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在此期间，在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包拯曾经提出改革税收的良策。他说：“欲救其弊，当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冗杂不减，用度不节，虽善为计者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若不锐意而改图，但务因循，必恐贻患将来有不可救之过矣”。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

——姚兆余《试论包拯的经济改革思想》

【推荐3】【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一尚希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窥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县寮以众，资费日金。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帝观而嘉之，于是遂罢天下诸郡。

——《隋书·杨尚希传》

材料二隋文帝采纳杨尚希的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了一批冗员。607年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相应也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隋代更确立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而且州县佐吏三年必须更换，不得连任，须用别郡人，使地方豪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地方官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汇报工作），称为“朝集”，中央也经常派遣使者巡查地方政绩。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朝地方官制改革的原因和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隋朝地方官制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对于绝大多数政府高官和贵族而言，俄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屡遭动荡，就是因为维护了传统的农奴制法律和习俗，反对思想自由和各种“蛊惑性”的学说。……但是随着俄国受教育阶层的西方化和启蒙思想在贵族中间的传播，他们开始承认农奴制已经成为俄国的道德污点。许多受西方观念影响的贵族都面临着日常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奴制让他们在物质利益上获得特权，但另一方面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思想让他们无法否认农奴制的不公平性。

——摘编自张广翔、李振文《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改革》

材料二   改革后全俄每个农民（成年男性）平均分到份地3.4俄亩，而农民家庭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份地数量为8-9.5俄亩.此外“国家从地主手中赎买的土地平均价格为每俄亩38卢布，将土地转手出售给农民时每俄亩价格高达63卢布”。为了帮助农民赎买土地，政府成立了农民土地银行向农民贷款，农民可在49年内还清货款，但要支付高额利息.

——摘编自袁丽丽《＜俄国1861年改革＞一课的再思考》

材料一   政府寻求平衡地主和农奴的利益，但是解放条款上的种种平衡措施令大多数农民不满意。……农奴获得了自由，并有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农民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权利，还不得不为所获得的土地缴纳赎金。很多失望的农民认为，统治者是在强迫他们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土地付款。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二   农奴解放使得俄国向资本主义经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些贵族和具有进取心的农民开始尝试现代化农业，种植新的作物，还有更多农民发现离开村社来到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谋生会更为容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俄国的农产品产量有了极大提升……在1880年至1914年间的大部分时候，俄国都是最大的食品出口国。

——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1799—1900》

材料一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民间教育组织形式，唐代始有其名，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比如宋代有四大书院之称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他们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书院课程内容完全是由执教的山长、主讲教师确定，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外，部分书院还教授关于农田、治民、水利、算术以及军事等一些实用技能型知识。书院的资金主要来自官府的赐田和赐币以及民间捐输，也有部分来自书院自营收入。随着书院影响力的扩大，政府也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书院的官学化色彩愈加严重，书院走出的学生主要还是参加科举，同治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与科举合为体的书院，也一并成为历史。

——摘编自刘河燕《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特点分析》等

材料二   宋初，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培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其性质相当于解放初期实行的“统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利润。至嘉佑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状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也可讨价还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椎（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摘编自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一一王夫之《宋论》

一一《宋论》

——梁启超《王安石评传》

【推荐3】【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一   冯道（882—954年），寒门穷儒，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相十二君，且“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面对盛怒之下的后唐庄宗，冯道晓之以理，从容解救大将郭崇韬，朝臣“重其胆量”；又劝谏唐明宗居安思危，爱惜民力，并诵《伤田家诗》，明宗录以自讽。契丹入汴，冯道回答契丹主的“天下百姓，如何可救”时说：“佛再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冯道以当时“诸经舛缪”，委托学官田敏等将西京郑覃刊刻的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摘编自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

材料二   北宋初年，冯道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总体上是褒大于贬。北宋中期，欧阳修著《新五代史》，塑造出“不知廉耻”的冯道形象。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对冯道的评价与欧阳修一脉相承，批评力度有所加深；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继承、发展了欧阳修、司马光的观点。南宋时期，《新五代史》取代《旧五代史》的官学地位后，《旧五代史》散佚。《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长期占据传播主渠道，成为人们了解冯道的主要来源，冯道形象的妖魔化程度不断加深。

——摘自张明华《论冯道“不知廉耻”历史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1）根据材料一，概括冯道的主要作为。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冯道形象被妖魔化的原因。

【推荐1】【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问眸】

材料：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宋哲宗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废除新法，到今天历史已走过了900多年。900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仅以20世纪为例，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评议王安石的传记、变法史实的专书达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而这些论著又是毁誉、褒扬，莫衷一是。……封建时代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20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象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20世纪50－70年代，史学界普遍接受列宁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进入80年代以后“抑王扬马（注：司马光）”的观点又流行一时。实际上900多年来，其所以跌宕起伏伏、毁誉不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

——李华瑞2007年11月10日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演稿

（1）根据材料，概括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几种基本评价结论。

（2）指出影响研究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背后的“社会气候”。

材料一     战国时期，周王室的统治逐渐崩清，奴隶制度也在逐渐解体，加速这一解体的催化剂就是各国一系列的变法。“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国在整个争霸战争中处于劣势，时刻有亡秦的危险。秦孝公求贤若渴，强烈支持商软变法。商鞅不负奏孝公的厚望，变法从阶级结构、政治文化、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推动了秦国的社会转型。

——摘编自何彬《社会转型视角下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北宋自宋真宗时起、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下，大量养兵。荆会立志改变“戈百年之积，帷存空萍”的局面，以为国民经济所以日悍者，由国民不能各连其力从事生产也。公之志，在制兼并，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以富其民而致天下于治。其说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本意欲以推抑兼并，万一行之不善，而国家反为兼并之祸，则民何诉焉？而盗臣之因缘以自肥，又无论也。故荆公之政策，其于财政上所收之效岁颇丰，而于国民经济上所收之效滋音，良以此也。

——摘编自梁启超《王安石传》

材料一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二   历史现象有时非常有趣，我们现在都说王安石变法，如果不提宋神宗的话，一般大家可能会把宋神宗给忽略掉。这其实是因为南宋以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王安石改革是经过宋神宗批准的，而中国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所以就需要将皇帝与王安石切割开，把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毫无疑问宋神宗才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主导者。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神宗对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有一种焦虑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君主专制，宋神宗需要借助一股力量去对抗士大夫的权力。宋神宗有很大的抱负，想要富国强兵，进而收复燕云，但在当时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支持他。从南宋起，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上都处于负面的状态。到了晚清，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理念对王安石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受民主思潮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发现王安石变法也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一些宋史学者提出了否定的、商榷性的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宋史学界，这种争论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摘编自虞云国、张钰翰《去符号：还原真实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