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租庸调制，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在此之前，历代的赋税征收，或据田亩，或按人口，或据户头。清查户口、人丁，尽可能抑制豪强兼并土地，防止自耕小农破产，均是历代一以贯之的政策。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土地兼并不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清查与登记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活动。

——据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等

材料   王安石曾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故臣以理财为方今急务。……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去其（指农民）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达到这个目的，王安石变法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要的变革。第一，“抑兼并”，就是限制豪强对农民的兼并，为此，变法派曾设立了青苗、免役等法。王安石特别重视对差役法的变革，认为它是抑制兼并的有效手段。在这个限制中，政府以年息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去抵制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三百的高利贷。第二，按照每户产业情况，负担国家赋税，这是历代统治者一向标榜的均平赋税。免役法是这类措施中最为突出的一项。方田均税法，不言而喻，也是这类措施当中的重要一项。方田均税法在变法开始时没有推行，后来推行了十几年，仅限于五路（京东、河北、河东、陕西和开封府界）。到元丰八年（1085年）方田均税法被废止之时，共清丈了上述五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四顷土地。五路占全国总面积不过百分之二十，而清丈的田亩却占全国税田的百分之五十四。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宋代经济史》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诏曰：“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唐时犹沿之。”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二   （唐初）赋役之法：每丁岁人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

（唐中后期）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材料三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半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明史·食货志》

材料一   1928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驻华公使签订了《中美关税新约》，规定∶“历年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之税率，存票、子口税等项之条款，应撤销作废，而适应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接着，英、法、荷等国相继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中国政府遂于1928年12月颁布“海关进口税则”，将各国于1926年同意的七级附加税率再分别加上5%的进口正税，共有八级税率公布为第一个国定税则，并决定于1929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

——摘编自邱松庆《简评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政策》

材料二   195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存在的基本问题是∶总体关税水平过高，税率结构不尽合理，税则的商品分类目录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的需要，等等。1985年颁布的同名税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修改，主要是改变商品分类目录，调整进口税率。

——摘编自黄天华编著《中国关税制度》

材料一   唐宋时期，海外贸易有了快速发展，为了管理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唐朝设立了市舶司主管对外港口的贸易活动。宋太宗曾派内侍8人，带着国书、礼物和丝绸，前往海外各国出使，主旨是邀请外国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宋仁宗时又下令地方官设法招引外商，给予优待，以便外国船多来一些。市舶岁入约110万缗，约占国库收入的1/60。市舶司还负有接送外来船舶、保护和接待外商的使命。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近代中国海关依据不平等条约而设立，外籍税务司制度受到各国支持，使得总税务司在内的绝大部分洋员由英国人担任。这种状态下的中国海关庞杂无比，除了进行税务和海务的本职管理外，还要确保清政府按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贸易。此外海关还承担了大量由条约赋予、列强强加、清政府委办或关乎总税务司利益的职务。至于总税务司以海关的名义举办的洋务活动和外交活动更不胜枚举，海关几成“业余外交部”。

——摘编自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海关工作会议和全国人大均要求对明显过高的税率做局部调整，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随后各地海关开始改革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报关制度，恢复海关征税和海关统计。同时将关税收入统归中央，关税单独计征，与外贸利润分开交库。

——摘编自岑维廉等《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