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府采取省、县、区、乡（镇）四级制。乡苏维埃政权“为乡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党和上级政府的命令和决议，并有考核奖惩。乡苏维埃承担着反映群众意见和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职能。在乡苏维埃下面，还有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众组织，如贫农团、妇女会等，涵盖了各种人群。乡苏维埃与村之间不是完全的科层制关系，除了运用命令、督察、组织处理等必要的制度化手段外，还采取大量的非制度化手段，包括会议动员、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等。毛泽东曾评价：“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

——摘编自万振凡《中央苏区乡村基层政权运作特征及其启示》

材料 卫所制度是明朝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军事组织管理制度，各地驻守卫所对安定一方起到较为明显的作用。卫所制度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更戍法，同时又揉合元朝的军事职官制度。继承前朝“以籍定役”和“役皆永充”的思想，分户列等以定差役，卫所军的身份一旦确立，除非特别规定，世代为军。明代卫所制的实施以屯田制为经济基础，利用卫所士兵垦种荒地，缓解国家戍守与军费供给矛盾。明代的卫所不能理解为现在的军营，它更类似于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基本上都管辖有面积多少不等的耕地和多少不一的旗军、普通民户或少数民族人口。

——摘编自彭勇《明代卫所制度流变论略》

材料一 美国建国后，乡镇是最基本的地方自治单位，承担着除司法之外的所有公共服务功能。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每个市镇的市长和市议会都由普选产生，市长同时对中央政府和本地选民负责。工业革命后，许多国家把城市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组织志愿者，负责救济的分配，并协调慈善团体和救济机构的工作，社区组织开始形成。二战后，社区很快发展为基层自治的主要方式。社区实行居民自我管理，不仅提供生活服务、教育、休闲娱乐、福利等，还参与相关的城市规划、土地政策等地方政府的决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基层治理更加强调政府、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共同作用，社区承担了更多的政府功能。

——摘编自《世界主要国家的基层治理与社会保障》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将单位之外的社会个体重新组织起来，便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民政部于1986年提出要争取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事业，由此提出了社区的概念，随后1991年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政策构想，并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进行社区建设实验。为了从更高层次力推社区建设，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整合成立了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统筹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工作，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社区制的建章立制。2001年开始，农村社区进入地方自发试点阶段；2006年中共中央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

——摘编自李春根、罗家为《从动员到统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回顾与前瞻》

材料一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应保尽保原则，健全统筹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快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加快落实社保转移接续、异地就医结算制度，规范社保基金管理，发展商业保险。统筹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坚持和完善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的制度机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残疾人帮扶制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

材料二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西方的政权体系不会到达最基层，典型例证是一般西方国家都没有居委会。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体系合二为一，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细胞党的性质，与西方政党形成区别。在中国，党组织成为社会有效运行的细胞，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社会。党员和党组织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关键时刻号召党员，社会就可以自我循环。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采取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是因为中国有条件做。事实上，传染病防治的基本科学原则是把病毒隔离，这需要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许多西方国家通过宵禁之类的法律命令试图隔离病毒，却缺乏有效的基层社会组织协调个体遵守防疫规定。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专访（2022年6月5日）

【推荐1】二战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走上了福利国家道路，但福利政策的长期实行导致巨额公共开支，国家不堪重负，社会成员劳动积极性下降，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

——《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我国养济保民思想源远流长。商代时期，盘庚提出“罔不惟民之承保”。周代文王提倡“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等学派继承了这一“保民”思想……特别是人们熟知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成为统治者实施救济政策的思想基础。

北魏及唐代前期……加之佛教的行善生生观念流行，促使收容鳏寡孤独及残病者的专门机构出现……之后，唐政府直接承担了养济机构的经费……作为官方的救助制度，养济院正式设立于南宋初年……元代……在制度建设上比南宋更为完备。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养者，官为存恤”。……为保障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弘治年间，养济院由内地州县向边陲各卫所扩展……清代养济院开始之初，奉行明代的原籍收养政策。至乾隆二年，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打破了明清以来的原籍收养政策，使得养济院收养范围大大扩展。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一般说来，现代欧洲各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主要包括医疗、疾病、养老、事故、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其失业保险规定：凡出于年老、残废、疾病、分娩、工伤、失业等原因而全部或部分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者，国家将提供一定的社会津贴。在高福利的瑞典，失业工人领取的失业津贴相当于原工资收入的90%，而且可以领取300天。除此以外，国家对因公死亡或者伤残的人给予补偿，对有各种困难的人和群体给予补助，同时国家还实行社会救济制度，以保障每个人的最低生活水平。

——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