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百家争鸣”的景观中，“儒法之争”引人注目。事实上，“儒法之争”不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代，也不止于秦汉帝国创立过程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儒法之争的实质关涉到“如何立国”和“如何治国”两个重大政治问题……不过，汉武帝时期儒家在立国问题上政治意识已趋于成熟，儒法之争因此而走向消歇……儒法合流最终成就了泱泱中华帝国文明。
——摘自赵明《儒法之争与帝国政治意识的诞生》
材料二：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经过鲁国，以太宰祭祀孔子。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公元59年（汉明帝永平二年），于太学及郡县学祭祀周公、孔子。从此，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学校中祭孔，祭孔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动。
——《祭孔的由来》
材料三：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注：规劝）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儒法在“治国”问题上的具体分歧，分析从儒法之争到儒法合流背后的时代变化。
（2）材料二反映了什么现象？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进步政治思想的特点。
（4）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宗羲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
材料一 （北宋）东京城郊兴起了为数不少的草市。草市这一名称初见于东晋南朝，是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具有时间性，是定期集市。位于东京郊区的草市渐渐发展为城外厢，成为郊区的经济中心，起中心市场的作用、真宗时东京郊区草市已非常繁盛，“十ニ市之环城，嚣然朝夕"”。附城草市由于商业的发展，一般多位于交通要道。在这些草市上，批发业、零售业都很繁盛，有的特别繁盛之处已和市区别无二致。
——摘编自樊莉娜《北宋东京城郊的发展》
材料二 江南地区市镇的发展，始自宋元时代，当时号称村市、草市、墟、会、市、镇等。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中流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特别是在十七世起前后约两百多年间（从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发展最为迅速。从明清两代地方志里的一些史料可知，江南市镇人口增长的情况有自数百家、数千家以至万家者。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附城草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在1911年以前约十年间的中国精神生活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国的影响。中国人对外国生活怀着好奇心理并且倾向于采用外国思想，这种情绪自从1860年前后已在慢慢地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又加速发展了，而在1905年以后达到了发狂的程度。
材料二 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做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
材料四 杜维明：“五四”知识精英对儒学的创造转化有极大贡献。但对一种源远流长的文明全盘否定，把一个民族的没落，全归结在儒家文化头上，有些粗鲁。不能平心静气地判断传统核心价值的优质部分，就像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掉一样残酷。当时的精英认为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即能为学习西方创造条件，还认为西化了，就充分现代化了。今天，最普通的知识人也知道，这种极端心态必须超越。
袁伟时：杜先生曾提出，新文化运动应肯定仁、义、礼、智、信，我赞同，但想补充，五常的道德规范应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为宗法专制服务。
——摘编自《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杜维明VS袁伟时》
（1）根据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材料一中“19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加速”“发狂”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康有为对孔子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价。
（3）材料三中的“德、赛两先生”指的是什么？陈独秀思想主张反映的实质是什么？
（4）据材料四概括杜维明与袁伟时的观点，并谈谈你的看法。
（5）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
材料一 下表反映的是明清之际三位思想家的思想。
|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 “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宠仇，名之为独夫。”“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 顾炎武《日知录》 | “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迄于亡。” |
| 王夫之《读通鉴论》 | “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娃之私也。” |
材料二 顾炎武以“有私为人之常情”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经济运作的自然规律，鲜明地提出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近代经济学命题。他认为，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程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黄宗羲从肯定人们追求其合理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更深刻地揭示了农民所造受的苦难，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要求摆脱专制主义的超经济强制式掠夺的愿望。王夫之也对皇权专制主义直接介入社会经济运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说：“人无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
——摘编自许苏民《明清之际政治哲学的突破——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清之际三位思想家的共同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他们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之际三位思想家思想的共同特点，并简要评价明清之际出现的“进步”思想。
材料一 贞观三年，唐军进攻突厥，东突厥汗国被击灭。太宗"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在其地设羁廉府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部众，对所辖区域有一定的自治权，此外还册封爵位。贞观十年，突厥阿史那社尔率部内附，太宗以皇妹衡阳公主嫁之。太宗对内附的少数民族百姓也予以优待，"四夷降户，附从宽乡，给复十年"。此外还在突厥与唐交界处互市，同时设立了防御边疆的军镇电戍。
——据李志杰《从唐初对突厥的政策看唐太宗治理北疆的思想》整理
材料二 清朝为解决有效统治北方游牧民族的问题，采取多种举措。中央设立理藩院，边疆设置军府，派将军等官员监督、管辖。内外蒙古诸部实行盟旗制度，由蒙古各部贵族担任长官，各旗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盟旗互不相统属，收到"众建而分其势"的效果。清朝上层还与蒙古王公贵族长期联姻，实行定期觌见制度，但禁止蒙汉人口接触以及盟旗之间牧民往来。另外在蒙古草原积极倡导喇嘛教，还重视就边疆各民族的统治立法，如《蒙古律例》。清廷对治边方略十分自信，康熙帝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较之长城更为坚固。"
