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瓦连科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他的雨鞋一齐乒乒乓乓地滚下楼去。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了看他的眼镜碎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华连卡回来了，带着两位女士。她们站在楼下，怔住了。这在别里科夫却比任何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还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去，还会传到督学耳朵里去。哎呀，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说不定又会有一张漫画，到头来弄得他奉命退休吧。……

等到他站起来，华连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相，他那揉皱的大衣，他那雨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一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纵声大笑，笑声在整个房子里响着：

“哈哈哈！”

这响亮而清脆的“哈哈哈”就此结束了一切事情：结束了预想中的婚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他没听见华连卡说什么话，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一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从桌子上撤去华连卡的照片；然后他上了床，从此再也没起过床。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规定着禁上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看到有个告示禁止中学学生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到街上去，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这种事是禁止的，好，这就行了。但是他觉着在官方的批准或者默许里面，老是包藏着使人怀疑的成分，包藏着隐隐约约、还没充分说出来的成分。每逢经过当局批准，城里开了一个戏剧俱乐部，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说：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

凡是违背法令、脱离常规、不合规矩的事，虽然看来跟他毫不相干，却惹得他闷闷不乐。要是他的一个同事到教堂参加祈祷式去迟了，或者要是他听到流言，说是中学的学生闹出了乱子，他总是心慌得很，一个劲儿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在教务会议上，他那种慎重，那种多疑，那种纯粹套子式的论调，简直压得我们透不出气。他说什么不管男子中学里也好，女子中学里也好，年轻人都不安分，教室里闹闹吵吵——唉，只求这咱事别传到当局的耳朵里去才好，只求不出什么乱子才好。他认为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洛夫和四年级的叶果洛夫开除，那才妥当。您猜怎么着？他凭他那种唉声叹气，他那种垂头丧气和他那苍白的小脸上的眼镜，降服了我们，我们只好让步，减低彼得洛夫和叶果洛夫的品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到后来把他俩开除了事。我们教师们都怕他。信不信由您。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很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可是这个老穿着雨鞋、拿着雨伞的小人物，却把整个中学辖制了足足15年！可是光辖制中学算得了什么？全城都受着他辖制呢！我们这儿的太太们到礼拜六不办家庭戏剧晚会，因为怕他听见；教士们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也不敢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影响下，全城的人战战兢兢地生活了10年到15年，什么事都怕。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

别里科夫眼我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卧室挺小，活像一只箱子，床上挂着帐子。他一上床就拉过被子来蒙上脑袋。房里又热又闷，风推着关紧的门，炉子里嗡嗡地叫，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他躺在被子底下，战战兢兢，深怕会出什么事，深怕小贼溜进来。他通宵做恶梦，到早晨我们一块儿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没精打采，脸色苍白。他所去的那个挤满了人的学校，分明使得他满心害怕和憎恶；跟我并排走路，对他那么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显然也是苦差事。

在流放地^①

契诃夫

外号叫“明白人”的谢苗，同一个谁也不知名字的年轻鞑靼^②人，坐在岸边的篝火旁。谢苗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瘦骨嶙峋，掉了牙，但肩膀宽，看上去还挺硬朗，这时已醉醺醺的了。

鞑靼人生了病，很难受，他裹紧破衣衫，正在讲他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如何如何好。

“那当然，这儿不是天堂。”谢苗说。

“不好，不好！”鞑靼人说着，担惊受怕地朝四下里张望。鞑靼人抬头看一下天。满天星星，跟他家乡一样多，周围也是一片黑暗，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在家乡，完全不是这样的星星，这样的天空。

“不好，不好。”他连连说道。

“你会习惯的！”谢苗说，笑了起来，“现在你还年轻，傻，嘴上的奶味还没干，凭那股傻劲你会觉得，这世上没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可是总有一天你会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你瞧瞧我，再过一个星期，等水退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安置渡船，在这两岸间摆过去渡过来。就这样我一干就是二十年。”

