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周人原有的礼仪文化的基础之上，积极吸收整合了夏商的礼仪文化，改造出有利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文化。它既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反映，也是周人具体实践的总结。《周礼》《仪礼》《礼记》等是反映先秦时期礼乐文化的典籍，尽管对于其成书时间等诸多问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典籍主要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内容十分广泛，上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各级贵族的权利义务，下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迎来送往，几乎无所不包。进入春秋时期，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礼乐文化由此衰落。但它被孔子、孟子等诸子加以改造后，纳入儒家文化体系中，从而融入到中华文化血脉之中，在此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马庆伟《礼乐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及其对新时代意义》

材料二   先秦儒法之争并非“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汉代新儒学融合百家，也终结了儒法之争。中华法系是礼法体制、礼法法系，并形成了帝制中国“礼法之治”的治理模式和志士仁人对“良法善治”的不懈追求。礼法仍存活在中国人的法文化血液深层之处，其中不乏有益于建构现代法治中国的元素和智慧。在法制和法文化领域，建立文化自信和接续、转化、弘扬传统，应从礼法传统入手，一味地从法家“法治”、儒家“德治”去分头寻找，可能本身就已陷于路径选择之误。

——摘编自俞荣根《超越儒法之争——礼法传统中的现代法治价值》

材料一   唐律体系完善，结构严谨，几乎把当时社会生活的所有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从而使它成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律典。唐律强调“一准乎礼”，“一准乎礼”是后人对唐律的高度概括，唐律的主旨在于全面贯彻礼的核心内容及封建三纲；唐律中不少律条本来就是礼的教义规范或制度而上升为律；唐律借助《疏议》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礼教的义理。此外，统治者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在贞观年间修订旧律时降死刑为流刑者92条，降流刑为徒者72条，其它削去繁苛、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计。唐朝立法充分吸收前代经验，技术相当完善。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有分工有联系，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摘编自张思远《唐代法律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清朝法制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618一1644年）。该时期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对于统一东北各部落、挺进辽沈，进而统一中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尤为鲜明，是中国法制史册上重要的一页。第二阶段（1644-1840年）。这个阶段是清朝统治全国的重要时期，也是清朝由发展趋于衰落的时期，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相对稳定的统治，经济、政治、文化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就法制而言，从顺治朝起便把“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推行到全国。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空前未有的统一的法制秩序。其立法之详密，制度之完备，程序之明确，均达到了中国封建法制史上的高峰。第三阶段（1840-1911年）。这个阶段清朝国势衰微，传统的封建法系，在国内外形势急遽变化冲击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开始输入中国。

——摘编自张晋藩《清朝法制史》

材料一   现代宪法宣誓制度脱胎于带有宗教色彩的宣誓仪式，并在现代法治精神的引领下逐渐成为宣扬宪法文化的支撑制度。宪法宣誓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宪法宣誓制度借鉴了英国《大宪章》的立法思想，纷纷将宪法宣誓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沿袭下来，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遵循极为严格的程序，彰显出宪法宣誓的庄严性，这种仪式化功能唤醒、激发和强化了人们内心对宪法遵从的观念，真正在内心对宪法产生认同和依赖，从而信仰宪法。“通过宣誓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宪法宣誓的誓词就是将参与宣誓的国家领导人及公职人员的职责宣告于世，并遵照宪法对其职责予以约束，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自由、独立、民主等理念逐渐成为个人权利诉求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也将这些个人权利诉求作为宣扬内容，因此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赫然 王鑫磊《西方宪法宣誉制度给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主体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就职宣誓仪式带有宗教色彩，但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是一种宣扬政党政治理念的政治仪式，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承。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可以确保就职宣誓人员时刻受到宪法的警示、内心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进而让宣誓人员真正做到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看作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也可以更好地重塑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摘编自王艳卓《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