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政府在多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循序渐进地颁布了一系列工厂法，对于女工、童工以及青工的工作时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世纪后半叶，政府将纺织行业实行的工厂法推广到其他所有行业。这一时期工厂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卫生安全防护等问题，逐步成为工厂法关注的新目标。1867年出台的法案，将监管作坊的权利赋予地方政府任命的卫生官；同时还明确规定，童工每周必须上学，并接受10小时教育。从1871年起，作坊监管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同时，工厂视察员也肩负起监管作坊的职责。到19世纪末，无论在覆盖范围上还是在法案内容上，英国工厂立法，在推广中走向完善，这为以后新的工厂立法出台以及福利国家兴起提供了前提。

——摘编自刘金源《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厂立法的演进》

材料二  近代中国工厂主疏于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封建把头式的管理,视工人如草芥，工资低、工时长、教育缺乏、卫生条件差、抚恤津贴少是中国近代工人的生存常态……1925—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连续召开，先后通过多个决议案，在经济斗争、职工运动、罢工战术、失业问题、劳工教育等方面达成一致。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年成立，会员人数迅速提升。1928年,国际劳工局局长多玛氏来华视察劳工情形,提出我国制定劳工法应该注意的事项。劳工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亦以研究劳工问题闻名。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出了呼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工厂法》。

——摘编自饶水利《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6》

材料一   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在中国初传，主要是作为信仰和方术（旧时指医、卜、星、相、炼丹等技术）流行于民间的。佛教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是从两晋（公元265年至316年为西晋，公元317年至420年为东晋）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论，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国传统学术较少研究的理论问题。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传教士利玛窦与一行人来到中国广东，他们自称是来自印度的僧人；在知府王磐收到铃铛等礼物后，允许他们留在肇庆。利玛窦是一位博学的传教士，喜欢结交朋友。他随身带着自鸣钟、菱角镜、山海全图，吸引了不少人观看。马礼逊是拉开晚清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07年9月，马礼逊抵达澳门，然后进入广州。当时，中国海禁未开，仍然禁止西人传教，马礼逊只能先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不久，他有了合法身份，有了稳定收入，还结婚成了家。此后，直至1834年逝世，马礼逊一直在广州、澳门及南洋各地进行传教活动。

——摘编自张明、于井尧《中外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