谢苗拿起酒瓶，猛喝了一大口，接着说：“我呀，伙计，可不是普通的庄稼汉，也不是出身卑贱的人，我是教堂主管的儿子。想当年我自由自在，进进出出穿着礼服。可现在，我把自己磨炼到了这种地步：我能赤条条躺在地上睡觉，靠吃草过日子。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当年，我从俄罗斯发配到这里，从头一天起我就咬牙顶住：我什么也不要！”

鞑靼人浑身发抖，费劲地搜罗着他所知道的有限的俄语词汇，结结巴巴地说：“上帝保佑，千万别在外乡得病，死掉，埋进这片寒冷的铁锈般的土地里。”

“你会习惯！”谢苗说完就走啦。

鞑靼人带着憎恨对谢苗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什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

鞑靼人独自留下，他又添些枯枝，侧身躺下，望着篝火，开始思念起家乡和妻子来。红土高坡，驳船，河流，不怀好意的异乡人，饥饿，寒冷，疾病——所有这一切或许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许这一切仅仅是梦中所见。

天亮了。正下着雪。

“喂！”对岸有人在喊叫，“放渡船过来！”

“行了，急什么！”谢苗说。那种口气仿佛他深信不疑：这世上的事都用不着去着急，因为照他看来，急也不管用。

等船的是个瘦高个子的老头。他们把马车拖上驳船，又往回划去。谢苗叫他瓦西里·谢尔盖伊奇的那个人，在大家划船的时候，一直站着不动，咬紧厚嘴唇，眼睛望着一处地方发愣，马车夫请求他允许在他面前抽烟，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好像没听见似的。谢苗用肚子压着船舵，瞧着他挖苦说：“即使在西伯利亚，人们也照样能生活。活得下去的！”

大家都笑起来。鞑靼人厌恶地皱起了眉头，一挥手，裹紧破衣衫，朝篝火走去。几个船工和谢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小木屋。

“好冷啊！”一个船工声音嘶哑地说。他在潮湿的泥地上躺下去，伸直身子。

“是啊！不暖和！”另一个附和道，“苦役犯的生活……”

大家都躺下了。门被风吹开了，雪飘进屋里。谁也不想爬起来去关门：他们怕冷，懒得去关门。

“我挺好。”快要入睡的谢苗迷迷糊糊地说，“上帝保佑，但愿人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

“你呀，当然，服了一辈子苦役，连鬼都抓不住你。”外面传来狗吠似的呜呜声。

“这是什么声音？谁在那儿？”

“是鞑靼人在哭。”

“瞧他这……怪人！”

“他会习——习惯的！”谢苗说完，立即睡着了。其余的人也很快进入梦乡。

那门就这样一直没关！

一八九二年五月八日

（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有删改）

后生可畏

刘斌立

（1）我第一次去鉴睿律师楼，就注意到了前台旁边多了一张不怎么和谐的小桌子。一个大男孩模样的小伙子，睡眼惺忪地在那捧着厚厚的《刑法》，有一页没一页的翻着。。

（2）我问了问律师楼的合伙人李信，他一脸嬉笑地回答：“这孩子他爸是我们律师楼的大客户，也是老朋友了。他想让他儿子考律师，非得要我们把这孩子安排在这打杂，一边让他看书备考。其实我们啥事也没给他安排，让他自己在那天天待着呢。”

（3）“哦，这孩子看着还挺老实的。”我随口应和道。

（4）“老实！您可别小瞧这小子，听他爸说，他一心要当摇滚乐手，跟着一个不靠谱的摇滚乐队干了两年的鼓手。”老李边说边摇着头。

（5）后来我再去律师楼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看看这个叫常远的“摇滚”男孩，他也是经常应景似得挺朋克，一会夹克上带钉，一会头发颜色又变了。

（6）那年律考后没几天，我去律师楼办事，发现常远那桌子没了，人也没了踪影。问道老李，没想到老李苦笑着说：“那小子跑了，据说和一个摇滚乐队跑到青海茫崖矿区那边，在矿区的一个小镇上的酒吧里演出呢。他爹差点没气背过去，已经发誓不管他了。”

