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的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城里人与乡下人

毕淑敏

最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餐饭，是在乡间的小山村。

正午时，背靠着池塘，在秫秸搭成的简易凉棚下，主人端上自家种的玉米和土豆，还有刚刚从水中打捞的半尺长的鱼，架在炭火上烤熟。那条鱼从中间被剖开，平铺在红红的火焰上，一条好像变成了两条。浑身披盐挂霜，硬而微黄，好似生了薄锈的盔甲。吃到嘴里，鱼刺和鱼肉都是干脆而火爆的，“咯吱吱”，似嚼着一袭土色的蓑衣。

我问主人，“用了什么调料？”

老大爷嘬着旱烟嘴，含混地回答：“盐。”

我说：“还有呢？”

主人吐出一口烟雾，清晰地答：“没有了。”

我不相信地反问：“没有花椒、大料？没有豆豉、辣椒？没有蚝油、香叶？没有……”

主人打断我：“你说的那些都没有，光是盐。”

我说：“今天才知道，盐是这样好吃啊。”

主人就笑了，说：“你这个人啊，整岔了。盐并不好吃，好吃的是我们给自己预备的这些个物产。乾隆年间老一辈子怎么着种，咱现在还是怎么着种。我们给自己吃的东西，用的是土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更没有激素。”说到这里，他沧桑的脸上露出一点点不怀好意的浅笑，说：“有件事，我一直整不明白，总想找个不见怪不爱生气的城里人打听打听。”

我说：“您打听吧，我不见怪也不生气。”

老人家清了清嗓子，说：“我们在庄稼和菜叶上，用了那么多化肥和农药，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虫子眨眼间就扑拉拉死了一地，可你们城里人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这种粮食和菜，怎么到如今还没有被药死呢？”他原本就有地方口音，因为踌躇加之不好意思，让方言味变得更加浓厚。“药死”这个词，在他的发音里，说成“约死”。我听懂了他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吞下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加激素却“‘约’而不死”，依然活蹦乱跳地大吃东西而深感惭愧。我说：“抱歉啊，我也不知道自己至今为什么还没有被‘约死’……”

在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解了我的围。他说：“早年间有一个广告，唱的是‘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记得吗？人就像害虫。打了农药，有些人生了癌症等恶病死了，有的就产生了抗药性，不死。你们这些不死的人，就像活下来的害虫，有了抗体，反倒更坚强了。”

周围的人偷听到我们的话，七嘴八舌道：“是啊，是这样。你看蟑螂，你看老鼠，不是一直被各种药饵毒杀吗？绝了吗？没有！越杀越多。城里人也跟它们似的，毒不死的。”

我拿捏不准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一员，在农药和化肥的围攻浸淫中，至今活着，是该自豪还是该悲哀呢？

“我们从来不吃给城里人准备的东西。我们把给自己吃的东西和卖给城里人的东西，分成两个地块，绝不掺和。今天给你们吃的，就是平日留给俺们自己吃的东西。”老人家非常热情地说。我望着他善良而沧桑的脸，心中满是惘然。

泾渭分明地把种粮的人和吃粮的人齐刷刷分开，给自己留下清洁的食品，然后用慢性毒药去“约”他人，这是生存的智慧还是蓄意的谋杀？

我不敢生出责备老人的意思，倘若自己是农人，很可能也出此下策。面对现今中国的普遍现象，无奈，只得寄希望能变成杀不死的害虫。

前两天看报纸，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2%以上。可否这样说：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吃的食品，其实是那少部分人不喜欢吃，不屑于吃，也不敢吃的。

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曾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现今在“吃”这个天大的问题上，怎么美德尽失？

分手的时候，老人很开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双孙儿女都考上了大学，以后也要成为城里人了。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刚明勇决。以祖任为丹州司法参军。守，武人也，为奸利无所忌，永数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临永，永不为动，则缪为好言荐之朝。后守欲变具狱，永力争不能得，袖举牒还之，拂衣去。

