之教”，指的是儒家以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表演等文艺方式来推行公共教化，以实现其社会伦理与政治意图的一种教育形式。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教化功能。在“乐”与“诗”有机融合的和谐氛围里，通过耳目器官的闻见感知，来进行心灵反思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进而达到感化他人与教化社会的效果。孟子曾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所谓“仁言”，就是一种将某种道理告之于人的理性说教；所谓“仁声”，则相当于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某种道理演绎出来，让人在感官感知的基础上去体认这种道理。如果说“仁言”是对有着深厚理性教养的人来说的，那么对一般大众而言，“仁声”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在艺术的熏陶下接受教化。“乐”与“诗”有机融合的乐诗之教形式，不像“刑”与“礼”那样刻板刚性，而是具有优美柔顺的基本特质。故其宣畅和平，涵泳德性，最为民众喜闻乐见，使人精神愉悦：“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吕氏春秋•大乐篇》）足见“乐诗”能够给人带来精神气质上的变化。为什么“乐诗”能达到教化的效果？儒家认为，“乐诗”能够“治心”，也就是“乐诗”能激发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这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君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

其次，乐诗之教与王道的推行关联在一起。儒家认为，霸道是凭借武力或暴力等强制力量来推行其政治目的，而王道则是通过征服人们的内在心灵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故在推行王道的过程中，类似于“乐诗”之类平和人心的怀柔之术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乐诗之教要与礼、刑、政等手段相互配合，以便在奉行王道的过程中达到刚柔并济的社会功效。“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故“乐诗”以柔性来教化政治，自然可以与礼、政、刑等治理手段一起来实现王道。

最后，“乐诗”还是政治评价的一种载体。儒家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诗经》里的诗歌，不仅“雅诗”与“颂诗”里有很多诗篇直接与政治相联系，就连“风诗”里也有很多诗篇与各类政治事件密切相关，或者可以从政治视角予以解读。如人们解说《魏风·硕鼠》诗旨时，往往会从批判社会阶层差异与分化、向往理想的乐土这样一种政治角度予以阐释。春秋后期吴公子季札赴鲁观乐时，从鲁国人为其演唱与表演的《诗经》不同歌诗内容和乐舞形式之中，发现了政治与德性的差异，由此对政治事务进行社会评述。

总之，“乐诗之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儒家致力于将政治与道德观念渗透到“乐诗”中去，在艺术生活层面落实其政治理想。

（摘编自朱承《乐诗之教》）

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社会转型时期，旧的道德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就难免存在道德紊乱的现象。这种议论似乎是在说，今天一些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的出现是因为道德标准过时了。这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自古及今，道德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在社会实际中客观存在着一条“道德黄金律”。“黄金”是指普遍适应性，即它是基本标准；而“律”就是“戒律”，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普遍准则。谈到做人的道德，涉及到一个人的修养和待人的态度和方式，在这一点上，世界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大致相近的基本标准，就是要求人们“待人如己”。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这样的基本标准，它的意思与“待人如己”是一样的，说它是“道德黄金律”最早的充满伦理智慧的体现，也并不过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意思就是不要对别人施与你不喜欢的别人以此待你的行为。你只要不把你所厌恶的东西让别人来承受，就达到了道德的基本要求。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达到，因为这些人心中没有“他人”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私自利。“自利”一词在单独使用时并不是贬义，它只是表示一种行为特点。人人都具有自利的倾向，而且要有自利的能力，才可以生活。但“自私自利”表示的是“自私”，而“自私”则是一种品德上的缺陷。自私自利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仅仅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感受、要求和愿望，要求一切都以自己的意愿来体现。自私自利的人按照自己主观意愿设定对自己有利的标准。所以，有时候有人虽知道不能以己所不欲待人，但还是做了对别人不好的事。反之，一个能够经常站在别人的立场和角度来思考问题、善于体谅他人的人，他的行为常常会符合“道德黄金律”的基本要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还没有提出能做什么和鼓励做什么。孔子又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它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合起来，构成可普遍化的要求，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讲满足自己的欲求和愿望的时候，也希望并帮助他人实现他们的欲求和愿望。只要你自己所欲求的，哪怕你还没有满足或实现，也希望别人能实现。当然，它和“先人后己”还是不一样的。“先人后己”是很高的道德标准，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道德的基本标准，体现了“道德黄金律”的第二个层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是你不愿自己受到恶待，就不要恶待别人。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希望自己好的同时，也希望他人更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命令人不许做不道德的事情，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希望人要追求高尚，做一个主动帮助别人的人。