（7）我又惊讶又好笑，随着老李附和道“现在的年轻人啊”。

（8）一年以后一天，我突然接到鉴睿律师楼李信律师的微信。“还记得那个玩摇滚乐的男孩吧，从我这跑了的那个。又回来了，这次据说是自己主动回来的。今天来求的我，要继续准备考律师，还在我这坐着打杂看书，我也是服了！”

（9）“您就当浪子回头吧，兴许真考上了，您也是积德了。”我回复了微信，也不忘调侃地加了几个坏笑的表情。

（10）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与律师楼和老李少了很多的交集。

（11）青海茫崖的矿难，突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头条新闻。部分矿务局领导受贿私自外包矿坑，私人小矿主违规野蛮开采，导致了一次灭顶的矿难。在矿难中死去的矿工遗孀，因为没有基本的合同和安全保险凭据，无法获得赔偿，更无人愿意替他们去争取权利。

（12）就当矿难的悲哀正在褪去的时候，媒体上一个很不起眼报道终于被我看到了。一个名叫常远的律师，带领着自己的小团队义务承揽下了所有死难矿工的索赔事务。这条很小的信息，却因为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而让我震惊。

（13）我立刻致电李信律师的时候，他确认道“没错，就是他。我也很佩服这小子。”

（14）“您觉得他接这个案子是为了出名吗？”我问道。

（15）“还真不是。你记得他曾经在青海一个矿区的酒吧演出过一段时间吧。”老李继续说道。“那地方就在茫崖。听常远的爸说，常远在那生活的一段时间，很了解矿工们的生活状况。他自己后来跑回来要继续考律师时就跟他爸说，以后要帮请不起律师的穷人打官司。”

（16）我听老李说完这些，沉默了许久，最后，我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后生可畏啊！”

（17）电话那头老李肯定地重复道：“后后生可畏！”

神针

墨中白

泗州人喜食鱼，善捕鱼。人常下水，会受风寒，年纪大，腿脚胳膊会酸痛。有病就要治，汴河桥头的许三楼就能医。许三楼治病，很少开药，他常告诫人说，是药三分毒，人生病，是身体中了邪气。有人就医，问清病因，许三楼便拿来细银针，找准穴位，扎进去。一般扎针七天，准好。

许三楼每天太阳偏西准时关门。如来晚了，不管是平民乞丐，还是达官贵人，对不起，明天再医。也有破例时候，一次，钱家当铺少爷上树掏鸟窝摔下后昏迷不醒，钱家人急抱孩子找许三楼。听见哭声，许三楼快步出屋，钱家人一见，扑通跪下，求他救人。许三楼猛一转身说，拿针来。说着话，接过银针，一二三四，银针瞬间扎下，不一会儿，孩子嘴角开始抖动，许三楼脸上露出笑意，紧接着，五六七，又飞快扎下三根银针，孩子睁开眼睛。

钱家送来白银百两，可许三楼只收十文钱。

还有一次破例。新来知府白一品腿酸疼不能站立。师爷上门请许三楼。许三楼认真对师爷说，家中病人多，实不敢离开半步，还请知府上门才好。师爷回去告诉知府，白一品没有生气，坐轿去见许三楼。

白一品亲自登门，许三楼握针出门迎接，并示意知府不要下轿，就坐在里面扎针。

一二三四……十二根银针扎上腿，白一品顿感觉疼痛减轻许多。半个时辰过后，许三楼将白一品腿上银针起了，告诉他明天还来，要接连针七天，才好。

针腿时，透过轿窗，白一品看到前来找许三楼看病的人排着长队。

第二天中午，白一品到许三楼家门外和百姓一起排队。

看见等候在外的白一品，许三楼心想，都说新知府清正廉明，关心百姓，看来是真的。自己昨天破例针腿没错，知府离开腿哪行哟？许三楼走到知府面前，要为他扎针。白一品摇头说，等吧。白一品坚持排队。许三楼很感动。

第三天再针腿时，白一品发现自己是第一个，等腿针好，看病的人才陆续赶来。几天都这样。七天后，知府腿好了。白一品开心说，这下不用坐轿啦。说着话，他从怀中掏出七十文钱，许三楼也不拒绝，伸手接下。

