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刻石节选
峄山刻石: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乃今皇帝，一（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琅琊刻石: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轻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对极北地区的泛称）。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材料二 《峄山刻石》局部∶皇帝立国，维初……
提取材料一、二的历史信息，并从可信度和研究价值两个方面阐述上述材料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春秋以前的青铜器以礼器为大宗，而且主要是王室、王臣铸造的礼器。随着王权衰落、诸侯国兴起，大小诸侯国纷纷铸造礼器，诸侯、卿大夫以至家臣铸造的青铜礼器骤然增多。这期间姬姓、姜姓大国的青铜礼器有大批发现，一些“庶姓”小国如邓国（曼姓）、都国（允姓）、邾国（曹姓）的礼器也有不少发现。到战国时，青铜日用器物如釜、铜镜、带钩等迅速增加，还出现了较多青铜农具和青铜建筑饰件，青铜器的使用逐步突破贵族礼乐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与此相关，分别以晋国、楚国、秦国为中心，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原、南方、西方青铜器系统。
材料二 在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入围项目中，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入选。出土了一套编钟，其铭文极具价值。芈加编钟铭文“帅禹之绪”“以长辞夏”，是继秦公簋、叔夷镈、幽公盟等传世青铜器之后，第一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记载夏和禹的青铜器。
——摘编自路国权《考古写历史·东周谱新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的表现。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二所述的青铜器及铭文的史料类型及史料价值。
| A．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航海的结果 | B．社会制度不同造成了政策差异 |
| C．西方的远航比郑和下西洋获利多 | D．社会环境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 |
| A．彰显了红军长征的历史价值 | B．表明长征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
| C．拓宽了研究长征历史的视野 | D．成为研究长征的第一手史料 |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由于商朝人崇信鬼神，每每遇事都要占卜，占卜的方法是用火在牛胛骨或龟腹甲上烧灸，甲骨的背面便出现裂纹，叫“兆”，然后根据兆纹的形状来断定凶吉。占卜的内容、结果以及日后是否应验，都刻在兆纹的旁边，叫作“卜辞”。商朝负责祭祀占卜的官员称“卜”。一条完整的卜辞它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具体时间，谁来占卜，问的是什么问题，问题的结果如何。
如据专家研究发现，右边甲骨上记载的内容是跟农业有关的问卜。
左（由上往下读）甲辰贞其登黍。意即：甲辰日卜问，是否征收粮食黍？
中（由右往左读）贞我不其受年。意即：卜问，我们是否有个丰年？
右（由上往下读）南土受年。意即：卜问，南部地区是否会是个丰年？
当我们把这些甲骨文的文字解读出来以后，我们就能知道商王朝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等级化非常明显的阶级社会，也是一个生活内容很丰富的——跟历史上后来一脉相承的一个社会。
(1)简要阐述甲骨文的史料价值。(2)除考古发掘的甲骨之外，研究商代历史还可使用哪些类型的史料，试举例二则说明。
| A．中非之间贸易繁盛 | B．郑和航海沿袭汪大渊路线 |
| C．元朝多次遣使非洲 | D．《岛夷志》史料价值较高 |
材料一 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绣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绣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殁，则收其佣，每日二尺。
—《旧唐书•食货志上》
材料二
指出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制度，并分别说明材料一、二对研究该制度的史料价值。
材料 下为出土的西夏王朝雕版、活字印刷品。
分析说明材料中出土文物的史料价值。
历史的真伪与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材料一、二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对此可得出什么初步结论？(2)请从史料类型和史料实证的角度，评析上述材料对研究“上书”焦点问题的价值。
1911—1912年，漫画家对时事问题及时报道和评述，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普及宣传和启蒙教育的社会职能。
材料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漫画宣传的史事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并谈谈你如何看待时政漫画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