山水画和山水画理论影响了古典园林的建造。山水画和山水画理论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最早的园林理论专著计成所著的《园冶》直到明代才出现。在园林理论产生之前，对造园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是山水画理论，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一家言》都较多地涉及园林理论。唐代的王维、宋代的俞微、元代的倪云林等既擅长绘画，又懂得造园，他们把画意融入园林，使园林带有山水画的特点。可以说造园家只有具备扎实的绘画功底，运用山水画理论，才能使园林体现出“如画”的境界。

山水诗也对古典园林产生了影响，山水诗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境营造方面，尤其是虚的意境的营造。

园林的意境以诗文化为灵魂。南方的私家园林布局严谨，结构精巧，一花一草、一水一石点缀园中，园林中的景色酷似唐诗、宋词中所描绘的图景，引人入胜。《红楼梦》中，大观园进门处的大假山上题有“曲径通幽处”五个字，它高度概括了这处景致的特点。之所以要题字，是因为“景不点不透，景不点不活”（宋先锋《试论园林意境的内涵》）。而楹联被称为“诗中之诗”，具备诗歌、散文的美学特征。《红楼梦》中，潇湘馆楹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蘅芜苑楹联“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等，无不兼具情感美、音乐美、意境美。楹联起到了烘托园林意境的作用。

在古典园林虚的意境的营造上，“空灵”意境是中国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之一。在园林中，亭子最具有“空”的灵气。“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唯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这些诗句表明，正因为亭“空”，所以亭才“有”。园林往往于无景处求景，于无声处求声。声中求动，不如静中求动；实中求景，不如空中求景。园林中的景不只是呈现自身，它们只是一个个起点，勾起人们无尽的想象。这种“空灵”意境深受中国诗词空中点染、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和山水画中注重虚实相生的画法的影响。清空是一种绝妙的审美境界。诗词要清空，不要质实，园林也是如此。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94岁的表演艺术家蓝天野领受殊荣。早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投身话剧艺术事业近60年，蓝天野被誉为“真正有艺术品质和高级趣味追求的艺术家”，在演艺界具有广泛良好的口碑。

蓝天野在北京人艺2019级表演学员培训班结业仪式上曾对年轻演员说：“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德艺双馨，永远是德在第一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好演员之前先成为一个好人。”学艺先修德，做戏先做人。成为一个“好人”，既是基本道德要求，也是成就艺术品格的重要前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我们说，文艺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记录和再现，包括演员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也是时代风尚的引领者。“文艺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文艺创作者要书写时代、塑造人心，首先要完成对自己的塑造。

特别是当下，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丰富，影视艺术发展日益繁荣，演员群体的构成多元化，作品的关注度和演员的曝光率也在加大。演员通过表演塑造人物形象、传递精神思想，他们的一举一动常常牵动观众的目光，他们的道德水准也势必会影响观众，尤其是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期的青少年。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今天的观众很容易记住一些活跃在热搜上的名字、亮相于广告上的面孔，却很难说出一些偶像明星的代表作。有悖于艺术生产规律的不良现象不断透支观众的信任，接连有艺人因为违法失德付出人生的代价，这一切让人痛惜，也是严重警告：虚假的光环有多大，偿付的代价就有多大，要尊重“演员”这个职业。

好演员需要好作品来验证。崇德是前提，尚艺是关键。老演员奚美娟与上戏学生分享影响自己的“演员十诫”时提到：“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好演技需要在创作中不断精进。

