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划分全国为十三部监察区，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定期监察工作。汉武帝还亲自参与制定适用于刺史的监察法律《刺史六条》。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定期分巡各道州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全国为十五道，监察御史亦增加至十五人。刺史和监察御史品秩虽低，但有权巡按郡国和州县长官，百司畏惧，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地方监察的特点，并简评汉唐的地方监察制度。
材料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主要政治力量暂时超越了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实现民族复兴与打败日本侵略者相联系。为此，中国共产党要求“各地组织及同志应以无限的热忱及毅力”，“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国民党在政治层面也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政策。1937年7月16日，蒋介石邀请各界代表在庐山举行了谈话，会后，表示“以期一心一德，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1938年10月，黄炎培等中间力量积极争取，号召“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弗渝”，在1940年4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上，中间力量对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甘心服敌的行为也进行了严厉痛斥。
——摘编自王凤青《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指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我们首先应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7月，《八路军全体将士为抗战两周年纪念通电》也称:“倘能坚持持久战，巩固国内团结，充分发扬民力，政治益求精进，最后必能战胜顽寇，而置民族于复兴之境。”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只要有“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民主政治”，中国就一定能统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政体，认为“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此后，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到了奠基作用。
——摘编自刘潇敏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设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全面抗战时期国内主要政治力量为争取民族独立所秉持的抗战立场。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一 1925年， 斯大林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决不能放慢速度，必须竭力加快速度，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
——摘编自《斯大林选集》
材料二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采用英国式的掠夺殖民地以收集“补充资本”来加快工业化的方法，而只能走依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斯大林要求农民在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外，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在出实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二些钱。从工业化开始的1926年到战前的1940年，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1.9%，轻工业只有14.1% ，农业则为1.5%。农业轻工业的缓慢发展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度发展重工业使人民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摘编自宋才发《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回溯与评析》
材料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的工业化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重要目标，发展战略转变为有重点的协调发展战略。1978 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摘编 自谭剑锋、龚亚香<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工业化道路的比较分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苏联与英国工业化道路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与中国工业化的不同战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并分析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意义。
拓跋部在进入蒙古草原时，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从拓跋力微起，拓跋氏才取得了世袭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自力微起，拓跋部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逐步向封建制国家的道路迈进,在这一过程中道武帝拓跋跬的作用较为突出。拓跋跬继位后着手改制，奠定了北魏的统治基础。拓跋跬在打败后燕后，即吸收慕容燕政权中的汉族士人，通过俘虏仿效后燕政治制度，这就成为拓跋政权制度建设的开始。随着北魏统治区域逐渐扩大，事务逐渐增多，拓跋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原有的职官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拓跋跬“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未有备者，随而置之，”形成了仿晋三省制为主的外朝机构。为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拓跋跬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员有千余人。”拓跋跬“幼遭艰难，备尝险阻，知民之情伪。即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除其法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苦兵乱，畏法乐安。”总体而言，道武帝的制度改革并不是很成功，由于皇权的争夺，道武帝成了牺牲品，但他开拓中原的努力，引导拓跋政权与汉族不断磨合，最终为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张达志《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道武帝改革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道武帝的改革。
材料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厂，供学生实习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荣氏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荣氏兄弟的事迹。
6 . 材料 随着国民革命的失败，军阀战争的加剧，广大农民陷入了灾难的深渊。从总体上来看，地权不断集中于少数私人地主之手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据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对22省879县的调查，“佃农缴交地主地租额总在收获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且“无论佃期租率等等，只凭口约或习惯”，加之包租、转租、催租吏的敲诈等中间剥削，使佃农的生产与生计更加没有保障。30年代，各省田赋征收的绝对额可谓年年见涨，其中尤以田赋附税病农最甚。1930年6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土地法》，宣布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虽缓和了矛盾，但国民政府避开农村土地中的实质性问题，而试图用枝节性的改良改变农村现状，“为着推进便利，宁为逐渐改进”。在地主豪绅的激烈抵制下，然而其允诺实行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但在实际上，该政权并没有下决心采取相应的力量，使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整个地走向衰落。国民党到台湾后总结说：“回顾过去我们在大陆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刘秀娟（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法）评析》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国民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
材料 1912-1979年不同时期的八副对联
示例
选取对联: 1912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评析: （略）
选取对联: （略）
根据材料和结合所学知识并参照示例,从对联1--8中选取任意两副对联进行评析。（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在唐朝立国以来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唐政府颁行了八部历法。唐初的《戌寅历》是为建立新王朝正朔而颁行的，为李唐在隋末争夺天下奠定正统地位，起到了变革人心的舆论宣传作用。唐高宗时选择制定《麟德历》以取代《戌寅历》是为了迎合“甲子革新”理论以及汉代落下阂所谓“圣人正历”的谶纬之说。自武周代李唐至李唐复辟，其间未颁行的《光宅历》与颁行的《景龙历》均是政治变革的产物，武则天欲以《光宅历》彰显武周新朝的新气象，唐中宗欲以《景龙历》展现其中兴李唐的功绩。唐玄宗在帝位稳固之后，颁行《大衍历》以粉饰太平盛世，甚至为了树立自身“圣主”形象，不惜在历法上与其祖父唐高宗争落下闳“圣人正历”所预言的对象。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出于与玄宗时代做分割以及和安禄山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目的，废止了历术精密的《大衍历》而颁行《至德历》。唐后期由于皇权衰落，自唐代宗至唐穆宗，诸帝皆颁行新历以象征革新意义，这似乎形成了新帝必改历的不成文传统。
——摘编自刘彪彪《唐代历法改革、颁赐与政治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统治者多次改历的主要目的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唐代的历法改革。
| A．楷书 | B．行书 | C．金文 | D．草书 |
材料 1919年秋起，章士钊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广州、杭州等地陆续发表演说，提出“中西新旧调和论”。1919年10月，蒋梦麟发表《新旧调和》一文，认为“调和”论违背社会进化。同年11月，杜亚泉、陈嘉异、张行严等分别在《东方杂志》发文《新旧思想之折衷》《何为新思想》《我之新旧思想调和观——为质张君东荪与章君行严辩论而作》《新时代之青年》等，表示新旧文化是互相杂糅而存的，“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即新即旧”，因而只能“尽力调和”，“调和”才是对待文化进步的正确态度。
——摘编自张泓林《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上述材料反映了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方文化关系认识的争论。从材料中任选一种观点进行评析并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