傍晚，许三楼收拾好银针，正准备关门，忽然从汴河桥飞奔一匹马来，跑到门前，从马上跳下一个红脸大汉。来者双手抱起许三楼准备将他送上马背。

何事？许三楼也不惊慌。随俺上山治病。不带针，去何用？红脸大汉一听，放开他。

许三楼进屋拿把银针，顺从地坐到他身后，双手紧紧抱着红脸大汉后腰。白马急驰。半袋烟工夫，马已跑到重岗山。进了山门，红脸大汉下马一看，傻了，身后坐的人不是许三楼，是个十岁男童。

男孩告诉他说，自己是许三楼的五公子，父亲坐上马后，准备亲自前来，可想到明天还有许多病人来扎针，无奈临时改变主意，让其前来，还请谅解。你也会针？红脸大汉满脸疑问。男童点头，一脸认真。红脸大汉半信半疑将他领到母亲身边。问清病情，男童拿过银针，一二三四……瞬间针已扎好。感觉如何？红脸大汉抱着母亲双肩，不放心地问。舒服。见母亲闭上双眼很享受，红脸大汉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连针七天，母亲腰不疼了。红脸大汉拿出金银珠宝，男童谢了，只取七十文钱，下山。

知府得知消息后，去找许三楼，让他帮助劝说山匪孙飞虎，把劫去的救济粮归还给府衙。

许三楼点头说，试试看吧。

重岗山寨。红脸大汉热情款待五公子。那可是救命粮。山上的弟兄也等米下锅呀……

五公子告辞。孙飞虎一直送到山下。临别，孙飞虎左脸上停落一只苍蝇，他刚想伸手拍。只听五公子说，去。话音刚落，孙飞虎就看到眼前立着根细银针，针尖上的苍蝇正挣扎拍打着翅膀。有的钱该拿，有的米不能吃呀。丢下这句话，五公子飞身上马。

瞅着一路扬起的尘土，孙飞虎禁不住摸了摸左脸，感觉脸有点木。孙飞虎发现嘴歪时，满山正飘着细雨。

汴河桥头，一个蒙面人找到许三楼，求见五公子。五公子出远门了。何时回来？你的脸不是受一般风寒，要马上针。许三楼答非所问。半个时辰，取针。许三楼交代说，嘴歪最怕风寒，如你用心医治，也不必前来扎针，每天此时只须面向阳光，双手抚心，我便在家为你下针，十天，准好。

歪嘴人将信将疑骑马回山。想到一路上遇到那么多讨饭灾民，再摸下自己的歪脸，他叫人把救济米全部送还给府衙后，这才安心下来。

中午十二时，孙飞虎面南朝泗州城许三楼家方向坐好，他刚把双手放在心口，就觉得左脸上，仿佛真有银针一根接着一根扎下，半个时辰后，孙飞虎感觉左脸上针又被一根根拧下。

隔水隔山又隔城的，许三楼真能在他脸上扎针？孙飞虎不信。不过，许三楼没有骗他，十天后，他的歪嘴真的恢复了原形。

山前该有一棵树

张者

这是个啥地方嘛，都是光秃秃的石头，裸山。

树不知道跑哪去了，草也难觅踪迹，花儿那些娇惯的美丽都躲在人们的记忆里了。

这是一个矿区，属于天山深处的神秘所在，一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可是，由于找到了一种神秘的石头，兵团突然从三个建制团中抽调了近千人，集结到了这里，并起名506矿。506矿到底有什么矿？我第一次听到它的传说是在晚上熄灯后，我那刚上一年级的弟弟从被窝那边爬到我这头，然后对我耳语道：“你知道506矿是什么矿吗？”我问什么矿？他神秘地说：“是铀矿。”铀矿是什么矿呢？弟弟又降低声音回答：“铀矿是造原子弹的。”

原子弹的赫赫威名谁不知道，于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有了一种神秘色彩，哪怕是喝着苦泉水也不觉得苦了，因为我们的父母正干着一件天大的事情。