崇德尚艺，意味着理性看待得与失，过得了“名利关”。演员是一份职业。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身处台前，离鲜花和掌声太近，容易陶醉；离聚光灯和热搜太近，容易迷茫。如何不在赞誉和名利中迷失自己，需要有内心的定力，看得清得与失、眼前与未来，尤其是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一个人撑不起一部戏。对于现代影视工业，完成一部作品，编导演摄录美服化道以及后期制作，任何一环都不可缺失。演员作用不可替代，但不是唯一也不是最大。30多岁时，李雪健凭借电影《焦裕禄》斩获“金鸡”“百花”双奖，他的获奖感言至今广为流传：“苦和累都让大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傻小子李雪健得了。”这就是一个演员对自己的清醒认知，也是对名与利的清醒认知。

演员是心灵的工程师，塑造的是人心和世道。演员应该心中始终存着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以高尚的艺术品质为追求。理解了演员在新时代所担负的职责和使命，崇德尚艺就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就会成为整个演艺行业的自觉，是每个演员都要研习一生的必修课。

风吹不倒根深的大树。演员内心的定力来自对艺术对观众的敬畏，来自对时代对自我的认知。一个演员，真正的艺术生命力在作品中，在观众的口碑里。

（选自《人民日报》2021年8月26日）

①城市从发端之日起，就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军事、贸易和迁徙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形成了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一方面基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创意产业；另一方面则集合了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②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关注文化自由以及文化的识别性。全球化下的城市文化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信息和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得城市之中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③多元文化同时影响着历史和未来的和谐。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认识到，一个兼顾了历史和未来、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战略，以及融合之中的个性，即鲜明的文化识别，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④和谐的理念蕴藏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礼记》在描绘大同社会时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论语·子路》记载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⑤在社会学上，和谐是指一种社会安定平和的状态。如《左传》所言：“八年之中，九和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国的先秦诸子也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设想了和谐社会的图景。同时，和谐也见诸西方先贤的理想。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系统地提出了和谐说，和谐包含着对立和统一。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提出了“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到的和谐更美好”的主张。而在《理想国》和《法律篇》里，柏拉图也开始寻求“整个社会将获得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获得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的美好状态。

⑥数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模式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的一系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无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各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大多围绕如何重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展开，目的是最终达到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和谐。由此可见，对“和谐生活”和“和谐城市”的追求和实践贯穿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并且越来越彰显在人们为城市的明天所描绘的蓝图之中。

⑦建立“和谐城市”，是从根本上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在形式上体现为多文化的和谐共存、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和谐城市”的理念对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提出更新的挑战，并将之引入更高的境界。

(选自《上海世博主题问答》)

明代花鸟画

明代初期，因太祖朱元璋对南宋院体画风青睐有加，花鸟画大致延续了宋代院体工笔画风格，没有新突破。明宣宗朱瞻基同宋徽宗一样，雅好诗文书画，尤好花鸟画。他在位期间，宫廷画院的花鸟画风格面貌多样，有延续南宋院体花鸟画艳丽典雅风格的工笔重彩画家边文进，有出自北宋徐熙野逸风格的没骨画家孙隆，有笔墨洗练奔放、造型生动的水墨写意画家林良，还有精丽粗健并存、工笔写意兼具的画家吕纪。不过，这些风格面貌大多沿袭宋代花鸟画，并无根本突破。从意境与格调方面看，这时期的花鸟画比宋代院体花鸟画略逊一筹。事实上，明代花鸟画的大突破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

明代中期，文人越来越多地参与花鸟画创作，他们的创作风格一开始就与院体画大相径庭，最有代表性的是吴门画派。吴门画派的成就主要在花鸟画方面，代表人物有兼擅人物、山水、花鸟的“吴门四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周与文徵明主要延续宋、元文人画传统，疏简而不放逸；唐寅与仇英主要吸收南宋院体画风，并融入了时代的精神特质，体现了当时的市民趣味。他们的花鸟画在吸收前代大师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美术史上颇有影响。