——据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整理
材料三 蒙古地区不必担负国家赋税，经济上受到许多优待。通过中原与蒙古地区的互市贸易，以及内地商人去蒙古地区经商等形式，互通有无，以此弥补单一游牧经济之不足。
——摘编自黑龙《清朝治蒙政策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初对突厥采取的政策。
（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前期治理蒙古的措施。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清两朝北方边疆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西周以同姓兄弟或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
分封出去的邦国，按“授民授土”的原则，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西周政治体制明显是二元，而不是一元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并存共荣。
一一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之郡国守相丞尉、县令长、侯国相及丞尉虽不能用本地人，但他们的属吏必为本地人。如（郡）主薄于属吏中最为亲近，犹今之秘书长，功曹总领众曹，群吏进退赏罚皆由之……故其权极重。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
材料三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一一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据材料一，分析周王室在原有邦国内“掺沙子”的意图。这一举措对西周政治体制产生了怎样影响？
（2）据材料二，指出汉代地方官员任用的特点。这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
（3）据材料三，指出元朝行省制度在权力运行方面的特征。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地方权力的变化趋势。
材料一 洋务运动始于“练兵”“制器”,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又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洋务企业的兴办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政府压抑工商业的传统政策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推动了一些地主、买办、官僚与旧式商人把资金投入到近代工矿企业中。
一一摘编自付朝《浅析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二 1928~1936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1936年,中国工业发展达到近代时期的顶峰。在几个重要行业里,机械化程度有较大提高,1936年,在棉纺、棉织、煤、铁矿、铁五大部门中,机械生产所占比重分别为39%、83%、84.7%、87%、82.7%。从全国范围看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登记注册的工厂3935家,其中,长江三角洲占61.91%,山东、湖北、青岛分别占6%、5.2%、3.8%,而黔、桂地区或二三家,或四五家。
——摘编自赵德馨《中国经济近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各举一例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分析清廷创办这些企业所起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28~1937年全面抗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让清政府中的有识人士意识到若要重振国威，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从1861年开始，一些地方大员，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推动了洋务运动开展。洋务运动前期主要发展军用工业，后期主要发展民用工业。还兴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为了培养适应新式军事和民用企业的专门人才，在向欧美派去留学生的同时，还设立了各种实业和军事学堂。
——摘编自李小庆《“洋务运动”伪命题》
材料二
辛亥革命以后，振兴实业政策法令的颁布，奏响了民国初年民营工业发展的序曲。而到了1914—1922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年，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近代民营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产品销路大增，企业利润丰厚，新厂不断开设，发展速度很快，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王艳慧《一战期间的中国民营工业的发展研究》
⑴根据材料一，概括洋务运动的特点。
⑵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民国初期中国民营工业有利的发展条件。
材料一 太祖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赵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材料二 图1、图2展示了唐代和宋代的中央政制和架构。
材料三 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宋太祖）把宰相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三人。还用（州县）设立通判的办法，（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宋代，宰相与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除此以外，还设立了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执政与枢密院合称为二府。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唐代所谓“总领一切事务”的宰相的权力，完全被分割，只剩下一部分权力，许多大小军国事务都由皇帝直接处理，君主独载体制正式形成。
——（日）竺莎雅章著，方建新译《宋太祖与宋太宗》
完成下列要求：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从哪些方面加强中央集权？
（2）根据材料二、三，概括与唐代相比，宋代宰相的地位和职权有什么特点？
（3）综合三则材料，你认为宋代中央到地方政治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材料:孙权统治江南五十多年中，采取多种措施，使长江中下游的江南一带得到一定的开发。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断，人民大批南逃，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在江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地区居住的山越族，地广人多，不事生产、不履役纳租。孙权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征讨战争降服山越人，实行强者为兵、嬴者补民的政策，并逐步在征服地区设置郡县。孙权注意广修水利工程，在太湖地区建海塘、修湖堤、开塘河、整治江南运河；在其他地区建渠引水。又大规模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农官，分别管理民屯和军屯。军屯的规模相当大，田地数千项，有屯田兵数千家，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民屯人数小则数千口，多则数万口，屯田者不服兵役。屯田军民以其辛勤劳动使江南开发面积逐渐增加。根据江南多水临近大海的状况，发展造船业，促进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权开发江南地区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权时期江南能够得到开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