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初，宋太祖在反思了前朝的教训后，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规定，并将其上升为国策。宋代士大夫们表现出比以往更多的历史责任感，敢于通过多种手段限制皇权。宋真宗曾遣使持手诏来见宰相李沆，欲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士大夫们还严格控制太子或年幼皇帝的学习方向和接触范围。此外，在士大夫的解释与强调下，风雨雷电等自然变化常常迫使皇帝避正殿，减常膳，大赦天下。……宋代士大夫政治中毫无疑问地贯彻着忠君思想，要求皇帝尊重并更多的听从士大夫，从而保持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材料二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王仍然是英国政治生活的第一位参与者。1701年，议会通过《王位继承法，进一步强化了对王权的限制。1714年，乔治一世上台后，责任内阁制逐步形成，行政权力慢慢地由国王转到内阁手中。光荣革命后，国王曾通过册封贵族和上院中的支持者以控制上院的立法活动。后来，随着一系列的议会改革和选举改革，立法权逐渐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控制的平民院手中。这样，国王逐渐从一个有较大权力的君主，变成了虚位元首，统而不治。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士大夫限制皇权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代限制皇权与近代英国限制王权在手段及结果方面的不同之处。
材料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荷兰人曾先后进攻澳门、台湾,遭到明朝官民的坚决抵抗而失败。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出指示:“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来增进对华贸易,首要目的是取得生丝,因为生丝利润优厚。”1621年,荷兰人得知西班牙人也计划占领台湾,遂于次年再次侵占澎湖,并于1624年侵占台湾南部。1642年，其势力扩张到台湾北部。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湾,并正告荷兰驻军,台湾和澎湖列岛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岛屿.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并耕种这一土地”。荷兰人试图以赔款的.方式换取郑成功退兵,被拒绝。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根据郡县制,设立一府二县;兴建孔庙,建立学院、府学、社学等完整的学校体系;开科取士，“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许多文人学士随之入台,写下了台湾第一批文学作品;大量移民涌入,台湾的人口迅速增加。
——摘编自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荷兰侵占中国台湾与澎湖的历史背景和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郑成功收复台湾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材料一西周以同姓兄弟或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
分封出去的邦国，按“授民授土”的原则，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西周政治体制明显是二元，而不是一元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并存共荣。
一一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汉之郡国守相丞尉、县令长、侯国相及丞尉虽不能用本地人，但他们的属吏必为本地人。如（郡）主薄于属吏中最为亲近，犹今之秘书长，功曹总领众曹，群吏进退赏罚皆由之……故其权极重。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
材料三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一一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据材料一，分析周王室在原有邦国内“掺沙子”的意图。这一举措对西周政治体制产生了怎样影响？
（2）据材料二，指出汉代地方官员任用的特点。这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如何？
（3）据材料三，指出元朝行省制度在权力运行方面的特征。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地方权力的变化趋势。
材料一 东汉太守王景在庐江一带教犁耕之法，兴水利，推广蚕织，卫飒、任延等地方官着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江南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汉末，“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中原大乱，民众深受战争的苦难而四散逃离，而此时“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北人南渡和越汉、蛮汉融合，加之江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遂在东吴政权的有力组织下，通过适当减少农民徭役与赋税，禁止恶吏扰民等措施，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的迅速结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
——摘编自杨洪贵《试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
材料二 南朝时期，地方官员在江南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宋武帝时期，青州刺史申恬在防御边境的同时，努力劝课农桑，修筑水利工程，使齐地“二三年间，遂皆优实”。梁中大通二年，陈庆之除南北司二洲刺史，“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昌国（郡）初为蛮地，俗不知学。（阮）弥之教之稼啌，兴学校。家有诗书，市无斗器。”地方官还采取措施安置流民安抚少数民族，化解彼此矛盾，“编户属籍”，“自是商旅流通，安居乐业”。雍州刺史张邵，至襄阳，筑长国，修立堤堰，开田数千顷。南朝地方官以廉洁奉公的精神，把安民、富民、造福百姓作为自己的施政目标，在江南开发的大潮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事迹被史家写史立传、被百家修祠树碑颂念，为后代树立了“循吏”“良吏”的楷模。
