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宋太祖不愿再见军队夺取政权的威胁。宋代的政治权力，即倚仗儒生士大夫所撑持的一个庞大的文官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宋代科举取士，儒生基本上是经由竞争，以经典知识与文字表达能力，进入文官系统。宋代名臣，如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两宋（宋郊、宋祁）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都没有显赫家世，凭着文采与知识，在士大夫中脱颖而出。

宋代优遇士大夫，胜于前后列朝。据说，宋太祖留下祖训，不得诛戳士大夫。核对历史，宋代党争虽烈，失势的官员至多降职贬逐，却没有杀身之祸，甚至身陷罗网也属罕见。宋代知识阶层的地位提高，来必只是由于政权对文人儒生的尊崇，其实还在于这一阶层人口众多，形成相当广大的社会基盘。……大概由于教育较为普及、知识传布较为方便之故。宋代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也较过去更为重要。读书人往往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小区拥有发言权，受乡里尊重。

——摘编自许俾云《万古江河》

材料一 战国时期，伦理思想领域中的争鸣，是围绕着孔子提出的“仁”“礼”展开的，有的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有的则在批判“仁”“礼”的基础上另立新说。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对以前或同时代的各个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综合和批判；同时他也受到这些学派不同程度的影响，吸取并发展了他认为合理的成分。其学说是在批判地总结战国时“百家争鸣”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

——摘编自沈善洪、王风贤《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册

材料二   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政治哲学论著《明夷待访录》或鲜明或朦胧地昭示的路向是，从农本型自然经济迈向工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上从“君治”通往“民治”。黄宗羲著此书之际，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说尚未传播到中国，黄氏拥有的学术资源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一一因袭并变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扬弃两汉魏晋隋唐宋元带有道家色彩的无君论、非君论，直承中明以来党社议政之风及市民文化的精髓，综合创作于《明夷待访录》之中。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一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材料一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材料二   官僚政治运转正常时，官员“更新率”一般是较高的，经常有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或朝为高官而暮为匹夫的情况，从而对贵族化趋势构成抑制。但另一方面，“世卿世禄”在汉代还不是太遥远的记忆，官僚显贵世代传承权势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君主应予保障以换取其效忠，并为之提供了“任子”一类特权性起家途径。由此，“世家”、“官族”在一度中衰之后，便在新政权中开始了新一轮的缓慢积累。

——摘编自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材料一   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续汉书·百官志》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离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僧决于心，情伪由于己。……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唐）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

材料三   因考试乃一种公开竞选，公平无偏滥。……寒苦子弟，皆得有应考之可能。又考试内容，全国统一有助于全国各地文化之融结。……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此制度预有大效。”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一   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知所从矣。”

材料二   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黄宗羲说：“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材料一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材料二   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和其他权利。汉文帝接受贾谊的“儒家‘兴礼乐’，更新秦朝法律，‘刑不上大夫’”的建议。汉律规定，对普通人犯随时逮捕，对有贵族官僚身份的人犯，如需要逮捕的，必须先奏请皇帝批准，逮捕后不加刑具，以示宽容。刘邦时，法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惠帝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

——据李小兵《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整理

材料三   公元前3世纪左右，平民在法律上已取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开始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到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一般臣民以公民权。帝国初期罗马法学家们讲的“平等”，不仅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平等，而且也是建立在罗马奴隶制社会相当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平等。古希腊多葛学派进一步提出自然法体现人的理性的观点。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和后来的法学家们继承并系统论述、论证自然法学说。

——沈宗灵《略论罗马法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始终将政治安全放于首位，倡导忠君爱国理念，维护政权稳定。古人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农业经济的维护。同时将“富国强兵”作为政治安全的保障，注重提升军事实力。统治者一再强调居安思危，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保证了与匈奴、吐蕃等民族的和平交往，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中国周边环境和平起到巨大作用。

——摘编自赵明旸《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逐步发生嬗变。近代开明士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了解并学习西方。同时，有识之士对发展的认识逐渐超越了传统“以农为本”思想的局面，注意吸收西方商业文明的成功经验。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曾指出：“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19世纪中后期，在新疆阿古伯“政权”作乱及日本入侵台湾的陆海紧张局势之下，出现“海防”与“塞防”之辩。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各陈利害，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建议。

——摘编自王熙《四个维度看近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嬗变》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分析安全威胁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的深刻思考和重大决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出发，提出了具有鲜明的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国家安全思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和全球化发展的新要求，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提出了以普遍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

——摘编自曹峻《试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