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统一中原后。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和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农村地区草市的勃兴，地区间贩运贸易的活跃，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使宋代成为继秦汉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过分追求精神方面的享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出现变化，人们不论家庭条件好坏，均追求奢侈、铺张的生活，极尽享乐之能事。

——摘编自王丽丽《宋代社会的奢靡之风》

材料二马克思说过，“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发展”，宋代中下属居民消费意识的增强，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发展，扩大了社会需求，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在消费需求的带动下，饮食业发达，新的服务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如租赁业、即店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文学发展，繁荣了文化市场。城市里的瓦子、勾栏是大众艺术的场所，平民百姓在这里尽兴发挥自己的艺术细胞。又欣赏自己阶层的艺术。

——摘编自陆爱勇《宋代城镇居民的消费意识》

材料一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乘机将大量专业人员派往东北和台湾，由此拉开了近代日本专业盗测中国的序幕。日俄战争后，参谋本部统一了测绘中国的比例尺，要求实地测绘十万分之一中国兵要地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在扩大盗测范围的同时，开始在中国大陆长期部署专业测绘人员。1913年，参谋本部解散临时测图部，留下16个测绘员，隶属于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组成土地调查班，标志着日本在华正式设立了永久性日常盗测机构。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华盗测过程看，其顺序先是台湾、东北，接着是内蒙、山东、东南沿海、华北，再为华东、华中、华南，然后又回到东北。

——摘编自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材料二   全面抗战时期，出于独立军事作战与根据地发展建设之需要，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如由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调查制印的辽县、黎城、襄垣、武乡四县的分幅路线图，不仅标有四县的聚落户数，还将日军在“扫荡”过程中烧毁的房屋占比精确到每一个村落。1944年绘制的《太原敌军军事设备图》等17幅平面图，均系军区情报侦察人员实地调查密测并编绘成图，可以清晰呈现出日军驻城及矿区、飞机场等军事设置布局。县图是现存数量最多的行政区划图，图上直观呈现了县、区政府驻地、县界、区界、辖村详情等信息。

——摘编自白如镜《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的地图绘制研究》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舂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林涵《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城，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外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火药等物品及造纸、炼铜等技术，都相继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中“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任务来学习盛唐文化。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

——摘编自武斌《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材料一   在宋代各类民事诉讼案件中，以田讼最突出，其中扬州、淮南、福建等地邻里之间、族人之间、主客户之间等土地之争频发。自北宋初年起，官府就不断修订与田产相关的条法。南宋宁宗年间，有吕氏兄弟二人分户而立。弟死无嗣，其兄吕文定向官府讼告堂叔占据其弟田产。经审理，堂叔已实际购得该田产，但吕文定事先不知情。官府根据“凡典卖物业，先问房亲。不买，次问四邻”条法，判田产归吕文定所有。

——摘编自牛杰《宋代民众法律观念研究》等

材料二   中世纪的西欧庄园里，份地受让人须经庄园法庭将土地先“交还”给领主，再经领主“接纳”后才能取得土地。领主与份地受让人的约定条件、交换过程以及相关义务都载入庄园法庭的卷档中。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能随意交换和买卖，但领主也不能随意收回。在一个案件中，领主试图剥夺一个农民的某些土地，理由是农民超过了其有权持有的数量。该农民争辩说“此前一直根据习惯法持有几份地产，而无需特许状，也未受罚和受到指控”。庄园法庭审理的最后结果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

——摘编自肖培栋《浅析西欧中世纪农民对土地的合法占有权》等

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政府在多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循序渐进地颁布了一系列工厂法，对于女工、童工以及青工的工作时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世纪后半叶，政府将纺织行业实行的工厂法推广到其他所有行业。这一时期工厂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卫生安全防护等问题，逐步成为工厂法关注的新目标。1867年出台的法案，将监管作坊的权利赋予地方政府任命的卫生官；同时还明确规定，童工每周必须上学，并接受10小时教育。从1871年起，作坊监管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同时，工厂视察员也肩负起监管作坊的职责。到19世纪末，无论在覆盖范围上还是在法案内容上，英国工厂立法，在推广中走向完善，这为以后新的工厂立法出台以及福利国家兴起提供了前提。

——摘编自刘金源《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厂立法的演进》

材料二  近代中国工厂主疏于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封建把头式的管理,视工人如草芥，工资低、工时长、教育缺乏、卫生条件差、抚恤津贴少是中国近代工人的生存常态……1925—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连续召开，先后通过多个决议案，在经济斗争、职工运动、罢工战术、失业问题、劳工教育等方面达成一致。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年成立，会员人数迅速提升。1928年,国际劳工局局长多玛氏来华视察劳工情形,提出我国制定劳工法应该注意的事项。劳工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亦以研究劳工问题闻名。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出了呼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工厂法》。

——摘编自饶水利《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6》

材料一   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传教士利玛窦与一行人来到中国广东，他们自称是来自印度的僧人；在知府王磐收到铃铛等礼物后，允许他们留在肇庆。利玛窦是一位博学的传教士，喜欢结交朋友。他随身带着自鸣钟、菱角镜、山海全图，吸引了不少人观看。马礼逊是拉开晚清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07年9月，马礼逊抵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当时，中国海禁未开，仍然禁止西人传教，马礼逊只能先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不久，他有了合法身份，有了稳定收入，还结婚成了家。此后，直至1834年逝世，马礼逊一直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进行传教活动。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