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苏轼提出:“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国家承平百年,户口之众有过于隋。然以今之法观之,特便于徭役而已。国之贫富何与焉。非特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是以公私枵然而百弊并生。”明代冯梦龙曾提出:“不若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清代学者洪亮吉则说“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求出市。此即终岁遑遑,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于生攘夺之患矣。”
——段塔丽《中国古代人口控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等
材料二 梁启超曾提出“大地百物之产,可以供生人利乐之用者,其界未有报,其力皆藏于地,待人然后发之。”因此“尽地力者,农、矿、工之事也。”如能采取先进技术,充分利用地力,“虽生齿增数倍,岂忧饥寒哉？”薛福成认为西方国家“善寻天地,天涯海角,无阻不通,无荒不垦。彼以此治民,虽人满,何尝不富也”。因此,他主张与巴西、墨西哥等国签订合同,订立协议,“许其招纳华工”。孙中山则提出，一方面,“沿海沿江烟户稠密省份,麇聚之贫民无所操作”,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另一方面,西北和蒙古地区,都是“土旷人稀,急待开发”；还有“中国现时应裁之兵,数过百万,生齿之众需地以养”。所以他提出“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至大者”。1918年出版的陈长蘅的《中国人口论》,认为“今日之中国不能以民众为可恃,而应当力求国民品质与能力之增高”。
——李永芳《中国近代人口管理思想述论》等
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材料中共同的人口思想，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以后人口问题突显的社会经济背景。
（2）概括材料二中的人口管理思想。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人口思想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 A．孝文帝的改革吸收了很多中原文化 | B．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
| C．汉族发展融合了大量少数民族成分 | D．隋唐历史影响后世 |
材料 自殷商迄于春秋列国，当时天子之相，诸侯之卿，名虽为文臣，实际都是武将。《左传》提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代不少官如侍中、尚书、博士、郎、谒者等，他们的长官都称“仆射”，这是因为“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日仆射”。后汉大将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若毛锥子（拿笔杆子的文官）安足用哉！”汉高祖刘邦以马上得天下而轻儒，谋臣告诉他：“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宋史学家范晔说：“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守文之徒，盛于时矣。”唐宋以后，不少武将是风流儒帅。宋太祖曾感叹：“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的枢密使一般由文臣担任，确立了文尊武卑的等级制。
——摘编自李绍平《中国古代官制的因革与发展》
围绕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
西方学者把秦朝至清朝的二千多年，称为中华帝国时期。从秦朝开始有了皇帝制度和帝国体制，它的建立者是“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出现这样一幕对话场景。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这段对话出现的政治背景是什么？围绕国家治理，王绾与李斯分别主张实行什么政治制度？随后秦始皇的决定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影响？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
（2）据所学知识，“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仪”的做法有哪些？请从政治、经济、思想和西北开疆拓土等方面分别叙述。
唐朝将中国扩展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唐朝的第二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大唐帝国的声望是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3）唐太宗曾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结合所学，唐太宗时期得到发展的政治制度有哪些？
（4）依据上述材料，你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材料一 “国民性”，亦可作“民族性”，是由日语引入的名词，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心态文化特征。晚清以来的思想家多借用它来指喻中华民族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想、情感、意志特征的总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民族接触、对抗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屈辱，痛苦地启发了中国思想家渐次深入地从民族思想、心理这一最隐秘的层面上去寻找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 项目 | 辛亥革命时期 | 新文化运动时期 |
| 侧重点 | “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 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
| 内容 | “国民者，以国为民之公产公物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
——摘编自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实质，并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个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不同点。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然亦（田与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曰：天地有法乎？ 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道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 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
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
——引自（清朝乾嘉时期）洪亮吉《治平篇》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要评价洪亮吉“治平”之策的建议。材料 1898年，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不久后向皇帝上万言书，其中谈到欧洲历史，大略言：“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文化）、政治皆彬彬（优异）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日尔（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民族）相矜（争斗），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忌惮），终以相成（成就），日就所将，至于近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1)据材料概括严复对欧洲国家发展历程的基本认识。(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严复关于近代欧洲国家发展的观点。
材料一 明代，江南棉布号称“衣被天下”，当时，上海的标布“走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清代江南棉布往销国外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由于棉布出口量大，乾隆时，还有人主张禁止棉布出口，以为“止计松江、苏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转内地，可多被数百千百万穷民”。这一主张未被清政府采纳，此后，棉布出口亦未减少。据统计，自1817〜1833年，各国商船自广州运出的南京棉布共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
——摘编自李雪梅《明清江南棉纺织业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上海开埠后，受原棉出口需求的刺激，这一地区的棉花种植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与外洋，为数甚巨。”19世纪70年代中叶，“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淘汰矣”。
——摘编自戴鞍钢《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时江南棉纺织业发展的状况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上海开埠后棉纺织业发展的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一 秦初并天下……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音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王夫之认为封建论者是搞无益的争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一如柳宗元所论，王夫之认为秦是行了大公，“秦之所灭”者六国耳，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伴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而治民之纪，亦何为而非天下之公乎？”王夫之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性，但郡县制与封建制相比要好得多，“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万昌华《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
结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制度创新与实践”提炼一个主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