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傅军《西方从中国的科举制中学到了什么？》

材料一 战国时期，我国就初步建立了考课官吏的制度。秦汉时，考课官吏重外官、轻内官，既有“郡国上计”，又有“六条”刺察，还没有形成以才、守、政、年为考核内容的完整规范。而继考课之后的赏罚，多取决于皇帝。考核权的行使，或由丞相，或由三公。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材料二 唐朝考课之法见于《唐六典》按唐制，任何人一经入仕，不论身份和地位，都须参加考课。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尚书省考功司负责考核四品以下官吏，三品以上高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制按其不同职责来实际考核官吏治绩，即“四善二十七最”。“四善”重在对官员品德操行的要求，“二十七最”是对不同职责的官员提出的具体才能标准

——摘编自宿志玉（唐代官吏考课制度》等

材料一   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结合官员的任期，按照官制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对官员的品行、绩效进行考核，分出等次。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合理的考核内容，是确保权责一致、循名责实的考核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比如，对高级官员和中低级官员、京官和外官的考核内容分层分类进行。在考核内容上既重视常规性考核又加强特殊性考核，有利于对官僚集团形成普遍约束力并突出管理的重点。在考核过程中，加入监察权对考核权进行制约和监督，比如秦汉时期设有御史在考核中进行监督。考核结果贵在使用，考核后的赏罚兑现与否，关系到整个考核制度。唐代考核的结果与官职联系起来；明代三年一考，九年考满，最终的考核结果还要看工作岗位的性质，以及任职期间有无过失。

——摘编自齐瑞《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及功效》

材料二   自从英国在1870年建立文官制度以来，官员考核也开始实行。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官员考核制度更贴近于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分工的需要，逐渐废除了“通才”的考核标准。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主张建立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节省开支，大力削减公务员队伍，并建立专门的执行局独立于各个部门，与政务官分开办公。

——摘编自高净《中英公务员考核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一   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改为主要通过察举选拔官员。隋唐时期，崛起的庶族地主阶级强烈要求加入政权，分享政治权力，唐代统治者也在治国方针上确立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从南北朝时期的考试取士措施中发展起来的科举制便在这样的氛围中确立。

——摘编自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材料二   《大唐六典》规定：“考功郎中之职，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除此之外，还有40余位职官参与考课分工事宜。唐代对流内官员和流外吏员按照不同标准实行分类考课。其中针对流内官员的考课标准可以概括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政府着眼于官德品行。“二十七最”则是根据官员职位职能特点的不同而提出的具体要求。各地各部门先行考课并将考课结果编制成册形成“考簿”，然后逐级检勘、汇总，最后上报至尚书省考功司以待会考。最后由皇帝确认后生效，作为官吏俸禄增减、品阶升降甚至职务变动的重要依据。

——摘编自殷文明《唐代官吏考核与监察制度的互洽逆转及启示》

材料三   “癸卯学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其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属普通教育性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大学堂分为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类。

——摘编自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材料一   明朝中叶，官僚集团日趋腐化，人浮于事，遇事互相推诿，行政效率低下，政务废弛现象十分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万历元年（1573年），刚执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改革。新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订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完成事项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注销，未完成事项必须向内阁如实申报，否则论罪。六科可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治罪，内阁则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考成法对于政务废弛、统治日陷瘫痪的明王朝来说，不失为一剂救时良药。但借助政治高压阻止官僚集团腐化的行为也激化了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故考成法在张居正死后即被废除。

——摘编自《张居正的考成法》

材料二   1870～1986年英国文官人数变化情况

——摘自李春燕《撒切尔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

材料一   夏商周的统治基础是内外贵族的联合，重要的辅助大臣都由宗亲贵族担任。官员世袭作为古老的选官方式，并未随社会进步销声匿迹，汉代“任子”、唐宋“恩荫”、清代“荫典”均为其遗存。汉代以察举、征辟选官，荐举选拔标准有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日功不当其禄，三日能不当其官”。然而，举荐者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凭意志取人成为定式，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往往体现为官宦之亲、门生故吏等特殊关系。隋唐五代的科举选官，受选地域由城市趋向广大乡村，受选者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受选对象数量日渐增多。同时，限制条件也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如唐代的任用标准增加了身、言、书、判等条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选官逐渐成为主流的官员选拔方式。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近代西方国家参考和借鉴中国科举制度，制定了近代文官考试选拔制度。西方文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文官政治中立，不参与党派活动，文官自身更不能组织党派或政治组织，使政府工作在政党轮流执政时可以稳定运行。文官考试重视公平公正、人人平等原则，重视业务素质与能力，还制定不同职务的具体选拔标准。

晚清选官制度，虽模仿西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皇权统治需要，而不是整个社会需要。在官员选拔中，满族贵族始终保持特权地位。中国自古就是儒家思想与教育体系和选官制度合而为一，晚清时期儒家经典依然是选官考试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张靖《晚清选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一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牛津、剑桥两校于19世纪前期分别采取措施，推行改革，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学位考试与授予制度，校务委员会的委员改用公开、自由竞争办法选拔，以保证学校领导权掌握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手中，直接推动了英国文官制度的改革。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机械化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本来无足轻重的工业资产阶级势力大增，他们要求国家政府管理工作像工业生产一样，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发展经济。据统计，文官队伍的行政费用开支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增长了近一倍，由1150万英镑增加到1800万英镑。文官人员的增长加剧了文官队伍的混乱状况，把改革问题更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

——摘编自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清末文官选拔制度是在模仿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学堂选官制度为核心的体系和内容。早在科举未完全停废前，学堂选官制度已开始存在，即使科举立停后，捐纳、贡生、荫生等传统选官制度依然存在。清末学堂选官制度继承了传统科举制的亮点，那就是科举的“论才”功能与学堂教育功能合二为一。同时，清末学堂选官制度也在各方面对科举选官的困境做出了修正。1905年停止科举后，学堂选官虽在形式上与科举考试相同，即均以试法取士，并给予相应出身，而且清廷自身也承认学堂奖励出身与科举无异。但是，学堂选官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注重经史以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刘为勇《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一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听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1905年全国工矿企业已达400家左右，铁路、轮船等新式交通事业也逐渐兴办，这些无疑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来操作和管理。同时，断式学堂的急剧增加需要众多的具有新知识的教师清末新政中增设的许多政府机构如外交部、商部、学部…等，也都需要憕得相关专业的千员。显然科举制无法培养、选拔这类新式人才。

——徐辉《废除科举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材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