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初立，汉高祖废弃了秦的监御史制度。汉武帝中后期，中央统辖的郡县数量较汉初大增。为了避免形成新的分权势力，加强对郡县的控制，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把全国除三辅、三河和弘农郡以外的地区分为十三州部，每个州部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自京师去地方巡视所部郡国，检查吏治和地方治安。

——摘编自岳庆平主编《中国大通史》（秦汉）

材料二 地方监察是否保持独立和有效的功能，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制约作用。秦汉至明清的地方监察官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在地方行政官府内置监察官。如秦郡监御史、两宋州通判。二是在地方行政官府以外另设较大的监察区和专职监察官。两汉以后的多数地方监察官均属后一类。如西汉十三部州刺史，唐前期十道采访使、观察使，元行御史台和二十二道肃政廉访使司，明清十三道监察御史。此外，监察区划分范围大小，也会影响朝廷对地方官的监察效能。一般地说，监察区划较大，数量较少，便于朝廷指挥控驭。但相应地，区划较大，监察官难以尽巡辖区，也会造成监察漏洞。

——摘编自李治安《论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和若干制约因素》

材料一秦始皇认为周朝采用的封建制，致使地方方国或封国权力过大，中央政权无法对其有效 控制，最终采用了郡县二级制的治国方式。西汉初期，刘邦吸收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二级制 的优缺点，形成西汉特有的既有封国存在，又采用了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的体制。到了东汉 末年，原来只是虚设的州演变成一级行政机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就此形成。隋朝   对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有效治理，主要做法是撤郡、并省州县，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唐朝进一步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设立 “道”来划分监察官员的巡察区域。唐后期为了边防军事需要设立方镇（亦称藩镇），道与方 镇逐渐融合，演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于是，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从原来的二级制变成三 级制。

——摘编自宋学文《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材料二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对节度使“收其支郡，夺其兵权，制其钱谷”， 不许地方州郡一级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天下土地   形势，根据交通线设置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军、政、刑、财，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而言，行政层级少，则管理幅度大，容易失控；行政层级多，则管理链条长，效率低下。因而，地方行政层级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存在一个可容忍的变动区间。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内在要求，接纳中央集权演变而来的新的高层政区，必须使原有的高层政区级别逐层下降，或取消，以保持地方行政层级的相对平衡。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政区，是相对稳定的。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往往处于震荡变动之中。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材料一罗马共和国是贵族专政，适用习惯法，贵族垄断着立法权和司法权。平民形成了一股足以和贵族相抗衡的力量，双方斗争非常激烈。公元前5世纪中叶，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提高平民政治经济地位以及限制贵族的专横和压迫，并以三次“撒离运动”向贵族施压。。公元前454年，元老院设置由贵族及平民各5人组成的10人法典编纂委员会，并派人赴希腊考察法制，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经森图里亚会议（公民大会）批准，称《十二铜表法》。

——摘编自高攀《古代中西方成文法典之比较以<法经>与<十二铜表法>为例》

材料二《十二铜表法》不仅规定了残酷的奴隶制，而且还规定了极为严酷的债务奴役制。如第三表中规定，在一定时期后债权人可将债务人处死，或卖至台伯河以外之外邦；如果有多数债权人时，他们甚至可以将债务人的尸体肢解，加以分配。……《十二铜表法》虽然意味着平民的重大胜利，但平民与贵族地位仍极不平等。

——沈宗灵《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有关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规定各根据地普遍实行“三三制”。淮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共的指示下，逐级逐步地改造乡村政权，直到1942年正式宣布废除地主掌权的保甲制度，实行代表制。在实施减租减息并有了充分的群众基础后，根据地进入到由点到面、大范围的以乡选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政权建设中来。从根据地基层政权人员党派成分上来看，非党员占比达到60%多，在组织形式上都是由民主集中制的代表会构成。中国共产党在淮北根据地开展的基层政权建设首先是一场联合各抗日阶级、阶层力量的政治动员，为淮北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输送了最大程度上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基层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彻底扎根乡村。

——摘编自胡又伊《淮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1～1945）》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通过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央对混迹在农村中的敌特分子进行彻底清除和坚决打击，同时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党整风运动、思想教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通过土改、农业合作化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关系和剥削制度，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对比和社会关系，解放了被严重束缚的农业生产力。针对农民生活境遇低下、文化素质不高且沿袭着几千年来的封建陋习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机构，通过对农村的阶级动员和社会整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传统农村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摘编自李春峰《建国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材料一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革命形势非常复杂，各地区的党组织面临的敌我力量、群众基础、经济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都不一而同。自抗战以来，中共中央就常授权并培养地方党组织根据不同情况因时因地制宜灵活斗争的能力，授予地方政府相当大地方自主权。东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工业基础、毗邻苏联方便得到国际的支持，也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最集中夺取和经营的地区。

——摘编自华仁康《建国初期大行政区的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置的东北大行政区，管辖6省、沈阳、鞍山、抚顺、本溪4个直辖市及旅大行暑区。1953年增设哈尔滨、长春、旅大3个直辖市，1954年，东北大行政区被撤销，1955年以后，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形成了稳定的格局。

1949一1955年东北地区省级行政区的演变格局示意图

——整理自朱建华、修春亮《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