父母被调入矿山后，我们这些孩子就跟随着父母上了山，这样，一个简陋的学校就在山前用石头搭建了起来，屋顶用的是红柳枝和油毡。每天的上课铃声让正在开矿的父母们十分安心，只是他们开山的炮声却让我们十分惊恐。在炮声隆隆中上课，飞石砸在房顶上，如天神的战鼓。胡老师正领读课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听到房顶的咚咚声，大家就会心一笑。胡老师也笑，望望房顶说，三而竭了，没事。同学们就哄堂大笑，疲惫的午后课堂突然就活泼了一下。胡老师是一个大学教授，右派，发配到新疆就成了我们的小学老师。我们这些在绿洲出生的新疆兵团人的二代，通过胡老师了解到外面的大千世界。他坚持让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比方：《苦泉水》《戈壁滩》等。当他望着远方的戈壁和漫山遍野的石头让我们写《树》时，我们不干了，因为我们的眼前根本没有绿色，更别说树了。

有同学就喊，胡老师，我们山上连一棵树都没有，怎么写？胡老师就说，眼前没树，心中难道没有树吗？回家问问父母吧。

于是，同学们就写了很多不一样的树。有村口的大榕树，有门前的大槐树。我爹给我讲了老家的大桑树。他边讲边咽着口水，说起了小时候吃桑葚的故事，那些黑紫的甜蜜安慰了他童年的饥饿和贫困。父母们都是有故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屯垦戍边来到了新疆。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而每一种树都寄托着他们的乡愁。比方：写大槐树的父母是北京人，写大榕树的老家是福建人……我爹是河南人，他给我讲了门前大桑树的故事。

可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兵二代”，眼前连一棵树都没有。我们望着窗外所有的石头，喊：“山前该有一棵树！”

我们是从山下绿洲来的，那里就有树。有沙枣树、白杨树……还有一棵最茁壮的胡杨树，就生长在胜利渠边上。水罐车从胜利渠给我们拉淡水，会从那棵孤独的胡杨树边路过。

那棵茂密的胡杨树孤独地生长着，在夏季它给我们带来一片巨大的绿荫，到了秋天，它那金黄的叶子展开来照亮了荒原。它是那么茁壮，又是那么孤独，美得却让人震撼。

那次关于树的作文课，让我们想起了那棵胡杨树，大家就齐声喊，把那棵胡杨树移到我们山前吧，让我们回家能找到路。

胡老师说：“山上没有水，树不能活。”

同学们喊：“山上没有树，人不能活。”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可以喝山上的苦泉水，用山下拉来的甜水浇灌。胡老师被我们打动了，眼眶有些红，下课时他没有和我们告别，就独自走了。

没想到，我们的无理要求有了结果。矿长派出了东方红拖拉机，拉着爬犁子，还派了一辆水罐车，要去为我们移那棵胡杨树了。胡老师让同学们坐上了水罐车，下山去看移树的过程，让同学们好好观察，要写作文。

那棵美丽的胡杨树将移到我们的山前，成为我们的故乡树。从此，我们的心里也有一棵大树了，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那棵树都会存在。无论我们走多远，那棵树都会在山前指引着我们回家。那棵胡杨树还没有生叶，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萌芽。但我们知道它会有枝繁叶茂的那一天。大人们沿着胡杨树四周挖了一个大圆圈，然后那圆圈越挖越深，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树根终于露了出来，大人们就用稻草绳把带土的根部绑成了一个大圆球，再然后用撬杠和拖拉机拉动大圆球，让它滚上大爬犁。

它实在太高大了，树根那个大圆球和树干被捆在爬犁子上，有一半树枝还拖在地上。拖拉机拉着爬犁在前，累得直冒黑烟。装满了甜水的水罐车跟在后面，整个队伍开始向山上移动，远远望去像一个送亲的队伍。

胡杨树被运上山后，就栽在我们小学校操场中央。如果你上山，很远就能看见它。它高高地。耸立着，成了上山者的路标。坐在教室里依窗而望，也能看到它伟岸而又粗壮的树干，这让我们安心，给我们带来希望。栽树的时候全矿的人都来了，那简直就是一个节日。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从水罐车内放出的甜水浇灌它，用舌头舔着自己干裂的嘴唇。

一口水只能解一时之渴，一棵树却能带来永远的绿荫。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