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材料   1939年，延安召开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会场讲话,他指出全国知识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虽然“起了先锋队的作用”,但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主力是工农大众。“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是判断青年是否革命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知识青年既要“贡献给这一空前伟大的民主革命”,更要献身“建设一个伟大新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实现世界观的改造。

1979年《人民日报》五四社论指出:“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我们都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误的，我们都要修正。这是最彻底的科学态度。”

201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摘编自郭祥《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运动方向口号的百年演变——基于五四纪念文本的历史考

材料一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即提出了改变中国军事力量以对抗西方侵略的方针，即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这一提法的意义在于他摆脱了守旧派单纯关注外国入侵却不重视改变自身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救亡思路，而开启了“以变应变”的新的救亡思路，而这一新的救亡思路的开启为日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超越救亡思路进行更为深远的思考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在军事上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为开端，中国以侵略者为学习对象，开始了由自己主导的救亡策略的新探索。

材料二   1840年后，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维新派看来，外国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危机并非单纯由外国入侵引起，而是出于中国内部。而这种中国内部的原因并不是暂时的单纯的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和经济财力上的不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种落后和不足是社会长时期发展不足的结果。…………如果说洋务派只看到了中国社会危机的直接的和表面的原因的话，维新派则以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扫描中国社会发展的纵深历史，试图寻找救亡的更为根本的策略内容。

——以上材料均摘自《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材料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0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厂，供学生实习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发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