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悦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上述观点的提出者最有可能是(　　)

A．孔子

B．韩非子

C．庄子

D．墨子

2 . 文明交流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在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文明交流。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摘编自张明《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徐光启等人对待中西文化“较为清醒的认识”。结合所学，指出明末两部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科技著作。
(2)根据所学概括黄宗羲的思想主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谈谈你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认识。

4 . 某学者在19世纪末提出：“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简而进于繁，由质而进于文，由恶而进于善……既有民政，而旋复退而为君政，此于公理不顺。”这一言论旨在(　　)

A．寻求治国平天下的公理	B．揭示世界文明史的线索
C．说明“君政”与“民政”相互依存的道理	D．借进化论和儒家思想表达政治改良的愿望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在元皇庆二年所制定的科举条制中，明经被置于科举首位，程朱学派的四书五经传注，被指定为科场的标准答案。由此，程朱理学被正式结合进国家的政教体制之中。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日知录》

(1)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依据材料概括孔子有关“仁”的主张。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孔子的政治抱负。
(2)依据材料二归纳程朱理学在元代的地位。列举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核心主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顾炎武的主要观点。分析明中期起思想界出现的新倾向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6 .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思想活跃，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其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思想家是（     ）

A．董仲舒

B．王守仁

C．黄宗羲

D．顾炎武

8 .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在战争初期，《万国公报》支持中国，谴责日本，态度十分明显。《朝鲜纪乱》指出：“中国出师为藩邦戡乱，实属名正言顺。”而日本以《天津条约》为借口，拒绝各国调停，“则是日本自知其曲而思图逞志于戎行，中国于此岂尚甘于退让哉”。与此相应，《万国公报》不但相信中国必胜，而且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主张狠狠教训日本。直到1894年10月，《万国公报》卷69还发表了《英将谭兵》，即对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副提督琅威理的访谈录。这位英国将军断言，中国海军的实力不容低估，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与西方大国战亦觉绰绰有余。

但是，自1894年11月卷70起，《万国公报》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林乐知写道：“中国昔日自夸之处，至此而扫地殆尽……总而言之，中国至今日，实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1895年1月，林乐知在《以宽恕释仇怨说》一文中说：“至论中日两国之是非曲直，则中国任朝鲜之败坏，而不加整顿，固亦有不是处，亦有曲处，然日本之甘为戎首，而以强词夺理，则其但有曲处，而无是处可知……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论理而论势。今中国亦既败矣，遂有偏于日本者。”5月《万国公报》刊载《追译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其中包括由西文译出的战前中日双方交涉公牍9件。林乐知在按语中说，从这些文件看，双方互相咨照，词意和平，惟中国始终坚持朝鲜是其属国，“轻蔑日本之意，实于言外见得。从此衅隙渐开”。

——摘编自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材料二   1868年，美籍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周刊，以刊登教义、教务等内容为主，六年后易名为《万国公报》，共延续33年，其间停刊五年半，出了九百多期。这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纸对于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熏陶作用无可比拟。光绪皇帝每期必读；洋务派大臣都是这份报纸的忠实读者；孙中山不但是其忠实读者，它还刊登了孙中山致李鸿章书两封；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为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那个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文化人，都如饥似渴地寻求每一期《万国公报》。林语堂称，透过《万国公报》，林乐知成为他生命中影响最大、决定命运的人物。

（1）据材料一，简要概括《万国公报》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立场与态度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万国公报》对甲午战争立场与态度的变化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