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实行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它的实施既显现出清政府无可奈何的境地，又折射出其试图绝处逢生的勇气。然而，由于清政府自身的矛盾性、财政的短缺以及中央权威的弱化，使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加之内部营垒的反戈以及外部力量的冲击，导致新政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但是，这并不能抹杀新政的积极影响，它所构建的现代官僚机构，赋予的公民权利，开辟的公民政治参与途径，客观上开启了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征程。

——摘编自刘存存《清末新政与我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启动》

材料二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起来，这是他的政治近代化从思想理论到实践的重大发展和飞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并没有停滞不前，南京临时政府在《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原则，表明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更趋成熟、完善。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对苏俄和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各取所长。他的政治近代化思想和理论，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了。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孙中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三民主义，以新的民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近代化思想最终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具有完备理论形态的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和理论，直至孙中山的晚年，始终不变。

——摘编自王玉祥《孙中山政治近代化思想评析》

材料一   在唐朝，三省长官都可以称之为宰相，行使宰相的职权，讨论国家政事。同时，在运行三省六部制的过程中，各项政务工作开展、各项审议和批准工作都形成了分层负责的基本情况，并且各层掌握不同的权限，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工作，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这样就促进了皇权的强化，利于最大限度控制政令失误问题的出现。

——摘编自裴海鑫《唐朝前期三省六部制结构与特点的思考》

材料二   废相仅仅是明太祖稳固皇权的一步棋子，明太祖要在他在位时就为子孙后代从制度上消除对皇权的各种隐患。罢相以后，皇帝就可以将一切大权掌握在手里，中央政府的府、部、院、寺，分理庶务，各不统属，就不必担心大权旁落了。这样，皇帝事实上兼任宰相，皇权和相权合二为一；从制度上集君权、相权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断。皇权得到高度集中。

——摘编自胡春根《试论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