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围绕着上书未达光绪皇帝这个问题，有如下史料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3 . 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实践。社会主义经历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实践依据国情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先后两次推行变法，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材料一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1898年6月《申报》刊登光绪帝颁布的“明定国是”诏

材料二 《清廷戊戌朝变记》载，慈禧曾经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戊戌政变后，慈禧的懿旨中频繁出现“祖宗之法不可坏”，并恢复八股取士，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材料三 1901年1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在西安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8月，慈禧又言：“变法一事，关系甚重……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1902年11月，清廷明谕全国：“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