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   魏晋时期，门阀大族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玭《诫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唐代家训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律师约翰·库克在公诉书中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公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一   在汉初的几十年，虽然废除了秦王朝个别过于残忍的法律条文，但就司法体系和司法实践而言，几乎完全因袭秦王朝。当时以贾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几乎一致建议汉王朝约法省刑，以安定民心。董仲舒认为，要克服汉承秦制的弊病，不在于法律制度的小修小补，而关键在于改变汉王朝的指导思想，换言之，就是以《春秋》作为汉王朝最高法典，以《春秋》决狱，以《春秋》作为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

——摘编自马勇著《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材料二   如果说古代中世纪的法学家们经过他们的努力使罗马法为人类民法的系统化法典化铺垫了良好的历史基础，成为孕育《法国民法典》的历史摇篮，那么，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则将这种努力直接变成了成功的果实。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成为人类民法史上一位备受瞩目的时代“骄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传承罗马法的一部辉煌的经典，也使法国成为大陆法系的创始国和重要代表。人们盛赞法国人对世界法制的贡献，而法国人却真诚地担言“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就我们的立法完善性而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罗马人。”。

——摘编自叶秋华《论〈法国民法典>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材料一：汉初，革秦之弊，废弃了秦代法律的严酷繁杂成分，由萧何制定了崇尚宽简的《九章律》，约法省刑，简易疏阔。……其法制的指导思想则为礼法并用，以礼入法，儒家经义成为法理的基础，坚持德主刑辅，先教后刑，奠定了此后法制体系“礼刑一体”的基本框架。

——摘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然而在涉及与王侯有关的叛国罪时，如果需要提供证词，且为情势所适，则所有都无一例外地应接受拷问。拷问不应完全听从原告的要求，而应本着合理与节制之原则。

——摘自古罗马《民法大全》

材料一   ……中国法的界定十分模糊，倒是皇帝圣旨、朝廷法令、祖宗遗训更具威力。因为法自君出，皇帝钦定法律，皇权置于法律之上，法律对皇权的约束作用微乎其微。法律遇到开明皇帝有些用，一遇到昏庸暴君，无法无天，所谓“人亡政息”。……这遗风流传至今即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情枉法。

——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

材料二   1954年宪法既确认了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又在原则实现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它记载了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胜利成果，又总结了建国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纲领》。1982年宪法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在历史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曹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问题研究》

某学习小组在进行“宋代社会的世俗化、平民化”主题学习时，搜集到如下史料：材料→“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近来世俗多颠倒，只重衣衫不重人”

——宋代潘彦

材料二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材料三一、德业相劝：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要妾，在外则事长上，接明友，教后生，御僮仆。

二、过失相规：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

……

四、患难相恤：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 ……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则不必借。

——摘自 (宋)吕大钧《吕氏乡约》

材料一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

材料二   罗马帝国时期查士丁尼皇帝敕定的《法学总论》中明确界定：“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法律的目的是保证“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享有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力，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人的标准。”法制史学者将唐高宗时颁行的《唐律疏议》与“罗马法”相提并论，并视之为古代中华法系的代表著作。《唐律疏议》首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见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实质上是“以法制国（therulebylaw）”而不是“法治（theruleoflaw）”，不过是君主用刑罚律令来控制臣民罢了。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

——樊树志《国史概要》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目的之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若失去了礼的指导，法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危害天下的“虐法”。依靠礼的实施，耐心细致地教化，以理服人；中国古代法律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触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强调执法的目的在于消除法律，“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倚重教育，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

——摘编自李正财《罗马法和中国古代法律的比较》

材料二   古代罗马人相信，法律的目的是保证“正直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人生而平等，都享有为任何人不能剥夺的一些基本权利……法是最高的理性……法是一种最高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正义和非正义的人的标准。古代罗马法是古典社会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罗马法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的形式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私有等重要原则，对欧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摘编自周枂《罗马法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