严格地说，吴门画派的花鸟画是对前代的延续，并没有开宗立派的意义。然而，到吴门画派的弟子一代，花鸟画在陈淳、陆治、周之冕那里结出了果实，陈淳早年习元代绘画，后学于文徵明，花鸟、山水兼擅。他将书法和山水画笔法融入花鸟画，运用水墨的干湿浓淡和渗透，巧妙地表现花叶的形态与阴阳向背，简练放逸又不失法度，开写意花鸟一代新风。如果说陈淳的大写意花鸟充分表现了笔墨的特征与画面的形式感，那么徐渭的作品则充分发挥了大写意花鸟托物言志的功能，洗胸中块垒，抒澎湃激情。在绘画语言风格方面，他吸收宋、元文人画及林良、沈周、陈淳的长处，兼融民间画师的优点，同时将自己擅长的狂草笔法融入绘画。在其笔下，梅兰竹石被赋予了他强烈的个性，以狂怪奇崛的姿态傲视万物。他是第一个使用生宣作画的花鸟画家，利用生宣良好的吸水性来控制画面水墨渗化效果，表达特殊韵味。他还以泼墨法作花鸟，用笔墨的纵横捭阖表达自身的愤懑情绪。徐渭开创了大写意花鸟的新体派，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齐白石都曾受其影响。他的成就超越了早于他的陈淳，后世将二人并称为“青藤白阳”。

“家风”是个中性的概念

徐梓

“家风”系列报道及征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和高度认同。这个系列对于引导人们自觉省思、培植良好的家风，培养社会良风美俗，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必须指出，如果不加思考地一概而论，把家风说成是传统的家庭教育，说成是一家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则有失偏颇，不可不加以厘清。

实际上，家风就是家庭的风气，它是一个家庭的传统，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如同一个人有气质、一个国家有性格一样，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习。这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习气，以一种隐性的形态，存在于特定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家庭成员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出这样一种习性，这就是家风。所以，家风既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时期历史汰选、传统沉淀的结果，又是一辈又一辈先人生活的结晶，对家中子弟具有熏陶影响、沾溉浸润的意义。

家风作为家庭的文化和传统，表现的是一个家庭的自我和特色，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必然具有正面的意义，用现今的话说，并不都具有正能量。有的家风可能是勤奋、俭朴、为人忠厚、待人有礼，有的家风也可能是狡诈刻薄、酗酒赌博、忿戾凶横。一所学校、一个班级的风习我们称之为学风、班风，而学风、班风有好坏之分、高下之别，并不总是值得弘扬。家风同样也有不良的，也并不都是传家宝，即便是在传统社会，被视为传家久、继世长的也只有“耕读”“忠厚”“清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品质。

作为家庭的文化，家风是附丽于家庭而存在的，只要有家庭，就会有家风。家风并不会因为农村的城市化、大家族被小家庭所取代而丧失。极端地说，“没有家风亦是一种家风”。在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的当今，人们感叹“家风”荡然无存，其实是指家庭所秉持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这样一些传统内容的沦落，而不是家风本身的消逝。

家风又不同于家规。家规是家庭中的规矩，是家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或法度，是父祖长辈为后代子孙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的又一重针对性强、目的明确的道德约束，有的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它有家训、家诫、家规、家仪、家教、家法、家约、家矩、家则、家政、家制等名义，有敬祖宗、睦宗族、教子孙、慎婚嫁、务本业、励勤奋、尚节俭等具体而明确的条文，是载诸家谱、可供讽诵学习的有形文本。而家风有别于这样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它是一个家庭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通俗地说，我们可以把家规看作是教化家人的教科书，而家风则是经由长期教化后的结果。同时，它一旦形成，也就成为教化的资源，并且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意义。

(选自《光明日报》)

