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118年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将煮盐、冶铁之事均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以补充赋税。(二)“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三)“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四)“郡不出铁者置小铰官”，管理铁器的专卖事宜。”(前117年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编者)……据专家断定“西汉的冶炼生铁的技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冶炼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二 汉阳铁厂于1891年兴建，张之洞托人到英国购买设备，结果用买来的炼铁炉生产的钢轨，质太脆而不能用。1896年后，洋务派官员盛宣怀掌管汉阳铁厂，实行股份制改革，购买了世界最先进的马丁炉改造全厂冶炼设备，大量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落后状况有所改观。但严重依靠买进外国先进设备来维持运转，缺乏独立性和后续力。张之洞也采取措施培养自己的人才，却忽视了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当时，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久据其利”和“傲我之无”，“凡有益于我之事彼必挠之”。一战后， 钢铁价格剧跌， 国内军阀混战，民国政府改变钢轨标准，到1924年，汉阳铁厂全部停产。
——摘编自夏冬《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材料三 “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行业显著提升，2011年重庆钢铁工业产值达到743亿元，年均增长 24%，钢材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年均增长24%；基本建成全国最大的船舶用钢精品生产基地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涂镀板生产基地；重钢环保搬迁完成后装备水平跻身全国先进钢企行列。当前，国际国内宏观形势正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钢铁行业市场需求萎缩，国内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因素不断加强，与此同时，重庆市还肩负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加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化、农业化进程不断提速，这为重庆地区钢材消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重视本地用钢需求 优化钢铁产业布局 ——业内人士谈重庆钢铁工业发展趋势》(2012年)
(1)根据材料一，归纳桑弘扬盐铁官营计划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一政策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阳铁厂停产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十一五以来重庆钢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材料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成立。到1940年，边区征收的税种，除了村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田赋之外，还有工商营业税、烟酒税、印花税、田房契税、出入口税等，难以满足战争形势下财政支出急速扩大的需求。
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1年开始在边区境内推行统累税，即将各种税种合并征收，并减少了征收次数，但在边区复杂的租佃关系之下统累税征收产生了一些问题。1942年的统累税在税则上做了较大的修改，标准亩进一步适当做了下调；财产和收入分开计算；降低累进率。实行统累税的最初两年，贫农和中农的统累税负担比较重，因此在随后的减租减息中，边区政府比较强调反对地主的经济剥削，维护农民利益。到减租减息深入开展之后，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边区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地主的诉求，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地主也逐渐接受了统累税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1943年的统累税减轻了低地租土地的土地税。一直到抗战结束，晋察冀边区的统累税在各阶层之间的负担情形有了较好的改观。
——摘编自周祖文《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1)根据材料，归纳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税制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幼时失父，家境虽然贫困，但好读书、有大志。隋朝末年，魏征参加了反隋武装，后加入到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之变后，跟随李世民，先担任谏议大夫，后逐渐成为丞相。魏征在前人思想的总结上,给予重新概括以及有效的整合,系统地提出了一些治国思想，对于当时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以及创新意义。魏征认为统治者应该要牢记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在使用民力上,应该适可为止,“薄赋敛，轻租税”“含养百姓”。统治者应该亲近君子,注重考查官员个人品德，同时以君臣互信、尊重臣子、公平赏罚的原则推动明君贤臣政治佳话的实现。魏征还具有直言敢谏和廉洁自守的政治品质，在唐朝及唐朝之后都产生持续性影响，唐朝及之后的统治阶级对魏征的治国理念和品德修养持肯定赞赏的态度，魏征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也深为后人追慕，是一代代文人士子追求政治理想道路上的楷模。
——摘编自王筱惠《魏征治国理念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征治国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魏征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安德森说，“……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竞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各地人民效忠的通常不是一个现实国家，而是经由文字和经典从古代继承下来且已沉淀力集体无意识的伦常制度，它维系着一个抽象的国家观点。……交通落后成倍放大了国土的距离。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路上走一年半载，未必能从京城到达最偏远的边疆，更别说全国的有效管理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材料二 秦王朝将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交通建设视为执政要务之一、除了“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之外，还由中央直接主持，“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昊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赵充国自金城申请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7天，驿递行速达到每天400公里以上。
——王子今《古代交通与秦汉文明》
材料三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运动能立即席卷全国，……与电报快捷传递消息和社会动员的功能密不可分。电报，其重要性在于，在交通系统远不足以把全国连为一体时，……电报系统至少可把全国连为一个时间共同体，这是后来全国同步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技术基础，而这样的全国运动训练了国民的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
——程巍《清末电报网与国家统一》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安德森认为中国是“抽象的国家”的理由。根据材料二、概括秦汉王朝加强对“抽象的国家”控制的措施。(2)近代中国人自办电报始于何时何地？根据材料二、三、与古代“驿骑传递”相比，近代电信技术有哪些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你认为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材料一 长安城是高度集权的唐帝国的中心和象征。作为横跨中亚陆上商路的东端终点，以及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内挤满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人。长安的整个规划和结构表现出唐朝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城市的规模和壮丽体现了唐王朝的力量和财富。……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蕙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承担着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使命。
——摘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面对世纪之交，要求中国在考虑自己的发展问题时，必须想得大些，想得久远些。想得大些，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极化日益发展这种情况下，把中国的问题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虑。想得久远些，就是不要只把眼光局限在当前那些问题，同时要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度，考虑今后的布局，多想几步，想得更远。
在新的世纪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上的较量越来越突出地转向以经济、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综合国力竞争上。形势逼人，不进则退。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自主创新的要求，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摘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归纳唐都长安在当时的地位。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各举一例唐朝史实予以说明。(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外交在进入21世纪之初“想得大些”的表现，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的“布局”特征，结合中国近年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谈谈科技创新在引领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初步形成的时间，并概括其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王朝进行“边疆控御”的主要举措。 “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请分别以元朝、明朝的一例史实予以说明。综合上述材料，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演变趋势。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