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以后，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动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元前三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材料一   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摘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二   甲午战败对中国而言是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大挫折。维新人士出场的鲜明亮相是呼吁“变法”。他们把“变法”不是定义为枝节修补，是以“全变”为鲜明指向。康有为对“全局”“全变”作了进一步论述。他说，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之规”“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

——摘编自周松青《甲午战争与士大夫心态》

材料一  不同历史时期,选官的方式不同。先秦时期主要是“世官制”,但是商鞅打破传统的选官制度,接军功大小授予官位。汉高祖多次下诏让各地官员举荐贤人能士,帮助朝廷治理国家。到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征辟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选官制度,注重门第出身,以门第为选官标淮,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隋文帝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

——摘编自向仕碧《对古代选官制度变迁的认识》

材料二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既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各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材料二   汉武帝即位后，迸一步升拓大一统事业。在思想方面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使儒学登上了封建社会意识形志的王座。西汉后期，儒学之士在中国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摘编自王永祥《董仲舒评传》

材料三   （上古君王）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后世君主）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摘编自黄宗義《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摘编自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三 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若网之有纲，丝之有纪……古之王者，设……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纲纪其内；设方伯、州长、卒正、连帅、属长，以纲纪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此为政之体也。

——司马光《上神宗之体要》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