筷子漫谈

①概览大千世界，综观天下苍生，其进餐工具大体可分为三类。欧美人惯用刀、叉、匙，一餐而三器并用，考究而烦琐；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居民，至今仍以手抓食，古朴而粗犷；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则使用筷子，简易而便捷。对自己祖先所发明并沿用至今的筷子，国人情有独钟。

②中华大地是筷子的故乡，先人用筷子进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外观上看，筷子由两根同等粗细长短的小棒组成，十分简陋，但经国人巧手掌控，则夹、挑、拨、拌、扒、戳等无所不能。锋之所指，美味尽收；取舍自如，纵横桌上。堪称使用方便，价廉物美。

③可以想象，远古时期洪荒满目，文明未启。人们采摘渔猎，以生食过活。我们的祖先肯定也经历过用手抓、捧而食的阶段。但懂得用火后，开始享用熟食，吃热烫的食物时，再直接用手取之，则不美也。于是自然就会想到用木棍儿夹之，以为佐助。天长日久，人们便练就了用木棍儿取食的本领，这就是人们使用筷子的由来。

④制作筷子的材料，最主流者为木材和竹子。当年处于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竹枝。于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正因如此，细棍儿、修竹等，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夹，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筷子的雏形已呼之欲出。从当今筷子的形体考察，仍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诚“大朴胜华”之典型也。

⑤筷子古名曰“箸”。《韩非子·喻老》中，有“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之语。由此可见，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时期。

⑥箸之易名为筷，亦有成说。明陆容于其所撰《菽园杂记》卷一中有云：民间讳俗，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以“幡布”为“抹布”。船家希望行船时安顺平稳，到码头捷足先登，亦在情理之中。“快”又大多以竹制成，就在“快”字头上添个“竹”字头，“筷”字乃成；而近代汉语中，单音节名词有向双音节名词发展的趋势，方法便是在字后加“子”，于是“筷子”乃应运而生。

⑦筷子的种类甚多，制材五花八门。春秋时期便已有牙箸、玉箸，秦汉时期有铜箸、铁箸，盛唐时有漆箸、金箸、银箸、象牙箸等，发展至今，筷子的种类造型更是层出不穷，色彩、图案亦是五彩纷呈。可以说，筷子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审美享受。

⑧我国是礼仪之邦，行为举止讲求合情入理，日常生活中对筷子的使用也很有讲究。用筷子的正确方法是一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上端，另外三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且筷子的两端要对齐。用餐前，筷子要整齐码放在饭碗右侧，用餐后要整齐地竖向码放在饭碗正中。要做到彬彬有礼，雍容大方，使用筷子就应有所讲究，不能随心所欲。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四大发明的历史意义

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并称为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整个世界的伟大技术成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和智慧的结晶，反映和代表了我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这四大发明，不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的发展、社会政治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从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和思想意识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中国三大发明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虽然他没有提到造纸术，但不言而喻，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西方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也都盛赞四大发明的卓越贡献。李约瑟指出：“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总之，四大发明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革命性作用及其全部文化价值，已经得到举世公认。

但是，在西方过去的一段漫长历史过程中，一些学者虽然大谈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些发明的意义，却并不知道它们的故乡是中国而非欧洲。如培根一方面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另一方面却又说“起源却还暧昧不彰”。这是因为西方科学家懂汉语的很少，而汉学家往往又不注意科学史，久而久之在西方就形成了对中国科技贡献估计过低的传统观念。而一些“欧洲中心论”者却极力抹杀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否定全部中国科学技术，如法国人列维·布留尔就曾说，中国的科学“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扯淡”。这就十分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在西方中心主义指导下的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然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铁的事实胜于任何诡辩，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绝不是随意可以抹杀的。

正确评价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仅具有科学史方面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断重温这些彪炳千秋的业绩，既可以破除那种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又可以激励我们开拓创新，努力奋进，去谱写科学技术新的更加辉煌的篇章。

(选自陈江风《中国文化概论》)