寻知大谷县。太原帅率用重臣，每宴飨费千金，取诸县以给，敛诸大谷者尤亟。永以书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资觞豆之费可乎？脱不获命，令有投劾而归耳。”府不敢迫。

调东平府司录参军，府事无大小，永咸决之。吏有不能办者，私相靳^①曰：“尔非郭司录耶！”通判郑州，燕山兵起，以永为其路转运判官。郭药师屯边，怙恩暴甚，与民市不偿其直，复驱之，至坏目折支乃已。安抚使王安中莫敢问。永白安中，不治且难制，请见而显责之；不从，则取其尤者磔之市。乃见药师曰：“朝廷负将军乎？”药师惊曰：“何谓也？”永曰：“前日将军杖策归朝廷上推赤心置将军腹中客遇之礼无所不至而将军未有尺寸功报上也今乃倚将军为重乃纵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尔如缓急何”药师虽谢无愧容，永谓安中曰：“它日乱边者必此人也。”已而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

会金人趋京师，所过城邑欲立取之。是时天寒，城池皆冻，金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适在大名，闻之，先弛壕渔之禁，人争出渔，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

永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家藏书万卷，为文不求人知。见古人立名节者，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而尤慕颜真卿为人。(杜)充之守大名，名称甚盛，永尝画数策见之，它日问其目。曰：“未暇读也。”永数之曰：“人有志而无才，好名而遗实，骄蹇自用而得名声，以此当大任，鲜不颠沛者，公等足与为治乎？”充大惭。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师，中外阻绝，或以两宫^②北狩告永者，永号绝仆地，家人舁归，不食者数日，闻大元帅府檄书至，始勉强一餐。其忠义盖天性然。

(节选自《宋史·忠义》)

咏怀古迹•其三

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突然，那人唱了起来，细听，那歌无词，也无统一的曲调，只有一种内在的音韵连续在一起。如果说有歌词的话，那只有“咧”一个字。咧--咧--咧--，歌声好似被鞭梢越沟撩过来，抑或是被风断断续续扔过来。满地是无边的黄土壑，昏黄的夕阳     在黄土上，满地好似涂着秦汉边卒那风干的血。那歌声，似情歌却含雄壮，似战歌却嫌凄婉；似悲歌却多悠扬，（            ）……那是一首真正的绝唱，无词，而饱含万有，无调，却调兼古今。

根据地势，那是长城的外侧，也就是长城要守御的对象。长城一线，仅一墙之隔，即便同民族，甚至同家族也风俗迥异。其显著标志便是寒食节长城内侧家家户户送寒衣，而长城外侧则无此风俗。长城不光是一道军事防御线，（             ），这条线已超越了历史，超越了民族，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地域自觉。那么，对面平台上引吭高歌的究竟是秦汉边卒的骨血还是匈奴的遗脉？仅一沟之隔，便有      之感。我只有倾听他那洞穿物障的声音。咧--咧--咧--，他究竟要咏叹什么，歌颂什么，怨懑什么，冀求什么？他是为秦汉边卒而歌还是为匈奴先民而歌？抑或是为千年历史陈迹而歌？无词，无调，那单调而     无端的音符随着朔风洒向山川沟壑，沿着陡崖一路流淌而去，      风沙草棵中。

①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②一些城市为了提高城市美誉度，开启了城市亮化工程。③政府实施景观亮化工程的初衷也许是好的，④但人们的行为在实践中逐渐与指导思想发生了偏移，⑤存在“你亮，我比你更亮”。⑥一些城市从卫星图像资料看，⑦纽约、巴黎等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夜空亮度也不如这些城市。⑧如此过度亮化，⑨不仅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而且造成国家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去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就是村落。但近年来，人口流失和生活方式转变正在使乡土文化趋于解体。一些具有百年历史的古村庄人去屋空，流传千百年的民俗、手工艺濒临失传，县志、村志等乡土文献整理无人问津，乡村文化设施老旧短缺……凡此种种，让人说到乡愁时，甜蜜中充满着苦涩。著名作家冯骥才感叹：“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