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全球化的兴起，在没有统一的“全球法”或者说“超国家法”的情况下，国际领域亟须通过第三方权利的权威裁判来化解纠纷。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晚清统治：者及民众不得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中国为天下共主”的迷梦中苏醒。当时的中国也被迫从“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以主权为最高权威的民族国家观念萌芽。在《南京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后，中国的司法主权开始沦丧，并成为列强撕裂、瓦解中国主权的重要切口。晚清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了司法权与主权之间的密不可分、唇亡齿寒的关系。

——摘编自章安邦《制度竞争视野下清末司法主权的论丧与维护》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在国际法律体系中的立场和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直以来，国际法长期处于西方主导之下，中国等亚非国家被这一体系边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改变这一格局的一次尝试，它提出了代表亚非国家观念的国际法新思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性国际法属于一个体系。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简单重复，而是选取了一些方面予以强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法的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和总体思路，成为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法律制度建设的基调。

——摘编自何志鹏、孙露《大国之路的国际法奠基》

材料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东正教的斗争中，俄国形成了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因此，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俄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的同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统一的理论，为十月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也受到修正主义的冲击。对此，普列汉诺夫首先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口号；列宁不仅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且批判了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传播过程中）胡适主张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基尔克社会主义者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由此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

       ——以上材料均转引自孙大为《中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之比较》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材料一   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面商国家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等飞抵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于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由于蒋介石坚持统一军令、政令，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拒绝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和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主张，双方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统一。

——摘编自崇文书局《重庆谈判》

材料二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经约两周的谈判，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主要内容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中共也同意在战犯问题上，可以在和平条约中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南京政府在新政协开会，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可以继续存在。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

——摘编自王奔宇《张治中与北平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