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以它俏丽的色彩、缤纷的落英触动了人的某种情绪和情感，汇入了人们审美的心理因素，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桃花文化”。

桃花文化历史悠久，从《桃之夭夭》一直唱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桃花文化还具有普遍性，凡恋爱、婚姻等人生喜庆活动，桃花总是“尚红”礼俗的主要角色。包含“桃花”一词的人名、地名更是不胜枚举。民俗中的“踏青”，采撷的也多是几枝早开的俏丽桃花。至于与桃树、桃实相关的文化事象，几乎无所不在；“桃都”、天鸡报晓、王母蟠桃盛宴、寿星捧桃、春日桃符、“桃李满天下”……

桃花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人的自然观。人类诞生于大自然，与大自然永远有一根剪不断的脐带。

大自然最美的季节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春天。“咏春”的诗文，倾注了中国文人的炽热情感；春天又美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于是铺陈春景，不能不写桃花……

永恒的自然界，极富生命力的桃花，推动着中国文人的艺术想象力和热爱生活的心愿。中国文人把自然界的桃花作为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本质力量和自己情感意识的对应物，加以抒写。他们借桃花，歌颂自然美、劳动美、创造美，表现对永恒的自然、永恒的生命的向往。

桃花文化还渗透着“儒与庄禅互补”的文化精神。中国的文人，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去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准备在理想之梦被击碎时“穷则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回归田园，在庄禅的境界中求得精神的休憩与解脱，于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自己，也为与他一样的失意文人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

桃花源作为一个“理想世界”，作为精神栖息之所，世世代代吸引着文人学士，形成了他们的“桃花源情结”。中国一些文人并非不知道桃花源之不可寻，他们寻找桃花源，几乎与屈子的《天问》一样，上升为一种探求宇宙、社会和人生意义的思维模式。

《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部能够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经典作品，离不开切磋琢磨的细功夫。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柳青在皇甫村扎根14年，深入了解农民生活，才创作出鸿篇巨制《创业史》；京剧大师李少春每次演出前吊嗓子时，都要仔细把剧场每一个座位走一遍看一遍，心里要知道每一个观众在怎样的角度看他、能不能看明白听清楚；焦莉隐先生20世纪50年代导演《龙须沟》，带着全组演员观察生活近一年……古往今来，文艺精品无不是厚积薄发、千锤百炼的结晶。“工匠精神”，往往意味着吃苦的决心、刻苦的努カ、艰苦的付出，和不苦尽不轻易甘来的过程。岁月是一张滤网，是成为经典还是流于泛泛，观众最终会给出准确的选择。

我们怀念过往经典，其实是在怀念那份做事、做人的匠心。这种匠心，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中，我们身边又何尝没有。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讲述的正是一群用一辈子时间修复文物的普通人，在脆弱而又珍贵的文物画前，他们用静心、细心、耐心日复一日地描画、纺织、修补、临摹，让人们看到工匠精神对守护传统文化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会被此深深打动?这些普通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工作专注倾心，对细节追求完美，对技艺不断磨砺。也许没有鲜花和掌声，但这样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品质，让他们身上散发着光芒。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工作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气质:坚定踏实、严谨、专注、坚持、敬业、精益求精……如果人人都能将这样的品质在内心沉淀，有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初劲，有对工作只管付出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摘编自郝思斯《“工匠精神”何以动人》)

①生态世界观是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世界观，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意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与作用，构成生态世界观的整体内容。习近平着眼于人类文明延续的共同视域，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因此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宏观视域来说就是一种生态世界观，是对人与自然实然关系的客观认知，对自然界的价值和人类价值的共通性给予了界定。