——摘编自杨钰侠《南朝地方官对开发江南地区的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南朝地方官员开发江南的主要措施和意义。
材料一：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较春秋时期有较大的进步，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都市商业贸易也得到空前的繁荣。商人为使自己的商品畅销，除了注重产品质量外，还看中了对产品的宣传。口头广告和实物广告就是我国出现最早的广告形式。早期的商业广告，还学会了利用名人效应等手段，这使得广告能够在整个交易时间内起着招引客人的作用。
——整理自《中国古代广告历史概述》
材料二：中国古代广告文化反映了古代的商业习俗，记录了古代商业文化演进的轨迹。随着市场竞争的出现，广告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大小经营者都注意广告中宣传商品和服务的特点，利用具有吉祥、发达、亲近等含义的字号和书法上乘、做工讲究的牌匾吸引人们的目光。不仅增加了号召力，而且为它们注入文化内涵，使之具有了较多的文化传播意义，从而使古代广告传播跃上一个新的层面，成为传达商业文化的载体。
——摘编自李燕《中国古代广告浅析》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古代中国早期广告出现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中国广告的特点。
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用民善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为政》
材料二 仲舒复对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当豆古豆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朱熹《行宫便殿奏礼》
材料四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成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明·李贽《藏书卷》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出孔子与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指出两种主张的不同结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四分析朱熹与李贽的观点有何不同？李贽在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说明了什么问题？
材料 甲午战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开议院。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康有为认为“民智未开”，开议院为时过早。1898年，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设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叙仪制官制诸规则”，甚至“酌定宪法”；制度局议定章程之后，交由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12个专局来负责执行；制度局成员由皇帝擢拔，对皇帝负责；议事程序是“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最终由皇帝裁决。开制度局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和支持，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摘编自《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康有为从主张设议院转向开制度局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所设计的制度局的特点。
材料 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期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欲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税法与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相比有哪些积极作用。
材料 清代前期，正一品文官年薪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45两，正九品官员33两。这些银两除养家糊口外，还要支付随从、幕僚的酬金及办公费用，普遍入不敷出。各级官员在征收田赋等税收时，以各种名义额外加征。这些税外之税，小部分作为各级衙门的办公经费，大部分被各级官员据为己有。“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额外加征“银一钱五分、二钱不等”；部分州县“数倍于正额”，以致引发民变。雍正帝认为，与其暗取而多征，不若明定其数；与其营私而中饱，不若责其办公。他决定改革，明确规定加征的税额，统一管理，用于发放以“养廉”为名的津贴。养廉银的数目，视职位的高低及岗位的重要程度而定。总督每年约二万两，州县官每年也有两千两左右。用作办公经费与官员薪水补贴。官员的合法收入大幅提高。
——摘编自黄惠贤等《中国俸禄制度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清政府建立养廉银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养廉银制度的作用。
西汉后期，大商人、大地主兼并土地，占有奴婢，社会矛盾加剧，“改制”呼声高涨。以改革家形象出现的的王莽代汉创立“新”朝，以《周礼》为依据进行改革。“新”政权建立前后七八年间，推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公元7年，铸错刀、契刀、大钱，与五铢钱并行。三种新铸钱币的含铜量与五铢钱差别不大，但兑换价分别为一比五千、一比五百、一比五十。公元9年，废除五铢钱、错刀、契刀，另铸造小钱，与大钱并行。公元10年，推行总名为“宝货”的钱币，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质地、形制各不相同的六大类，共计28个品种，相互间兑换标准复杂。公元14年，废止大、小钱，发行重二十五铢的“货布”与重五铢的“货泉”。“每一易钱，民用（因此）破业，而陷大刑”。币制改革与王莽的其他改革，均告失败。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莽改革的目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莽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