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年间，唐政府在汉代以来的南、北、中三道丝路以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可到达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等国。此外，唐代中西交通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印藏道。经由此道可以到达泥婆罗（尼泊尔）、印度。当阿拉伯人势力迅猛崛起、四处扩张的时候，西方的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深感威胁，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国，企图引为对抗阿拉伯人的支援。此后，拂菻（拜占庭帝国）出于此目的多次遣使访华。唐朝始终待之以礼，却未曾答应予以援助。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将其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后封卑路斯为都督，使他在优裕的环境中客居长安，终老中国，但未发兵前往援助。由于海陆两途交通发展和唐政府对待文化采取包容广蓄态度，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采取了积极态度。就在征灭波斯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达长安，从那以后，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互通使节，双方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
——摘编自何芳川《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对外交流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未发兵援助波斯和拂菻的原因。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历史阐释。（要求：阐释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于“中国”。按照历代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至少包括以下含义：“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子”是“天下”的“天子”，“天子”居“天下”之中心区域即为中国，其周边民族集团被分为“蛮、夷、戎、狄”。由此“天子”“中国（华夏）”“四夷”构成了一个以“天子”为中心的“三重”的天下体系。这种多重的“天下观”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以华夏政治文化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在天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也为“蛮、夷、戎、狄”的人或民族集团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随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蛮、夷、戎、狄”也一样可变成“华夏”。
——摘编自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
材料二 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定义众说不一，有人说它是包含民族、领土与主权三要素的共同体，也有人说它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与历史的社会群体。马克思主义则强调，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提出“人民主权”说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是现代国家发端的标志。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既是近代中国融入世界过程的应有之义，也是甲午战争后新生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产物。从戊戌到辛亥，前者倡言君主立宪，打破了王朝国家的坚冰，将认同现代国家的价值取向第一次引入了国人的视野；后者则径直推翻了王朝国家并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新国家。
——摘编自郑师渠《近代国人的现代国家认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传统“天下观”对古代中国发展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民族国家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中国实践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二司马治史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为史家应包括的品德素养。
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后期经世致用之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
材料一 《隆中对》提到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实为“南抚北抗”，是为化解后顾之忧的长远整体战略构想。诸葛亮对西南地区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经营方略。诸葛亮在用兵西南边地的过程中，如对孟获“七擒七纵”，是以恩威并重的方法来争取人心的认同，是一种刚柔相济，以兵示刚，以德示柔的“威德”型治边模式。史载“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可见“以夷治夷”也是诸葛亮采取的治边方法。“以夷制夷”与“攻心为上”的方法相互配合，不仅争取了更多的边地人心的认同，实现了“彝汉相安”的治边目的，也使蜀国内部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稳定局面。诸葛亮治下的蜀地及其南面边地“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
——摘编自张新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材料二 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开发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的计划，是民国时期现代边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边疆建设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份整体规划。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管理边疆事务时采取一系列笼络和羁縻少数民族上层的措施和政策，包括各种优待条例，如保留盟旗制度、世袭封爵的王公制度、土司制度等，对稳定边疆社会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的《殖边银行则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七条》和《边荒承垦条例》，国民政府的《移民实边案》《边疆移垦办法大纲草案》等等，都是专门针对移民垦荒制定的。
——摘编自方素梅《中华民国时期的边疆观念和治边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诸葛亮治边模式的基本理念并简析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民国时期政府的治边思想。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古代和近代中国治边模式对现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1906年，孙中山将土地所有权思想具体阐释为“平均地权” “核定天下地价”，土地现有地价归地主所有，此后因社会经济发展之“增价”则归于国家。在 1919年“双十节”的演讲中，他提出要防止私人垄断以及资本专制。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地主垄断土地以及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以致形成资本集中与社会的贫富悬隔，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由此产生。1924年，孙中山在《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的演讲中指出，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如果这一群体不能觉悟起来促成三民主义的实行，“就是我们的革命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材料二 20世纪 40年代后期，在国共两党的较量中，一些国民党知识分子、土地问题专家，深刻认识到“社会革命就是经济革命”，提出了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主张。194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由“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起草的《土地改革方案》。“方案”的第一章中指出，“土地改革的目标之一为耕者有其田，所以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协会”领导人萧铮指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待农村经济复苏之后，再逐步实行大农场制度，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学桃《中国近代土地所有权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孙中山土地所有权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 施肇基（1877﹣1958），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曾历任驻外公使和大使，参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民国时期，施肇基作为驻外代表，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四处奔走。1919年，巴黎和会上，在山东问题未能解决时，拒签和约。在华盛顿会议上，为解决山东悬案，力争美国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表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在国联会议上，运用国际法，直指日本的侵略，要求国联采取必要措施，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大量收购白银，中国存银大量外流。中国为阻止白银外流，实行币制改革，施肇基为我国币制改革争取外汇储备和《中美白银协定》的签订作出了重要贡献，避免了全国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国内混乱和国际压制的背景下，施肇基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他的许多努力虽没有取得结果，但为我国以后的相关交涉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刘永青《施肇基与民国外交》
(1)根据材料，概括施肇基在民国外交方面做出的主要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施肇基在民国时期的主要外交活动。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食客”产生的背景，并分析其积极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汉代游士阶层的兴衰。
材料一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建立兴中会，与会的有刘祥、何宽等华侨20多人。同盟会成立后，海外侨居地的同盟会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其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同盟会影响最大。据新加坡同盟会负责人张永福记载，当地华侨得知国内要举行黄花岗起义，每十天左右开一次会，进行筹款，到起义爆发时捐献3万多元。得知武昌起义胜利，新马华侨组织演说团、戏剧团，创办报纸，宣传革命，约2000名华侨直接回国参加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少华侨万里迢迢回国参政，在各级革命政府中任职。
材料二 随着日本侵略加剧，各地华侨纷纷组织联合团体。1936年10月新加坡华侨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确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从自身做起，促成国内各实力派之联合，最终实现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1939年6月印尼华侨梁添成离开新婚妻子架机保卫陪都重庆而血溅长空。抗战期间，华侨的捐献活动遍布世界各地，大量侨汇成为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以陈嘉庚等人为代表的侨胞还在大西南积极投资工矿、垦殖、医药等产业。在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抗日的决心及恳请各国援助，获得很好的回响。
-摘编自任贵祥、李盈慧《华侨与国家建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华侨支持祖国民主革命的活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华侨在抗战期间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