②生命共同体理念将自然界和人类价值相统一，实现了世界观的时代变革，促成了“天人合一”从理想走向现实。马克思告诉我们，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先在性不仅意味着人对自然的依附，同时也证明自然是人类的归宿。自然面向生命而存在，生命也需面向自然而生，生命是自然界的要素，人与自然只有互通和互动才能达到双赢。自然界具有为生命而存在的内生规律，而生命形式与环境之间在物质、能量、信息上的互通与互动关系就是内生规律的表现，其意义是促进万物的生长和繁荣。人类社会虽然具有不同于自然内生规律的价值发生系统，但终归是一种生命形式。这规定了其必须符合自然界的内生规律，并回归自然界价值之中。如果说工业文明阻隔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那么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世界观将自然—人、人—自然双向关系进行展现并实现融合，使人类价值与自然界价值以生命为媒介实现了统一。自此，自然面向人、人面向自然的双向互动通道畅通，基于生命统一性的世界观形成，单向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模式被抛弃，“天人合一”也将从理想中的和谐走向本质统一的实践。

③传统文明视域下的价值观以人为目的，“以人为目的”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也是其判断是非的尺度。诚然，以人为目的，是人的类本性所决定的。为了“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人类价值选择的首要目标，因此以人为目的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但是，单纯以人为目的的价值观会形成“为我”的行为模式。在此价值观导引下，人的实际行为会造成人与自然互相伤害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需要重新做出价值选择和行为选择。

④习近平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环境也是幸福”，其价值理念将“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加入了生态的要素，是一种自然与人类双重目的的价值观。如果说“以人为本”塑造了人是发展的目的价值理念，那么“环境就是民生”则是在继承这一理念的基础上重塑了人与自然关系，使自然界加入了人的目的系统。将环境与民生并列，本质上彰显了良好的环境与幸福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良好的环境就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以“自然之美”和“人之美”的融合，助力新时代走向生态良好的美好生活。

⑤新时代发展观将人与自然相协同，发展的内涵得到提升，文明的本质得到彰显。新时代的发展观超越传统人类单向进步的理念，将自然界的繁荣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共同构成发展的内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发展观的嬗变。将良好的生态环境加入生产力目标体系之中，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与新路径，不仅实现了发展观的更替，更将“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推向“如何和谐”的实践。

（节选自《新华文摘》2020年第16期；作者：卢艳芹）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对城市治理的理解，是随着城市化率的节节攀升而不断深入的。2018 年底，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9.58%。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城市人，越来越多的大型、特大型城市开始崛起，城市群、都市圈加速形成，人们对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逐步告别以往粗放式的城市管理方式。如何克服各种各样的“城市病”？如何打造包容、协作、智慧的现代城市？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新路子？时代的发展，为城市治理出了一道道颇有难度的考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转变治理思维、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

城市加速发展，治理要从精细处入手，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做起。客观来说，当前一些城市在治理上还存在不精细、不科学的地方。比如，针对路面上电动车较多的现实情况，一些地方出台拟禁行电动车的规定，引发了对一刀切式管理的质疑。又如针对车辆超载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各地出台了不少管理办法，但问题在于落实不细、不严。精细化的管理，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小到一个井盖，大到城市的规划布局，唯有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才能让治理的针脚更细密，城市的运行更顺畅。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治理说到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唯有坚持问计于民，才能提升治理的科学有效性，找到精准治理的发力点。近年来，党中央围绕城市治理，推出了一系列落地有声、群众叫好的扎实举措：为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加快实施棚户区改造；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推进城市垃圾分类、河湖长制治理、“厕所革命”……一系列城市治理的难题得以破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将“人”这个最重要因素放在城市治理的中心位置。城市治理好不好，老百姓感受最直接，也最有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是精细化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

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离不开科技发力。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到城市治理领域，通过实现对治理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全流程的覆盖，为智慧城市打开了更多发展空间。但也应注意，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不能简单等同于对科技的依赖，而应建立在精打细算、追求效益的基础上，避免资源投入的浪费和低效。此外，针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新问题，如人脸识别技术引发的隐私保护问题，不同收入阶层的“数字鸿沟”问题，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等，都需要我们在主动顺应城市治理智能化趋势的同时，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消除技术背后的隐患。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寄托着亿万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城市必将带给人们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编自桂从路《城市治理，下足“绣花”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