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推动了平民地位的提升 | B．反映了鲜明的时代要求 |
| C．使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 | D．促使青年思想发生质变 |
材料一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有若时文，空疏不学之人皆可为之也。……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材料二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究得而乘之。
请用辟举之法，而并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略仿唐人郡县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县三人，等而上之，大县二十人而止。约其户口之多寡，人才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阙则补，而罢岁贡举人之二法。其为诸生者，选其通隽，皆得就试于礼部。而成.进士者，不过授以簿尉亲民之职，而无使之骤进，以平其贪躁之情。
——摘编自顾炎武《亭林文集.生员论》
(1)根据材料，指出黄宗羲、顾炎武的共同主张及各自的解决方案。
(2)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个黄宗羲、顾炎武的共同主张，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 内容 | 出处 | |
| 史料一 | 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 曹操《建学令》 |
| 史料二 | 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辛）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辛毗）、文烈（曹休）忧不轻矣” | 西晋陈寿 《三国志·辛毗传》 |
| 史料三 | 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言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其为虚妄，甚矣哉！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羡飞龙哉 | 曹植《辩道论》 |
材料二 唐太宗时，魏征在《理狱听谏疏》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上下无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乐闻逆耳之言，犯颜之净（净）’”。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初盛唐时期关于曹操的诗歌中，也多为文人对魏武帝的凭吊，如张说的“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自中唐起，许多作家开始将藩镇权贵比为曹操或用臣子与曹操对比，如：刘长卿“西征开幕府，早晚用陈琳”（《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将闽中长官比附曹操，友人比附陈琳；元稹的“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则将同属东汉末年的名臣刘虞与曹操做了对比。
——摘编自高子倩《中唐曹操形象新变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三则史料对研究曹操的价值。(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唐以来曹操形象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如表所示史料均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情况。
| 史料 | 史料 出处 |
| “浙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凳亦取给于彼” | 明代文林《琅琊漫抄》 |
| “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役，贻累闾里，身殁而子孙为流佣者多矣” | 明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
| “（明代后期）朝廷有命令，必传之态度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 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达至太监，太监乃至御前” |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 |
| “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无白银田二百亩矣”。“又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县恳准词十纸，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 | 明代范三廉《云向据目抄》 清代顾公燮《丹午笔记》 |
材料二 针对一条鞭法，襄阳李公曰：“以各项银差并力差工食合为一处，计银若干数，然后照丁高下，粮多寡，以此银派征之。征毕，则分此以为银差起解，及为官觅力差人之工食也。百姓完此外，无一事矣。法仍宜民哉……”而黄宗羲则说：“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一条鞭法……是银力两差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后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杂役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代中后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襄阳李公、黄宗羲对明代中后期税制改革的看法。
| A．允许地方自行发行货币 | B．通过立法规范市场秩序 |
| C．中央应加强对经济控制 | D．规范货币的铸造与流通 |
| A．心外无乐 |
| B．苦中作乐 |
| C．格苦致乐 |
| D．本心自乐 |
材料一 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中说，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河南程氏遗书》卷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诫，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
——摘编自黎红雷《儒家诚信思想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在西方诚信观念的发展演变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的思想家都对这一概念产生过深刻影响。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添加进去的，融合了不同时期的思想成分。古希腊的城邦公民德性、古罗马的契约精神、中世纪的救赎道德、宗教改革的“因信称义”及资本主义的信用精神，都成为这一概念的文化因子。
——摘编自李嘉莉等《西方诚信观念：历史嬗变中的综合》
材料三 儒家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丰富的处世哲学，至今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儒家历来注重诚信，认为诚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社会秩序稳定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利益追求最大化导致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一些人集体主义思想淡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不断滋生，诚信缺失成为不可忽视的负面道德现象。
——王艳波《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方诚信观念的“文化因子”，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诚信观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诚信思想对当代社会建设的启示。
材料 谨按兵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成、烽堠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边。本兵之在朝廷，九边之枢也，其机自职方始，非考验素定，宁无负明时之委任耶！焕不敏，承乏是司，窃用惧焉！乃拣集堂稿，博采边疏，询诸边将、译使，有所闻遂书之册，积久编次成书，分类备考。我国家……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镇屯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弘治间设总制于固原，联属陕西诸镇，嘉靖间设总督于偏同，联属山西诸镇，镇戍之严，未有过于今日者。
——摘编自（明）魏焕《皇明九边考》（1542年以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代设立九边重镇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皇明九边考》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 序号 | 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
| ① | 1895年，严复认为治国之根本在于治“民”，理想中的“新民”在“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三方面都应强大，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实现国家富强。 |
| ② | 1903年，郑观应在南宁创设“蒙养学堂”，发布《告示》说：“尝考泰西富强之国，皆学堂林立……盖学堂所以开民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致富强者也。” |
| ③ | 1902—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新民”要有独立自主意识，“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要有公德“利群”之品性，强调树立国家意识和群体观念，“知有公德……而新民出焉矣”；认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推崇进取和冒险精神。 |
| ④ | 1918—1919年，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应“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应“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认为向上的、进步的“新人”，应以社会主义“互助、牺牲”的精神来代替资本主义“竞争、自利”的观念。 |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中国古代“新民”的内涵。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新民”到“新人”思想的变化。
材料一 江南地区土壤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沛，劳动力充足，适宜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明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主要的产棉基地。全国各地前往江南收购棉花、棉纱、棉织品的商人云集，如松江和嘉定所属的枫泾镇、朱泾镇、新泾镇、罗店镇、朱家角镇等，都是棉布业中心和棉花集散地。当时“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甚至“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骨（都）从此出”。棉花之外，江南许多地区“乡间隙地，无不栽桑”，“桑拓遍野，无人不习蚕矣”，“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杭嘉湖不少地区，出现了植桑农户，专以桑叶出卖，形成了桑叶专业市场，被称为“叶市”。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19世纪末，清政府大面积放垦官荒，将大面积的生熟官荒地贱价出售，鼓励民间开垦，移民大量涌入东北开荒种地。大批地主、资本家、商人等纷纷筹款贱价领荒，并组织农场型经济实体——农垦公司。1912年4月，奉天省（今辽宁省）清室三陵衙门委托崔洵生等人组织溥丰农场公司，承租奉天昭陵（今沈阳北陵）余地及昭陵私垦地亩“倡办稻田，种植果木”。1913年，辽中县参事会参事员李文华等在辽中县设立试办稻田事务所，招股2万余元，承租县境辽河退地两块，引水种稻。1928年，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辽宁省经营土地6公顷以上的“大农”有258264户，占农户总数的19.4%，有的组织承领荒地达16000亩。
——摘编自衣保中《论近代东北地区的“大农”规模经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江南地区农村经济领域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辽宁“大农”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