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构想：“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南疆）；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认为（     ）

A．塞防与海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B．政府态度决定西征的成败
C．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收复失地关键	D．中俄矛盾是当时主要矛盾

2 . 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大批木简，清理出十多种官定古籍，其中安徽的“安”字在当时官方文献中的写法是（     ）

A．	B．
C．	D．

3 .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发起成立兴中会，第一次发出了复兴中华的号召；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也从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开始；严复在天津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出了“救亡”的口号。据此可知，甲午中日战争（     ）

A．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B．开启了知识分子的救亡运动
C．促进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	D．促使民主共和成为时代潮流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这一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其数甚多，仅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所载就有467人，而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则有920人。耶稣会士们带来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上面所标明的世界那么多的国家，表明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一大批书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的翻译，使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

——摘编自《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晚清时期，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对当时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除了传教士之外，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和不断的思想进步中，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摘编自易永忠《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文化交流第一次高潮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相比，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5 . 北宋二程（程颢和程颐）声称：“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可见，二程（     ）

A．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学说	B．旨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
C．注重探索自然界的规律	D．提出了平等和谐的理念

6 . 王羲之出自东晋王氏望族， 《晋书》载：(王羲之)次子凝之，亦工草隶，历仕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 出语诸将佐曰： “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 ”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由此可见，这一时期（     ）

A．道教开始兴起	B．民族矛盾尖锐
C．选官已藏隐忧	D．书体盛行草隶

7 . 《新全球通史》里提到“□□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改变着人类的历史。与□□相关的最重要的改变应该是人口的膨胀……促使新石器时代的人们采取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里应填（       ）

A．狩猎

B．采集

C．畜牧

D．农业

8 . 1932年，中央苏区颁令允许私人资本投资经营工商业。1933年，中央苏区设立国民经济部，下辖对外贸易总局，专门管理苏区与国统区的贸易，并支持商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些举措有利于（     ）

A．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	B．打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
C．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	D．促进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

9 .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姚莹在所著的《康𬨎纪行》书后专门附了一幅《今订中外四海舆地总图》，并称之为“四海万国，具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眛”。这一做法（       ）

A．有助于国人了解世界形势	B．启迪了魏源编撰《海国图志》
C．旨在敦促政府“师夷长技”	D．开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先河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一方面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制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等神学理论，以神权论证君权，以天道论证人道，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回答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垂问乎天人之应”等问题，使儒学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董仲舒一改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点，继承了荀子的外王路径，改造儒学，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使儒学能够满足封建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等现实政治的需要。

——摘编自王杰《汉代神权政治的重新确立——董仲舒与儒学的神化》

材料二   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实现了与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其后果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

——摘编自申波《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董仲舒新儒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